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论文孔子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诠释

　　孔子的伦理思想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孔子生活在一个由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代。由于当时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了牛耕、铁器等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使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变革。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领主和地主的双重剥削下，生活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奴和残存的奴隶不断进行起义反抗。统治者逐步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寻找新的统治武器，以便于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人民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创伤，也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的伦理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二)传统礼乐制度的破坏

　　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加剧了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与征伐连年不断。辉煌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更是土崩瓦解。九鼎不知去向，三礼流失民间。道德自觉开始广泛丧失，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个时代要求就是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的客观条件。孔子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希望保留奴隶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实现社会不同阶层的整合和协调，并使用道德主义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在这种时候，孔子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一系列伦理政治思想。

　　二、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伦理思想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忠怒之道

　　孔子曾云:“吾道一以贯之。”其弟子曾子闻其言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后人概言为“忠恕之道”。

　　“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南宋大儒朱熹诊释为:“尽己之谓忠。”“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竭力，公而忘私。《说文》:“忠，敬也。尽心曰忠。”《广韵》:“忠，无私也。”杨惊《荀子·礼论注》:“忠，诚也。”“诚”、“实”同义，即“忠”是诚实无欺的意思。孔子说“主忠信”，孔子弟子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总起来说，中心为忠，“中”是中正不偏邪。即“忠”是尽心竭力，无私，诚实。“忠”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原则。

　　“恕”则指“己所不欲，勿施龄人”(《论语·颜渊》)，是孔子“仁”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如心为“恕”，“如”，顺从也。以仁爱之心对待事物，处理事情就是“恕”。《说文》解:“恕，仁也。”段玉裁解释为:“为人不外于恕，析言之则有别，浑言之则不别也。”朱熹注释为:“推己之为恕”。“忠”和“恕”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焦循引《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引贾谊《新书·道术》:“以己量人之为恕。”焦氏指出:“己立己达谓之忠，立人达人谓之恕。”“恕”，就是宽容、谅解和厚有，不把自己的意志、爱好和憎恶强加于人。

　　(二)王霸并用，义利并举

　　王，就是王道政治，即’‘以德服人”;霸，就是霸道政治，即“以力服人”。显然，就孔子伦理思想而言，治国方面，他是主张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王道的“宽”或“恩”重在以德化邦，“礼主异，乐主和”，以礼乐求安定。孟子亦倡导“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义。”重视对民众的教育，“仁者无敌”;霸道的“猛”或“威”则指的是刑罚与诛杀。

　　“言必教而后刑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孔子家语·始诛》)

　　可见，孔子认识到了“德化”、“教育”、“礼乐”的力量，同时也意识到单纯“宽纵”是不足于治国的，还必须有“刑”、“威”。这与孟子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治国”思想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方面，处理义利关系上，孔子主张义利并举。从根本上讲，孔子并无重义轻利的倾向。人们常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断章取义，而忽略孔子赋予“君子”、“小人”更多的是道德意义而非阶级意义。孔子从未否认正当取利的合理性，他一再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是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可见，孔子伦理思想有着丰富的“富民”思想，他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庶、富、教”等主张直到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而至于“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以及“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更是清楚地表明孔子并非是盲目的排“利”主义者。他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宪问》)那么，为何孔子“罕言利”呢?这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和利有时是不能两全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孔子的义利观主张先义后利。用孔子自己的话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个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不能违背道义，而要受制于道德原则的规约。

　　三、孔子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构建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都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

　　孔子的伦理道德观主张家庭和睦，主张以孝悌来维系家庭。《论语·学而》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每一个有道德的人都要专心致力于“本”，本就是孝梯。孔子认为每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论语·为政》云:“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就是说能够养活父母就行了，而每人对于犬马来说，皆能养。如果只养活父母而对父母不敬，那么与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孔子还认为，真正的孝不仅是干活操劳，还要在父母面前有愉悦的表情。《礼记·祭义》云:“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敬父母必须对父母和气，脸色柔顺谦和、愉快，否则就不是孝子。孔子关于家庭伦理的学说，要求家庭成员亲长辈、睦父母、友兄弟，大家友好相处，使整个家庭和谐幸福，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只有家庭稳定了，整个社会才会稳定。

　　(二)构建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

　　社会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际交往更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日趋重要。孔子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待人谨慎，讲信用，热爱众生，用亲仁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孔子主张，对自己严格要求，如果别人对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要去怨恨别人，应以自己的行为去改变别人的看法。“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如果别人不了解自己或误会自己，也不去怨恨别人，不也是君子所为吗?“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别人不了解我，我不着急，着急的是我不了解别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有道德的人要求自己，而小人则去要求别人。

　　孔子把“忠恕”当做终身信用的格言，要宽恕待人，自己不愿做的，也不要强加于人;自己所希望达到的，也要替别人考虑。

　　孔子认为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必须正确处理道德伦理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并把它看作是确立人格和提升人格的关键。“义”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标准，由此开始在人际间双向的伦理关系中凸现出来。孔子认为，人生都是追求富贵的，强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应以符合“义”为前提。在日常交往中，他明确地坚持“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精神与物质并重。孔子把对“义”的态度作为判别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是孔子心目中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人格，在他看来君子不但要具备“仁”的德性，还必须具备“义”的道德素质，为人处世、安身立命不应只看重个人的私利，而应见利思义。但孔子对于利并非只作简单的否定，也并非单方面强调义与利的对立，他同样注意到了义与利的统一。为了限制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贪求，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矛盾，孔子提出应当以“礼”为准则去实现社会利益的分配，倡导依“礼”来实践个人内在的道德素质“义”，认为合于“礼”的利益追求就是“义”。这样，在孔子的人际关系框架内，义与利就和谐地统一于礼的规范、约束之下。这种义、利统一的思想，对于实现理想的人格和完美的精神境界，超越人际关系中狭隘的利益交换关系和功利化倾向，建立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孔子这些关于经济道德的思想，对当今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国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构建和谐稳定的政治关系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举。2001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以德治国”，德治和法治并重，将道德建设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创新与发展，也是对包括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在内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当然，这里强调的是以社会主义道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传统的土壤上，又体现时代特征，是融传统美德与现代美德为一体的现代道德，是充分体现了时代性与历史继承性相统一的新道德。现代国家固然需要强调依法治国，但同时也需要强调以德治国。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德治则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内在自律意识，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因此，“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不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公民的道德自觉，“依法治国”便会成为一种纯碎的外在强制，即出现孔子所讲的那种“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现象。只有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德治和法治统一，自律和他律并重，广大公民才会“有耻且烙”。

　　着力加强“官德”建设。官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官德的状况很大程度上代表和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正如孔夫子所言:“苛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因此，“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从严治党和从严治政，激活党政官员的自律机制，努力提高其道德素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官德体系，进而充分利用官德对公众道德所具有的导向和示范功能，以优良的官风造就优良的民风，以党政官员的道德人格力量来推进社会整体道德的发展和完善。俗话说:“道德不倡，天下不宁。为物生贪欲，贪欲生妄念，妄念即祸根，祸根必大乱。”成克杰、胡长清等高官的倒下，已经向人们发出了“官德危机”的强烈信号，加强官德建设已刻不容缓。那么，官德建设应分为哪几个层面呢?其一，立德为本。一个人最根本的是道德修养，“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于为官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其二，惟德是举。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以为官。也就是说，官吏必须从有德之人中选取。其三，官升德长。对为官者的道德考察应该建立一个动态的指标体系，随着官职的升迁，权力的扩大，相应地提高其道德水准。其四，加强修养。对于为官者来说，道德修养要有一个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树立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云浮云”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为政者果真做到了这些，则“子帅以正，孰敢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