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论文我国人格尊严宪法保护的机制

　　《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的规定有重大缺陷。首先是将人格尊严规定在名誉权条文中，对侵害人格尊严的案件只能以侵犯名誉权类推保护。实际上，侵犯人格尊严与侵犯名誉权并不能完全等同。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必然造成对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但侵害人格尊严的行为未必如此，有的只是伤害了自尊心，影响的是受害人的自我评价。比如，2003年在深圳曾发生过一件非礼事件。在公交车上，一位姓郭的女士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名美国青年突然撩开衣服，郭女士愤而以人格尊严受侵犯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就是典型的侵犯人格尊严的案件，当事人的自尊心受到影响而不涉及名誉减损问题，本案若以名誉权进行救济似乎有失偏颇。

　　其次，没有规定侵害人格尊严的责任形式。《民法通则》第120条中只规定具体人格权的损害可以请求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侵害人格尊严的侵权行为却不包括在内。当事人以人格尊严受侵犯为由提起权利救济时，法院只能依据法律规定向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靠拢进行救济，使人格尊严的保护难以落到实处。因此，为了更准确地保护人格尊严，应在民法中区分名誉权与人格尊严，分别构建名誉侵权和人格尊严侵权理论体系和责任体系。

　　（二）隐私权保护的缺失及其补救

　　隐私权与人格尊严紧密相关，侵犯隐私权其实也侵犯了人格尊严，因此，可将隐私权保护作为人格尊严法律保障的一种形式。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主要通过民法以侵犯名誉权的方式进行保障。因此，民法领域对隐私权保护的严重缺失，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格尊严保护的缺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七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对隐私权进行了规定。条文中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与隐私权进行分别规定，表明隐私权的性质与名誉权是不同的，而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的救济也是当前的权宜之计。因此，在我国立法上需要尽快完善对隐私权的保护规定，以完善对人格尊严的保障。

　　（三）一般人格权制度的缺位及其补救

　　我国民法、宪法等对人格权、人格尊严都有规定，但民法上对人格权的保护并不全面，仅限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单行法虽然对人格尊严进行了规定，但都是对特定主体的保护，而不是对一般人格主体人格尊严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一般人格主体人格尊严遭受的侵害，法院仍会陷于适用法律的尴尬。“在法律适用中，应当依据人格尊严解释各项具体人格权，创造新的具体人格权，以及补充不被具体人格权所涵括的一般人格利益。”因此，民法学者提出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的理论。其理论基础为：一方面，公民有许多尚未实际成为具体权利的人格利益，这就要求民法必须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以保护这些尚未形成的权利。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许多行为到底侵犯了哪种具体人格权，有时难以界定，如因受到惊吓、恐吓等，致使他人精神恐惧并感到严重精神痛苦及影响他人生活安宁等。

　　现阶段，通过民法确认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做法，一是修改现行民法通则，在总则中，原则性地规定一般人格权；二是尽快制定人格权法，确认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等一般人格权具体内容，使一般人格权真正成为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

　　二、宪法层面的保护机制选择

　　（一）人格尊严条款地位的概括性宣告

　　由于重权力、轻权利的法律传统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公民的人格尊严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护，表现为还未将人格尊严上升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和核心来认识。宪法上的规定倾向于将其仅仅视为一项具体的公民基本权利，尊重人格尊严还未成为一种国家的法律或宪法义务，立法上未预料到国家对整体上的人的可能侵犯。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将保障人格尊严置于宪法核心地位，以揭示人格尊严的最高价值。

　　人格尊严与人权息息相关，又是人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性前提。笔者认为，应将人格尊严条款定位为基本人权条款之一。在确立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之后，将人格尊严作为宪法保护的核心人权加以规定，并将其确认为其他列举与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的一般化概括条款。概括条款具有承接规范的功能，当具体规范在规定上有缺漏导致功能不足时，由概括条款承接并加以弥补，由此发挥宪法保障人格尊严的完整功能。进而确认人格尊严不仅是个人对抗公权力不当干预的主观性防御权，而且成为整个法律秩序中的“价值判断之原则性规范”。其适用于法秩序的所有领域，是立法、行政及司法活动的准则。

　　（二）运用宪法解释学确认人格尊严条款的地位

　　西方国家宪法中“人的尊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与哲学传统，因而我国对“人的尊严”的理解很难达到西方国家的认识深度。如果非要将此概念引入我国宪法规范和宪法学理论中，笔者认为可行的途径是，在我国现有历史和理论背景下，讨论“人的尊严”的下位概念——“人格尊严”。即借助宪法解释者的解释，将人的尊严价值注入我国现行文本。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确认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的内涵实质为“人的尊严”的内涵，使得人格尊严作为基本人权得以回归。而且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确认人格尊严条款的核心地位具有现实可行性。正如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所言，“法律人的思维，或者法学家的思维，应该在于针对当下、特定的法秩序，法学必须取向于现行法秩序的基本原则。亦即一切从现行法出发，而不是根据现行法秩序之外的伦理典范而针对现行法进行批判性，相反，法学则是致力于在具体的细节上，以逐步进行的工作来实现‘更多的正义’，由法学本身借着不断检讨其于实证法秩序中一再遭遇的法律思想及评价准则而发展出批判标准。”

　　（三）增加人格尊严权利诉求的宪法救济

　　我国立法常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部门法中常得不到有效保护。这时增加宪法救济就成为其他具体法律不能救济时的有效补充。而且公民人格利益的范围十分广泛，人格尊严的内容不断发展丰富，有限的部门立法很可能难以适应这一要求。因而，增加人格尊严的宪法救济就成为必要。

　　实现宪法救济，首先要解决的是目前横亘在司法实践中宪法条文不能适用的障碍。宪法虽地位、法律效力最高，却被长期虚置于司法实践中。因为缺少适用性，人民法院对于宪法争议只好采取回避的态度，使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不能在实践中发挥其最高规范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受理当事人以宪法为依据提起的宪法诉讼等。其中，对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6年的两个司法解释的理解偏差，被认为是宪法进入诉讼程序的障碍。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指出，在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笔者认为，该批复并没有限制在民事、经济和行政判决中引用宪法。论罪科刑必须依据刑法，而不能依据宪法，这是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定罪量刑时不能引用宪法并不能排除在论述判决理由时不可以引用宪法。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关于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笔者认为其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并没有排除引用宪法的可能性。是否引用宪法不在于是否有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确认或首肯，而是取决于是否有引用的必要。宪法适用性的命运不能寄托在几个批复上，宪法的法律属性和最高法地位决定了宪法应该具有司法适用性。

　　其次，宪法的救济问题涉及到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问题。为体现宪法权利的价值，应该可以“直接引用基本权利之规定，不必透过民事法律来予以审判，使得基本权利之规定，得以在民事之个案中，获得实现”。人格尊严作为基本权利核心的绝对权利，为国家权力和一切社会主体提出了必须遵守的义务要求。

　　当然，直接适用宪法的基本权利必须遵循“低位阶规范优先适用”原则和“穷尽救济”原则。司法机关在审判时，应优先适用下位阶规范，只有在没有下位阶规范或者下位阶规范明显抵触上位法时，才可以适用上位法，只有在普通法律穷尽救济的时候，才能直接适用宪法予以裁决。

　　最后，“人格尊严不仅是一项主观权利，而且还是适用于政府的客观规范，即政府提供合适条件与环境，以保证人格尊严的理念获得实现。”为保护人格尊严还要进一步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和程序，积极保障与人格尊严息息相关的基本权利。由政府为人格尊严的落实创造条件和环境，如保障生存权、社会权等，使每一个人最低限度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保障，使人格尊严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得以建构。

　　三、结语

　　审视我国人格尊严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现状，笔者认为遗憾与前路并存。遗憾的是现有法律体系的保护存在明显缺陷。前路指的是改善目前不良状态的可能性和途径都是存在的。尤其是宪法层面的保护机制选择，对于人格尊严的保护更是至关重要。首先应将人格尊严确认为一般化概括条款。其次通过宪法目的解释，明确人格尊严作为人权价值的基础地位。最后摒弃横亘在司法实践中宪法条文不能适用的障碍，在“低位阶规范优先适用”和“穷尽救济”原则下，增加人格尊严的权利诉求，完善宪法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