洋务学堂创办及发展过程的反思—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了适应清朝中央及地方政府与洋人交涉的现实需要，洋务派最先创办了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堂。在此之前，清政府与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但这类人只是粗通外语知识，加之其中一些人心术不正，为利益驱使往往翻译失实，李鸿章到任上海不久便发觉这一现象并揭露说：“(此类通事)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他们甚至)“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参考文献：

　　[1]筹办夷务始末[C]∥同治朝，卷1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141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中都明文规定：“自今以后，所有议定各款，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或法文作为正义”[[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2]102/105。在之后签订的《北京条约》中这项规定也未作改变，同条约的其它各款一样，“克日施行”。此后条约解释以外国文字为准，加之外国公使开始常驻北京，直接交涉事件骤然增多，这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尽快拥有自己的翻译。鉴于这种情况，清政府就必须培养翻译人才了。

　　较早感到迫切需要培养自己翻译人才的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代表清政府与英法谈判并签订《北京条约》的奕訢，他说“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不辩，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3]5 “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3]6所以，奕訢等人在1861年初所上的筹议善后六项章程条款中，便把设立同文馆列为同设立总理衙门等事一样的紧急措施之一，奏请清政府于京师建立同文馆。实际上，比奕訢更早提出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设学的还有郭嵩焘。1859年初，他在京任官时就上过奏章，援引康熙帝在同沙俄交涉中，令人习其言语文字，因而得以通其情，“卒服俄夷，使之帖耳受盟”的例子，建议选派通习外语之人，“使转相传习”。[4]当时，咸丰帝并未认真对待，此事便耽搁下来。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已建立，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清政府批准设立了中国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6月开馆。

　　同文馆初设时，是仿照从前俄罗斯文馆的先例**。奕訢在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奏折中说：“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3]5这体现出同文馆初设时的性质，它并不是从学习外语语言文字再到获取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近代教育学校，而只是以满洲贵族为代表的清政府适应同外国侵略者直接交涉所需要的翻译人员养成所。只是后来随着时局的变迁，它的性质才发生了变化。

　　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随着洋务运动开展范围的扩大与程度的深入，特别是洋务派求强到求富的思想转变后，仅仅懂得翻译与西学皮毛的人已经不能适应对人才的需求，清政府又创办了一系列的工程技术类与军事类学堂。

　　从求强到求富的转变，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促使洋务派与洋人争利，另一方面是军事上饷需匮乏而导致。但是1871年沙俄派兵侵占新疆伊犁和清政府眼中的东瀛小国日本的侵台事件直接促使清政府认识到整顿武备和扩充各机器局的重要性。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饷源，无以持久。”[][5]29这样“求富”就成了清政府考虑的首要大事。但如何“富”?李鸿章有一段代表性的议论“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濬饷源，莫如振兴商务。”[][6]23何为商务，即近代航运﹑电线﹑煤矿﹑钢铁铜铅等矿的开采和冶炼﹑纺织﹑金融等。那么要振兴这些商务和建立新式海陆军以整顿军备继而使国家强大，就必须有与之适应的人才，于是工程技术与军事学堂应运而生。

　　较早兴办此类学堂的是地方洋务派左宗棠，他创设福州船政局时便附设求是堂艺局以培养所需技术人才，后改为船政学堂。这是洋务运动中第一所专门技术学堂。到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了一股创办这类学堂的热潮。原因是德﹑日等一些后起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改革后羽翼渐丰，便迫不及待的推行扩张政策，对中国沿海及边疆虎视眈眈。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如法国侵越后，进而觊觎中国西南。在这种局势下，清政府在各地举办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学堂，且海军学堂居多。与此同时，为军事提供技术等方面支持和新兴的民用工业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技术类学堂也陆续被举办。李鸿章在1870调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及附近陆续创办了一些此类学堂，军事类主要有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技术类主要有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另外还有张之洞等人在广东﹑湖北等地举办了一些同类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

　　纵观洋务学堂创办及发展，历经三十余年，清政府斥巨资延聘教师，可谓花费不菲，对于人才培养的效果，梁启超却评价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7]130，“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主持过洋务学堂中著名的北洋水师学堂十余年的严复曾说：“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言之，其中子弟无得意者，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8]305。可见，他也承认洋务教育的失败。郑观应也曾指出：“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织英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他如水师武备学堂，仅设于通商口岸，为数无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洋认真学习……况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专精研习曾无一人，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9]77。综观以上之言，可以看出洋务学堂培养出的学生很少有真才实学。

　　二﹑ 洋务学堂创办及发展过程的反思

　　洋务学堂曾担当了时代的角色，放出一丝异彩，但却无力超脱历史的羁绊，留下了失败的记录。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本文试图从教育战略规划层面加以分析，并探究其现实意义。教育规划是指政府或某些政府机构根据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需要为培养所需人才进行的决策，根据我国近代时期所具有的高度中央集权式社会体制的特点，可以认定创办洋务学堂时期的人才培养与教育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但清政府对于当时的人才培养又是怎样规划的呢?

　　首先，“清政府在举办洋务学堂的过程中，虽然有过一些计划，但却没有远景规划与明确的战略目标，因此基本上可以认定是被动的，特别在洋务运动初期更是如此”[][10]146。洋务学堂的创办及发展，主要是由于洋务派在洋务活动实践中，意识到培养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而逐渐实施的，是适应洋务活动的具体需要进行的。这就规定了他们所要培养的人才的范围，决定了他们对所培养的人才的态度，并且限制了这批人才的成长，终至也像他们举办的其它新政一样，最后宣告失败。“三十年之久，不仅未曾培养出一个堪称略具致国富强才能的人才，一个堪能担当方面事务的人才，甚至连能为洋务派保持半殖民地现状做出有效尽力的人，也竟一个都没有”[][11]581。况且清朝在被迫开放国门前实行闭关锁国的统治，多年政治上的保守排外导致晚清在培养对当时所需的实用人才时，既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又缺乏必要的准备，所以在制定相关政策和实施教育实践过程中，不少决定是为了应一时之需而仓促形成的。因此这种应急人才的培养，难免有“头痛医痛，脚痛医脚”之嫌。

　　其次，从初期的英、法语再到后来日语的开设，不难看出清政府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时缺乏战略规划。总理衙门获准设立京师同文馆时，计划开设英、法语，并要求广东、上海督抚从当地挑选懂得英、法语言又诚实可靠的人士到京担任教习，当时的考虑是“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美从而阴附之”[

　　][3]5，但是后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随之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由于时局的需要，总理衙门遂要求京师同文馆开设日文，培养日文翻译以解交涉之需。文献对此的记载是;“查日本同洲邻近，交涉日繁，亟应添设东文学馆以备异日翻译之选”[][12]48。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起，一直在发展近代化，企图在亚洲甚至世界崛起。至甲午战争前，经济和军事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况且它对清政府的广袤领土觊觎已久，1874年对台湾的侵略及1879年吞并琉球就是明证。本应在被迫开放并学习英、法语和西方交涉之后，主动、及早的在同文馆开设日语，习其情，进而加以制之。遗憾的是，清政府依然是在战争失败后，才有此动作。

　　再次，从以上对洋务学堂创办及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封建统治者总是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才被动接受某种新事物”[][13]34。1859年初，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有鉴于外患日重，认为应该招募熟悉西方语言之人，以便于习西洋情势进而谋御敌之法。他了解上海、广东等地，华洋杂居，“语言文字积久诸习，当不乏人”。因此上奏清政府，建议从沪、粤等地选派通西语之人上京，以至于“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略”，(甚至可以)“使转相传习”。但在当时，苟且而顽固的咸丰帝却对这一有预见性的建议未加理睬。但仅两三年后，便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同文馆，令人专习外国语言文字，是因为不久前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规定中外交涉必须以外国文字解释为准，迫使清政府迅速培养自己的翻译。之所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办学堂，又因这些地方或属“通商纲领”，或为“中外交涉事件”“总汇之所”[][14]12。于是我们看到在19世纪60年代当清政府陷入军事外交的失败，受到极大挫折，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刚解除危机，新式学堂就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当屈辱的记忆减淡后，急需的根本防卫措施，包括创办新式学堂，看起来也不那么紧迫了。然而新的危机，如沙俄1871年占领伊犁，1874年日本侵占台湾，又重新激发了清政府对培养实用人才以解决对国防急需近代化人才需求的关心。

　　当然，包括同文馆在内的洋务学堂并不是一无是处，正如引言中所说，虽然清政府在创办时带有浓厚的被动与权宜色彩，但它毕竟打破了传统儒学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近代教育与西学的传入与传播，在近代社会演进中，有其先进性与必然性。

　　但本文主要对清政府创办洋务学堂的被动及对人才培养缺少长远规划进行总结和反思，且仍有其现实意义。如今，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了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对于人才的培养、教育仍然是处于当今世界中的中华民族必须重视的时代问题。有鉴于此，从晚清洋务学堂的创办及发展中，获得某些启示现实的教益是有必要的。众所同知，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冲击下，我国产业工人大量失业，但仅一年后，沿海许多企业竟出现“用工荒”。这其中原因众多，不过有一点很重要，便是人才培养不对口，具体讲便是国家对技术工人的技能培训不能完全符合用工需求所致。对此，我们要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这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追求创新的时代，针对国家现状与今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我国的人才培养制定正确的战略目标与远景规划。

　　[1]筹办夷务始末[C]∥同治朝，卷1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中国发展根本离不开教育，面对未来我们可以依靠历史为鉴，结合在教育与历史的论文，是极为具有远瞻性和现实性的，此篇论文就是属于这种历史教育教学的经典范文，思想性较好，可以值得广大学者，教师借鉴和学习的。如果您也想发表高等历史教育论文到教育期刊，可以咨询本站编辑帮助您解决写作发表中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