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快速发表论文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命运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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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张爱玲凭借着她个性化的体悟和独到的笔调，创作出一个个满目疮痍、格调苍凉的故事，故事中活跃着一个又一个女性。这些女性无论怎么挣扎、怎么拼搏、怎么奋斗，最终命运都是一样——苍凉凄美，没有出路。张爱玲的家庭和爱情婚姻带来的人生悲凉感是其作品中女性苍凉命运的表层原因；张爱玲意识到“她的时代”“仓促”，感到“惘惘的威胁”是其作品中女性苍凉命运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命运

　　张爱玲的小说以悲剧故事见长，而“苍凉”是其悲剧叙事风格的内核。她笔下的人物虽然经历各异，但无不演出着一幕幕生存悲剧。她最注重的是女性人物，她笔下的女人们因袭了女性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地挣扎、堕落，无论怎么样都没有出路。她的作品中写爱情，但不是那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结局是花好月圆、洞房花烛的恋爱故事，而是一种哀情，一种不健全、不完满、不正常、不幸的爱情。本文试图对这种现象进行论述，并探讨这种现象的成因。

　　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少女形象，如葛薇龙、许小寒、郑川嫦等。这些女性天真纯情，不了解人世的黑暗和无奈，但就于不了解中，已被人生的黑暗和无奈吞噬。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为了完成学业而投靠姑母梁太太。梁太太是一个“关起门来的小型慈禧太后”，葛薇龙就在梁家“绿幽幽的冷酷而淫荡的世界中堕落下去”,“不是为乔琪弄钱，就是为梁太太弄人”。尽管葛薇龙知道自己越陷越深，未来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惧，但却无力自拔，挡不住“黑暗”的腐蚀和诱惑，终于灵魂堕入了深渊，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学生变成了一个交际花。

　　《花凋》全篇故事以郑川嫦被粉饰的墓园和墓志铭为始，带出她那“美丽而悲哀”的人生真相。正如叙述者所说的那样，川嫦的一生“全然不是那回事”，川嫦的墓志铭及其被美化了的墓园，成为郑先生为女儿所造的讽刺模型，一种违背真相的修正手法。

　　川嫦生前卧病房中，正犹同被人软禁于“铁闺阁”里，全家以保护的名义使她动弹不得，自由被剥夺却又不提供她应有的医疗照顾。作者细腻而深刻地写出了川嫦临死之前的绝望感：

　　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她受不了这痛苦，她想早一点结束了她自己。

　　读这样的文字，不禁让人脊背上产生阵阵凉意，一种痛彻心骨的寒冷。诸如此类的少女还有许小寒、愫细等。这一群美丽而多情的少女，生活于没有出路的人间，只能用自己的美丽去祭奠人生的寂寞荒凉，看着自己的纯情被一点点腐蚀，无论是呼天抢地，还是冷漠笑对，一切都是虚空。

　　第二类为中青年女性形象。如曹七巧（《金锁记》）、白流苏（《倾城之恋》）、霓喜（《连环套》）等。这类女人的共同特征是缺少了少女的纯情天真，而多了成熟女性的圆滑世故。她们在人生中费尽心机，耍尽聪明去争得一席之地，而最终却归于没落或因偶然的机缘成全了自己而更显人生必然的荒凉。因此她们的命运就更有震撼人心的悲剧性。

　　曹七巧，以一个从麻油店走出来的女人去高攀簪缨望族，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原来当残废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于老太太一念之仁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成了她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在姜家的环境里，当姨奶奶固然未必有好下场，但黄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么高涨，恋爱欲也不致被压抑得那么厉害。对于一个女人，最宝贵的莫过于爱情和儿女。但她为了黄金，只能低声对小叔嚷道：“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为了黄金，她十年后心甘情愿地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的吹破。情欲的压抑使她妒忌并破坏儿子女儿的爱情和幸福。“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不是一个弱者，她千方百计要比人强，要防着别人夺她的黄金，要整治儿子媳妇女儿，她精明强干，这精明强干却更残酷地害了她，使她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女人的资格。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出身于破落旧家庭，离婚后回娘家，在娘家却难以立足。为了出口气，她寻找新的归宿，以自己的漂亮和名誉做赌注，把寻找经济靠山作为择爱的标准和目的。她与华侨富商子弟、假洋鬼子范柳原邂逅而坠入情网。范柳原是一个饱经世故、精明狡猾的老留学生。他的目的是在不损失自己“自由”的前提下得到一个情妇，并不是想要一个妻子和承担起丈夫的责任。白流苏则希望凭借这个华侨富商的财源确保富足的物质生活，组成可靠的小家庭。在他们的交往中，白流苏步步设防，一点也不肯失陷了自己，最终却不得不甘认失败，牺牲了淑女的身份和三十岁青春，不惜当情妇而由沪入港投入范的怀抱。但白流苏是幸运的，香港陷落成全了她，使她成了范柳原“合法的妻”。但这只是偶然，张爱玲笔下女人的必然出路却是像《连环套》中的霓喜那样。霓喜先后和多个男人同居，“她要男人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她千方百计想成为对方合法的妻子，为此她一次次算计、挣扎，最终却每每人财两空。

　　这一群女人执著于生活，生命欲望强烈，小心谨慎、费尽心机地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却大都归于失败，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人生的悲凉。

　　第三类为老年妇女形象。如娄太太（《鸿鸾禧》）、紫薇（《创世纪》）、奚太太（《等》）等。这些女人没有了少女的纯情，也没有了青年女性对生命的看重和执著，有的是经过岁月折磨的疲沓和回首往事的感伤。精彩的年华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自怨自艾以及年老珠黄时对生命不甘心而又不得不忍受的痛。

　　《等》中的奚太太、童太太她们一生都在等，等“给了她们许多磨难的公婆长辈过世”，等出门的丈夫回来，在“等”中，一年年消耗了自己，等到的结果却是丈夫又娶了一个或两个太太，而自己“仍旧每天黑早起身，在黯红漆桶似的房间摸索摸索，息息率率，手触到的都是熟悉的物件，所不同的只是手指骨上一节节奇酸的冻疼”。

　　这群女人的没有出路，除了社会原因外，又多了一个谁也无法抗拒的生命流逝、年华已去的因素，因此更具有普遍性的悲剧意义。

　　二

　　在20世纪中国女作家中，张爱玲的思想背景复杂而富传奇色彩，她曾经煊赫的家庭门第辉映着一个王朝的背影，而她只能在那个晚清贵族彻底衰败的年代，亲自感受父母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并且经受了真切的战争的威胁。这一切构成了她早期创伤性的生存体验，并过早地在她的思想背景里打上了乱世的记忆。

　　张爱玲的祖母是清代末年著名官僚李鸿章的女儿，祖父张佩纶也曾担任清末官僚。1921年，张爱玲出生时，这个封建大家族也像《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样，由“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势而家道中落，尽管如此，大户人家的作风派头却依然风韵犹存。

　　张爱玲之父便是一个具有遗少作风的典型。他素有弄风捧月之旧习，更发展其性格暴戾、乖张的一面。而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清丽孤傲的女子。旧习气与西洋化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张爱玲父母感情不和终致离异。她便和父亲、继母生活在一起，受尽了他们的欺凌和侮辱。这些经历使本来性格就内向的张爱玲更趋于孤独哀伤，加上她的聪慧多思，更使张爱玲对人生持一种深不可测的态度，且永远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哀。

　　对于此，张爱玲是如此论述的：“我们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生活的上空一直笼罩着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有时几乎要窒息。”①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圣经》”——法国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中有这么一番话：“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②女性只能依赖男性，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而这种希望完全落空时，情形又当如何呢？

　　青年时期，张爱玲曾倾心胡兰成。他们也确实度过了一段美丽的时光。但在敌伪时期，胡兰成的文品和人品却表现出恩仇颠倒、是非混淆，结果还抛弃了张爱玲。惟其有过幸福，结局才更显凄清与悲凉，正如张爱玲叹曰：“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③

　　以一种萎谢的心情去看世间百态，去看芸芸众生。于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其笔下的女性总是千般挣扎，却没有出路。

　　三

　　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说道：“个人即使来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④

　　开头一句话的意思是“时代”比个人仓促。人们一般常说“人生苦短”“让时间来证明”，即“个人”总要比“时代”、“时间”、历史来得仓促。张爱玲又何出此语呢？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⑤在《我看苏青》中又有这样的论述：“如果感到时间逼迫，那么真的要说逼迫，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比“个人”还要仓促的时代是指某一段具体的时间，所谓“她的时代”是指最适合她，而她也最如鱼得水，活得来劲的一段时间。

　　那么，张爱玲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

　　对此，柯灵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做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⑦

　　由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张爱玲清楚地认识到属于她的时代，也清楚地认识到“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的时代正在流逝，并且一去不复返，因此便感到思想背景里“惘惘的威胁”，“在张爱玲这里，时间被认为极不稳定的因素，意味着文明的颓败，意味着美好事物的逝去，成为流离动荡的乱世的根源。”⑧这种意识潜在地影响着她的创作，使她的作品浸透了那样一种不欲言明的深刻的没落感。

　　张爱玲是在最高层次的意义上，认为惟荒凉是人性的、人生的实有，但高处不胜寒，张爱玲还要从高而降，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在满目荒凉里寻找一些慰藉，哪怕这慰藉终不免落花流水去。因此其笔下的女性也是充满了追逐，充满了寻觅，怀着这样那样的欲望，想在这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可以立身，但结果却是惟追逐才更失望，惟寻觅才更荒凉，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无论你怎样都逃脱不了命运的网，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没有出路。

　　结语

　　自五四以来，陈衡哲、庐隐、冯沅君、丁玲、冰心、萧红等女作家都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和语言书写女性经验，并藉此将女性特质纳入文学史。在此方面，张爱玲有其独特之处。她因在家庭和时代中找不到个人的坐标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感，以一颗忧伤孤寂的心面对“时代沉落”和“仓促”“破坏”的趋势，而感到“惘惘的威胁”，形成了悲剧气质、苍凉心态和感伤情调。用这种眼光去看纷纭人生，无怪乎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情感体验会千疮百孔，无论怎样挣扎都没有出路。

　　①张子静.我的姐姐[A].金锁沉香张爱玲[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②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③于青.《张爱玲传略》[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④张爱玲.《〈传奇〉再版序》[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⑤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⑥张爱玲.《我看苏青》[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⑦柯灵.《遥寄张爱玲》[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⑧冯爱琳.时间意识与张爱玲小说艺术[J].惠州学院学报.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