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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的西器东传是西学东渐的先导，西器常常是作为传教士传播基督教文化观念的敲门砖。明末清初之西学输入，为耶稣传教士的附带事业。其所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次之，物理学又次，而其余舆地学、术、采矿术、语言、艺术、哲学则属附庸。由于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是由器物逐步向制度、风俗和观念层面深入，因此，为了传播基督教文明，传教士便以自鸣钟、三棱镜等器物作为与中国人建立感情联系的见面礼。同时，西方殖民者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探险家、商人，则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直接向东方倾销商品，输入西器，但自觉不自觉地也向明清时期的中国输入了西方制度、风俗及观念

　　西器在长江流域的传播，分为明至清中叶和晚清两个时期。前一时期虽然时间跨度大，但西器输入的品种少、速度慢和范围窄；后一时期虽然时间较短，但西器输入的密度大、速度快、范围广。明至清中叶，西器的传播主要是由北而南，穿越长江流域；晚清西器的传播主要是由东而西，沿长江逆水而上，向中国腹地纵深推进。这是因为前期西器输入的口岸主要是澳门和广州，无论是澳门的传教士还是中国的广东地方官员，都将西器送往首都，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自广东出发，经江西、江苏，沿运河北上，抵达北京。如此一来，长江流域的江西、江苏则是西器输入和传播的重要地区，而该流域的其他省区，西器的传播尚难以到达。

　　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还处于初级阶段，西器输入长江流域的主要是西方早期手工艺制品和科技仪器，如自鸣钟、三棱镜、铁丝琴、千里镜、火枪、火炮、书籍、洋画等物。晚清时期，受洋务运动的影响，输入长江流域的西器则比较有迹可循，首先是军事装备，其次是民用设备，与前期零散传人不同，后期的西器都是成批、成规模地输入，并很快为中国人所仿造。

　　西方器物在前一时期的传入比较分散和零碎，后一时期由于如潮水般地涌入，因此对长江流域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中外艺术交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17-18世纪西传的中国风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著书立说，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这在当时的西方引发了一股“中国学热”

　　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征服比古代经典要晚，但比文学要早，在18世纪上半叶即引起反响。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法国有两位代表这个时代欧洲画风的画家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一位是瓦托（Jean-AntoineWatteau，1684-1721），另一位是博歇（FrancoisBoucher，1703-1770）。两人都是欧洲罗珂珂风格的主要代表，他们都倾向于淡雅、柔美的审美情趣，而中国的水墨画，尤其是山水画比起欧洲的油画确实要清淡得多。有人评价瓦托“深得中国六法”。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发生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园林艺术。中国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亭榭、高耸的层塔，富有妙趣的石桥、假山、钟楼以及蜿蜒的小径等都使他们赞赏不已，欧洲不少国家都利用中国造园艺术的这些特征作为部分元素纳入他们一些重要的园林设计中。

　　三、和而不同

　　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晶.中国古代多元一体的设计文化[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