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现阶段城乡规划工作之矛盾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其相关配套法规尚未健全，从而导致城乡规划工作的难度、深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城乡规划工作者是一种挑战也是创新的契机。城乡规划，是指对一定时期内城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根据马克思哲学矛盾论的观点，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城乡规划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是事实存在，现将主要矛盾归类如下。

1 城乡规划与意识形态之矛盾

1.1政治意识形态与城乡规划

政治意识形态 (ideology) 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属于上层建筑，它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展开的政治关系的运作过程的反映。它具有时代性和利益性。城乡规划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城乡规划却又高于政治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都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和经济、政治状况的变迁而变化。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有不同的城乡规划，政治意识形态往往决定城乡规划的是否合理。仇保兴说,“地方政府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提出脱离实际的规划要求;地方政府法律意识淡薄，擅自违反规划权限、程序和强制性内容的规定，不按照法定程序，随意干预和变更规划;”由此可见政治意识形态与城乡规划的矛盾尤为突出。

1.2经济意识形态与城乡规划

马克思阐明了人类历史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中国则处于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完全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由计划经济时代转向市场经济时代，随着经济意识形态的改变，城乡经济从“又快又好”发展到“又好又快”，城乡一体化的经济意识形态也逐步形成。城市和乡村规划独自为政的规划丧失指导意义，原有规划的视角及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反而阻碍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经济模式转型，这必然会促进城乡规划转型。

1.3社会人文意识形态与城乡规划

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乡村与乡村彼此之间社会人文各异必然导致城乡规划的多样性。“千城一面”到“千乡一面”的城乡规划建设，断送了社会人文意识形态具有地域性与多样性。“城乡一体化”社会人文意识逐步形成，然而城乡规划却成为“城乡一样化”。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了人文发展指数(HDI)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即使是城乡规划目标就是将人文发展指数(HDI)提升一致，而不是将城乡社会人文意识的内容的多样性变为同一性。

2 城乡规划与多元化利益之矛盾

2.1多元化利益冲突日益尖锐

土地利益冲突从古至今尤为突出，白铧(2006年)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公共利益的界定》中提出“多元化利益主体分为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两大类，公共利益为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土地使用和建设者属于公共利益主体，没有营利目的，非公共利益主体与公共利益主体相对应，使用土地和建设者为了自身利益，并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肖鹏飞在《城市规划利益平衡的问题探讨》中提出“城市规划利益主体分为三类进行研究，包括政府利益、开发商利益和公共利益”。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利益主体就是一种经济人，公共利益属于特殊的集团利益具有地域性，并非全体人类共有性。集团利益可以是国家、城市、乡村、企业等集合体利益集团。城市集团之间因项目引进，采取恶性竞争。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国改制企业集团利益与城市集团利益博弈尤为突出，企业因改制成本需求，为了提高土地的价值，采取变更规划条件等方式解决土地变现的问题。我国在工业化初期的粗放型城镇化是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换取城市化，随着我国城镇化加快，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城镇与乡村为了各自集团利益相互博弈。

2.2 城乡规划难以维护利益平衡

随着土地利益矛盾的突出，城乡规划则成为土地利益矛盾平衡的杠杆。我国目前大部分城市采用判例式的法定规划，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自由裁量权赋予城乡规划过大，无法将利益平衡进行公正、公开化。通则式具有一定地域性和特殊性，城乡规划就如一把尺子，公正、公平、公开的丈量利益平衡。尤其是处于快速城镇化的中国，面临经济体制改革及政治体制转型，不健全规划管理体系，弱势群体(集团)利益如何得到保护，城乡规划维护谁的利益，都以成为城乡规划的突出问题。建立判例式与通则式相结合的均衡发展模式已成为目前我国城乡规划维护利益平衡的唯一途径。

3 城乡规划与土地经营之矛盾

3.1 土地经营影响城乡规划编制

随着城市规模突飞猛进，基础设施建设与更新速度与城市经济供增长比例不协调，建设需求大于经济支撑。政府将土地作为融资平台，以土地回报收益来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南方某城市相继出台“以地养路”、“河水煮河鱼”的城市土地经营政策。经济学角度就是BOT模式或是BT模式。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直译为“建设-经营-转让”，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以政府和私人机构之间达成协议为前提，由政府向私人机构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一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其相应的产品与服务。BT是英文Build-Transfer缩写形式，意即“建设--移交”，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来进行基础非经营性设施建设项目的一种融资模式。 BT模式是BOT模式的一种变换形式，指一个项目的运作通过项目公司总承包，融资、建设验收合格后移交给业主，业主向投资方支付项目总投资加上合理回报的过程。随着土地回报经营模式开展，政府成为“圈地运动”的始作俑者。通过控制土地经营操纵城乡规划编制，将城乡规划编制成为城市土地增值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南方某市2011年以前编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查，80%以上的控规围绕企业改制、道路建设两厢土地经营来编制规划，这导致城乡规划具有很强的短期利益性、政绩性、单一性。

“以地养城”已成为我国城市发展主要模式。大部分城市采取双管齐下方法获取土地利益最大化，一方面通过编制规划，扩大城区建设用地;另一方面通过采用集约节约用地，提高开发强度。据统计湘潭市政府部门已经控制的用地达68578.37亩，占城市建设用地的三分之一。

3.2 城乡规划编制制约土地经营

3.2.1一级市场土地规划条件缺乏科学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我国土地出让必须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出具规划条件，城市建设用地必须实施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某城市总体规划刚刚获批，以前编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无法指导土地出让，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进度与国土储备规划不一致。导致个别城市土地出让规划条件是结合总体规划及各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的要求，先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规划容量论证等方式进行出具。据统计，2009年至2010年某市出具的规划条件每宗地规划容积率平均值大于2.5。导致规划条件具有片面性、时代性和政绩性。

3.2.2旧城土地整合开发的无操作性

随着新拆迁条例颁布，城市更新，旧城改造，城中村等已建成区域土地开发建设已经成为城市病，政府为了提高城市形象，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在城市这些区域不惜发巨资编制一轮又一轮的规划。规划编制往往从城市形象出发，却没有落实到土地整合层面，没有明确城市土地整合开发的主体及土地整合开发的相关程序。编制的规划无法与土地挂牌上市相结合。概念大于可实施的规划制约土地经营，最终是阻碍城市发展。

4 城乡规划之内部矛盾

4.1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矛盾

4.1.1规划理论研究缺乏

规划理论来源与规划实践，我国经历俄国城市规划模式，英国城乡规划模式，却没有探索一条属于中国城乡规划理论的模式。沿用R.M诺瑟姆的城市化“S”轴线理论，却没有反思和统计我国城镇化指数。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区域性、流动性，城市人口规模的预测能否套用国外的增长模式都是值得探索。土地二元结构影响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转化，两种不同形式的土地结构是限制城市化的最大障碍，影响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的根本原因。土地是人类生存的载体，也是城市和乡村的载体。二元土地结构成为城乡规划工作的主要矛盾之一，城乡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如何转化、农民角色如何转变等经济社会问题无理论体系支撑。城乡规划区范围内城市发展与农村、乡镇发展如何协调发展尚未形成成熟规划理论体系。

4.1.2城乡规划相关规范滞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模式的转变，随着城市对资源的供需加大，我国编制大部分规范也受到经济制约，相关指标较为保守。如随着国务院《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城市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停车的配置设施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行车难、停车难等问题也成为人大、政协经典议案。如何确定停车相关标准迫在眉睫。去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关于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编制停车规划，合理划定停车标准。乡镇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重叠部分是按城市的相关规范，那么不重叠部分是按乡镇规划的相关规范还是统一参照城市相关规范。农业产业化项目是执行工业标准还是农业标准，农业休闲项目参照什么规范执行等。规划编制干扰规划行政许可由于技术规定本身的不规范性，规划编制利用技术规定的含糊性编制规划，导致规划管理难度加大。规范的不规范，导致自由裁量权扩大，影响规划管理。

4.1.3规划编制缺乏实际指导意义

规划行业浮躁大于沉稳，概念大于实施。规划编制卖的是概念，流行的方案;规划管理买的概念，实施也是概念。现实和理想总是彼此相望，却又含情脉脉。规划编制随意大于严谨，对地域的地质、水文、居住习性、地块权属不了解的情况下，规划设计概念路网犹然然而生，给规划管理却是制造矛盾。多重规划，多重身份，多层领导影响规划管理延续性。规划不是蓝图，规划是指导城市健康发展的导则;规划不是蓝图，规划是具有延续性的动态过程。

4.2城市规划师之间角色矛盾

我国规划师根据服务对象主要分为行政机关、编制单位或大专院校、开发公司及规划援助团体。城市规划师服务对象不一致，导致规划利益导向偏差，影响规划的实施。城市规划师应具有职业道德，共同研究城乡规划发展问题，共同推进城乡规划事业发展。城乡规划是一项技术性强的综合性工作，规划师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规划编制及实施的好坏。规划师应站在不同的立场思考城市规划问题，而不是相互抨击。规划师价值体系不应角色转变而变，规划师的价值观念应贯穿于整个城乡规划体系，规划师角色变则价值观不变，方能推进城乡规划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矛盾论

[2]许胜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共党史出版社

[3]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的产业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4]肖鹏飞、罗倩倩城市规划利益平衡的问题探讨规划评论第42期

[5]陈峰，世界资本主义长程运动与我国城市规划的历史走向 [J]城市规划2011(1)

[6]胡序威，着力健全规划协调机制 [J]城市规划2011(1)

[7]赵虎，规划师传统价值观体系的构架及现实检讨—基于《论语》学习的浅识 [J]城市规划2011(1)

[8]李德华等,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