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社会的法律论文范文参考

　　中国古代和近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或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当时更多的是以有组织的匪盗，帮会等形式存在。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我国当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历史上的帮会组织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其组织形式、价值观念、犯罪手段、内部纪律、隐语暗号等各个方面都模仿近代帮会，与帮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与帮会文化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亚文化都是从认同和融合传统帮会文化开始，帮会文化的消极因素渗透进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髓，换言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帮会文化哺育出来的一个恶果”。

　　事实上，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往往是长期历史演变的产物，黑社会现象也是如此。黑社会现象古已有之，这也是令历朝历代政府颇为头疼的事情，就拿清朝来说，当时的黑社会犯罪就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如澳门的《知心报》在1897年发文指出：“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当时的统治者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打击黑社会犯罪，如李鸿章在任两广总督的时候也不断对其境内的“粤匪”进行清剿，在清剿过程中“李鸿章的清剿行动，也与前任们手法相似，整顿团练、保甲，派兵清乡。而比前任更进一步的是，他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并兵分五路进行大规模清乡。而且，经清廷批准，他于3月14日得到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政策。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清庭的死刑审判权，完全下放到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线”。这些措施不可谓不严厉，在短时期内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李鸿章离开广东之后，治安问题几乎立即回弹”。由此，即可以看出黑社会犯罪问题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体现出了黑社会犯罪的历史复杂性，这个问题的存在绝不是近几十年来才出现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二、黑社会形成的历史原因

　　1.“官本位”的官僚运行机制，为黑社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无容置疑，“官本位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官本位”长期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却是影响深远，也是后患无穷。官本位的官僚运行机制导致行政力量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正如刘泽华所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的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而这部分社会资源被士人阶层所掌握，而普通人手中所拥有的往往是被这种合法行政力量剥夺之后的剩余资源。而这些剩余资源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又是微不足道的。在社会中如果想获得更多资源的主要出路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流社会，进而到达与“上流社会”建立密切关系的层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做官就成了知识分子的正途。官位本身就成了学识、道德、荣誉、地位的体现，使之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但这种狭窄的社会进取通道，必然会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被排除在“正途”之外，那些无法通过这条路实现个人价值且生活困顿的人，往往就会拉帮结派成为“黑社会”，形成一股在社会洪流中得以自保的帮派体系。通过寻租“权利”，或以寻求“权利”庇护，在社会运行中追求自己或团体的最大利益。比如清朝的青帮等。

　　2.“仇官”、“仇富”的原始心态，导致自然形成社会“断层”，为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仇官”、“仇富”的心理。这种心理使得普通的大众与以“官”“商”为代表的精英阶层产生社会、心里隔阂。突出表现在“穷人与富人以及穷人和国家之间难以在社会公共事务和许多具有公共利益的问题（比如对付自然灾害、疾疫、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共同遵守公共道德与行为规范等）上形成必要的共识与关注，难以长期保持一致或接近的价值取向并采取共同行动，从而大大降低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大大增加了社会资源整合和在全社会从上到下形成社会责任意识的难度”。

　　“在国家政权尚能控制局势期间，绝大多数的穷人只能将仇富心理淤积于胸中或有限地溢于言表（最典型的莫如《诗经》中的‘硕鼠’篇），只有极少数穷人敢因为仇富（或加上其他动机）而变成专门或主要针对富人的财富下手（类似‘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的‘盗’、‘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穷苦大众难以立足于社会时，在这种“仇官”“仇富”心理的驱使下，其中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形成与官府对抗的黑恶势力，在经济上表现就是从事“黑社会”所标榜的“劫富济贫”的抢掠行为。

　　3.贫富悬殊为“黑社会”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自古至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虽然对贫富分化所带来的负面形象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历史上也不乏社会精英为缓和矛盾而进行的改革。但由于阶级利益所使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富庶的人家仓廪充足，土地跨州连郡；而贫穷的人一无所有，无立锥之地。以宋朝为例，伴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社会上出现了“腴田悉为豪右所占，流民至无所归”以及“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现象，在那时“土地占有不均现象十分突出，占总户数百分之八九十的以农民阶级为代表的下层，占有的总耕地数不过是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其中户口几乎半数的客户和主户中的第五等户几乎完全没有土地；而占总人口不过百分之十的富人阶层则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六七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贫富分化的矛盾显得十分尖锐”。失去土地的流民也往往成为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当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来时，这一群体还能保持原有的“安伏”状态，社会还可以维持着相对稳定；但当出现地震、灾荒等自然灾害，位居上层的统治集团处置不当时，要么会出现大规模的“陈胜、吴广式”农民起义，与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争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么就是形成数量庞大的“黑社会”，暗流涌动，形成对抗社会、抗争官府的“无形黑手”。巧取豪夺，为所欲为。

　　纵观中国历史，“黑社会”多发地域也是贫富差距大的地方，比如四川（包括重庆）、东北山区、陕西北部、湘西山区、两广地区的十万大山、近代以来的上海青帮……

　　4.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为“黑社会”产生提供了原动力。尤其在过去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地方官员集行政、军队、司法大权于一身，掌握生杀予夺大权。极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现象，权力一旦“寻租”成功，利益攸关，又往往对黑社会犯罪形成最强有力的“保护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近代上海兴起的“青帮”组织为例，“民国时期的青帮的领导人物还制定了青帮发展的策略，即在不同时期采用贿买结合的手段，以主要当权派为‘保护伞’，并且采用学者们通常形容的‘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处事原则，以对各方势力都不得罪、八方结交的办法来谋求自身最大的发展”。通过“保护伞”的庇护，青帮也获利颇丰，如“军统头子戴笠曾是杜月笙早期‘烧冷灶’的对象，戴笠发迹后，二人关系极为密切，抗战胜利初期，上海遗留了大量物资，许多部门对此都垂涎欲滴，而杜月笙却能够捷足先登，戴笠在其中起了极大作用”。而这其中的利益也是巨大的，仅“这次提前劫收所取得资财的数量无法用语言形容，仅杜月笙靠关系给四川袍哥大爷范绍增所争取的一所仓库就净收入3000两黄金之巨”。

　　5.中国古代的“义气”文化为“黑社会”产生提供了软实力。“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所谓‘义’主要指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的思想行为，如《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韩非子·忠孝》‘汤武自以为而弑其君长’；因此人们常用义来称赞那些合乎正义或道德规范的人和事”。这种义气文化在底层人的价值观念中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我们会看到古代黑社会组织往往都会打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不仅仅是黑社会为自己洗刷罪名的一个借口，更是一种“草根价值观”。“黑社会组织内部真正信奉的是帮会文化，但他们依然以虚伪的‘侠义’精神自居。黑社会打着侠义的招牌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如前所述，最直接、明显的好处就是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其次是利用侠义精神进行组织管理，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黑社会制定一些很讲‘信义’的规则，这些规则局限于黑社会组织内部和私人关系，保证了黑社会团结一致、高效运作”。因此，当社会不公让许多人走上“黑社会”这条道路时，“义气文化”是重要的背后推手。

　　6.古代退役军人为“黑社会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成员来源。传统中国古代军队中一直存在着靠“结拜生死弟兄”，以期在互相攻伐、掠夺的军阀战争中互相照应、帮助的现象，即俗称“拜把子”。如清代“湘军士兵的结盟，具有三种性质，即哥老会的结盟拜会，士兵的自发性结义和军官出面组织的士兵盟会”。但问题在于，在古代战争一结束就意味着军人失去了价值，军人也就失业了，再加之欠饷等原因，这时盟会会发挥极大作用，如“王闿运《湘军志》言：‘及寇平，军罢散归，无业者假（借助于结盟拜会）以报复劫掠’”。此外，古代中原王朝为了减少军费开支，防止武将作乱，往往在战争结束后就进行裁军，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不愿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此时这些“结拜兄弟”也往往发展成为“黑社会组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分析，或许能帮助我们从传统历史中找寻黑社会产生的原因。在当前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黑社会的组成方式、运行模式、渗透形式等也是花样繁多，犯罪手段也层出不穷。这或许对我们多角度、全方位认识黑社会犯罪问题，多管齐下处置黑社会犯罪，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其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