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与文化论文发表金批《水浒》中的接受美学初探

　　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我们现在所用的纸张，笔墨纸砚都源于古代，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现如今必不可少的技术。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阅读的图书及其他文化。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社会科学类专业学术期刊。
　　【摘要】金批《水浒》从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研究热点,但关于金批《水浒》作为文学接受以及其中的美学问题,历来为研究金批者所忽视。事实上,金批《水浒》是金氏对这一部小说进行的一次示范性阅读和阐释,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文学接受的一个过程,此过程包含了很多的接受美学的问题,文章拟就此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金圣叹,《水浒》,接受美学

　　萨特认为文学作品是“为他人,仅仅是为他人的艺术”,[1]这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存在,是以读者的阅读为前提的。接受美学指出阅读不只是被动地等待和接受作者现成的提供,而同时是揭示和创造的过程;不是单纯罗列作品中一个个已有单词的表象对象,而是揭示这些对象背后的意义,并对这些对象作新的组合和创造。金圣叹点评《水浒》是金氏对这一部小说进行的一次示范性阅读和阐释,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文学接受的一个过程。关于金批《水浒》作为文学接受以及其中的美学问题,历来为研究金批者所忽视。虽然继197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关于中国叙事文学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呼吁学术界应该重视金圣叹对小说评点的研究之后,国内外有众多学者进行了金批《水浒》的相关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共发表的有关论文就有200余篇,这些论文从金批《水浒》出发,研究了金圣叹小说理论的方方面面,涉及有文学和艺术的真实与虚构、创作论、人物典型论、细节论以及小说的技法、情节论、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等等问题,鲜有涉及金批《水浒》的接受美学问题。虽然在19世纪还没有接受美学,但细细研读金批《水浒》后,就会发现金圣叹的批评方式与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的批评观点完全符合。本文试就此作一分析和研究。

　　当代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是作为一种活动而存在的,存在于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存在于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流程之中。这三个环节构成的全部活动过程,就是文学的存在方式,缺少任何一环,文学都不能存在。萨特说:“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行为的两个方面。”[2]分析和研究文学作品,应从本文和读者两方面进行。从这个理论层面上来考察金批《水浒》,就会发现金圣叹阅读点评《水浒》时游刃于本文与读者之间,激情之余,又表现了一种发掘作品潜在意义的冷静,虽然有时不免有些固执己见,但大多数能够从自我感觉中进行理性的、科学的分析和考察。

　　一

　　金批《水浒》,是作为读者的金圣叹对《水浒》文本实施的阅读行为,但同时也是作为接受者的金圣叹对《水浒》作品进行的创造性的接受行为。他的许多观点及行为与出现在20世纪的接受美学的理论不谋而合,这一方面体现了接受美学理论的必然性,同时也证明了金圣叹在对小说的阅读和欣赏中所形成的理论的超前性。金圣叹在第五回回评中写道:“以大雄氏之书而与凡夫读之,则谓香风萎花之句可入诗料;以《北西厢》之语而与圣人读之,则谓临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贤与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别,然则如耐庵之书,亦顾其读之之人何如矣。”[3]145他意识到由于读者的身份、地位、受教育的程度、职业等的不同,阅读同一本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产生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第二十一回回评中写道“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终不复弹。后之人述其事悲其心,孰不为之嗟叹弥日?自云我独不得与之同时,设复相遇,当能知之。呜呼,言何容易乎?……今试开尔明月之目,运尔珠玉之心,展尔灿花之舌,为耐庵先生一解《水浒》,亦复何所见其闻弦赏音,便知雅曲乎?”[4]400接受者要能知晓作品的本义,就要积极活跃地置身于作品之中,与书中的人物共享喜怒哀乐,唯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阅读,也才能真正地接受作品全部的内涵。金圣叹自己正是如此身体力行地阅读接受《水浒》文本的,在第六十一回回评中,他说道:“蔡福出得牢来,接连遇见三人,……吾读第一段燕青,不觉为之一哭失声。……又读第二段李固,不觉怒发上指。……再读第三段柴进,不觉为之慷慨悲歌,增长义气,悲哉壮哉!”[3]1123金圣叹随着作品情节的大起大落而起伏着自己的情感,作品中人物的行径牵引着接受者的所有情感,金圣叹已经完全融入了作品的氛围之中。然而,金批《水浒》中的接受美学的体现决不只是停留在这类接受主体的被动接受上,而是有着更深、更广的体现。

　　二

　　接受美学指出,读者的接受活动不是像镜子一样消极地获取作品的影像,作为接受主体,读者生活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他所受的教育水平、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他的生活体验和经历、他的性格、气质和审美趣味,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一系列方面形成了他审美接受的“前结构”,正是这一“前结构”,构成了他阅读接受的前提和基础,他必定在这个已知的基础上去理解和接受未知的因素。金圣叹在第十六回回批中说道“读书随书读,定非读书人。”在《楔子》中也感慨说“读者之精神不在,将作者之意思尽没。”这就是说接受主体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在此过程中,接受主体的“前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金圣叹是吴中才子,有着率性任情的个性,而他的这种个性又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水浒》点评,金圣叹在阅读点评《水浒》的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再创造,这一切,都表现在他对《水浒》的评改中。首先,金圣叹的批文就是再创造。他将一百二十回本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并云:“楔者,以物出物之谓。此篇因请天师,误开石碣,所谓楔也。俗本不知,误入正书。失之远矣。”[4]39第五十八回“吴用赚金铃吊挂,宋江闹西岳华山”,他认为鲁智深救史进一段写得不好,于是依据所谓的“古本”改删一番,并云:“俗本写鲁智深救史进一段,鄙恶至不可读,每私怪耐庵为亦有如是败笔?及得古本,始服原文之妙。”[3]1070至于他认为自己改创得好,作出一番赞叹也较常见,如把第七十回梁山泊大聚会宋江对天誓词改后赞道:“一百八人姓名,凡写四番,而后以一句总收之,笔力奇妙。”[3]1272从金圣叹删改原文,从而使之与自己的审美观点相合之举来看,这与接受美学中所说的接受主体的创造性是一致的。

　　现实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生生灭灭都由主观精神而自由抒写,小说也是心灵的虚构产物,删改顿成妙笔,那么根据自己思想情趣的“腰斩”,又有何不可?也因此,出现了金批《水浒》七十回本。金圣叹对《水浒》的腰斩,可谓是阅读创作史上的一大壮举。他因为不同意《忠义水浒传》中把一百零八将反叛官府、落草为寇的不法强徒塑造成忠君护国、保境安民而又被朝廷加害的悲剧英雄,便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其题署、书名以及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剥离和修改。在金圣叹看来,《忠义水浒传》的题目和内容会给广大读者形成“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3]7-8的负面影响,其作用实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3]7-8,并认为这是“后世好乱之徒”对《水浒》“谬加以忠义”之目之事的结果。因此,为要还施耐庵《水浒传》的本来面目,就“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虽小,所以存耐庵之志事大。虽在裨官,有当世之忧焉。”[3]7他从自己的担心出发而对《水浒》进行删削,他所说的“耐庵之志”其实也是他借腰斩《水浒》的行为而表达的个人之志。他在阅读《水浒》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情个性,并对其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

　　三

　　在接受美学中,对应于阅读者理解接受的“前结构”,本文亦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开放结构。因为读者阅读固然参与了作品意义的改造,但不同读者在参与同一部作品的这种意义创造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这部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再创造的可能性和限度。而从作品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与限度实际上是对读者的一种召唤和等待,召唤读者在其可能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或曰结构的召唤性。伊瑟尔对此的解释是,文学作品中存在着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各语义单位之间存在着连接的“空缺”以及对读者习惯视界的否定会引起心理上的“空白”,所有这些组成了文学作品的否定性结构,成为激发、诱导读者进行创

　　造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的基本驱动力,这就是文学作品召唤性的本质。也正是由于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与空白,读者在阅读时如不用想象将这些不确定因素确定化,将这些空白填补满,那么他的阅读活动就进行不下去,他就无法完成对作品的审美欣赏与“消费”,缺乏就是需要,需要就会诱发、激起创造的欲望,就会成为读者再创造的内在动力。所以,不确定性与空白便是文学作品具有召唤性的原因。由于读者的“前结构”与作品的“召唤结构”这两个在阅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的存在,因此解读本文的过程就意味是对本文意义进行假设、分析、推理、赞同、反对的一系列忙碌的过程,读者通过修补、连接、猜测、预设响应着本文对他的邀请和期待。金圣叹对《水浒》中宋江形象的评改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金氏在第三十五回回批中写道:“故读此一部书者,……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零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其好,劣即其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而无好矣。夫读宋江一传,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又用《史记》来类比,“记汉武,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3]658这里所说的“笔墨之外”正印证了文本的开放性和召唤结构,也正是由于《水浒》本文有着这样的开放性和召唤结构,金圣叹才有可能对宋江的形象进行评改。金氏笔下的宋江形象是一个全新的形象,几乎完全改变了作者的初衷,把一百零八将之首的英雄人物宋江硬是改造成了一个不忠不义、非贤非孝、只会玩弄权术的奸恶之徒,“金圣叹独恶宋江”也由此成了《水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狄德罗曾经这样讲过:“不管一个戏剧作家具有多大的天才,他总是需要一个批评者的。……假使他能遇到一个名符其实的比他更有天才的批评者,他是何等幸福啊!”[4]《水浒》正是由于有了金圣叹这样的阅读批评者才实现了《水浒》本文的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环节的动态交流,并使得后来研究《水浒》者注重对《水浒》结构的研究同对文学的存在方式的研究达到统一。“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作为读者的金圣叹凭自己的才学和悟性使得《水浒》文本发扬光大,“金本一出,他本尽废”,也是对他的杰出贡献的肯定。

　　参考文献:

　　[1]萨特.什么是文学[J].文艺理论译丛,1984(2).

　　[2]萨特.为谁写作[J].文艺理论译丛,1984(2).

　　[3]陈曦钟.侯忠义.水浒传会评本: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狄德罗.论戏剧艺术[J].文艺理论译丛,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