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文学期刊论文范文

　　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同年七月二日，苏轼与幼子过到达昌化军贬所，即今海南省儋州市。元符三年二月，因徽宗登基，恩移廉州安置。四月，因生皇子恩，诏授舒州团练副使。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离开海南岛。至此，他在儋州生活了将近三年。苏轼贬谪儋州的文（不含书信），据《苏轼年谱》统计共有93篇，其中91篇《苏轼文集》有收，余下2篇《晚香堂苏帖》有增补。

　　?与惠州之文相比，儋州之文不但在体裁上有明显变化，内容上也有很大不同。就体裁言，赋体惠州时没有，此时则有6篇；史评，惠州时仅有1篇，此时期则有19篇之多。就内容言，最大的不同随体裁变化而来，即史评性文字大量增加，构成了儋州之文的一道亮色。

　　?儋州之文体裁和内容上的变化，无疑与苏轼这次海南之贬有莫大关系。这次贬谪，是苏轼人生三贬中最严重的，也是同时被贬的元祐党人中最悲惨的。虽然在被贬惠州时，苏轼已经能够用一种从容旷达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苦难，但是再次遭逢被贬，而且是贬往国土的最南端，这给苏轼的心灵依然带来了不小的震惊和伤痛。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仰于海外，宁许生还。”其生还无望、悲观欲绝，比惠州时要真切的多。

　　?谪居海南时，苏轼已经62岁，身边只有苏过一人。生活上又是一派惨淡景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未来的生活，如何把握剩余的生命，是垂暮之年的苏轼唯一能做的事情。而东坡之为东坡，给予后人的最深刻印象，也在于此。即便生命所剩无几，即便命运把他逼到角落，他依然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他在《书海南风土》中说：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

　　?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

　　?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虽然岭南的环境恶劣，然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比比皆是。这一现象增强了苏轼的继续生活的信心。既然他们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我为什么不能？他的这一想法，也打破了瘴疠之地折损性命的世俗观念。

　　?苏轼不仅以宽敞的胸怀直视生活，同时也采取各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首先，以品评的方式对待极度匮乏平淡的食物。如《书龟息法示过》、《老饕赋》、《黍麦说》、《菜羹赋》等。《菜羹赋叙》云：“东坡先生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而可常享，乃为之赋。”在现有的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新的烹饪方法使食物适口，无疑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其次，利用当地条件广采药物，也是苏轼儋州生活的一部分。《海漆录》、《辩漆叶青粘散方》、《苍耳录》、《四神丹说》、《益智录》等短记都是苏轼居儋时研究和服食药物的真实记录。最后，著书立说也是苏轼居儋生活的重要部分，从《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来看，苏轼在谪居儋州时，先后完成了《书传》、《易传》和《论语说》。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系统性的史评，这也是儋州之文变化最明显的一部分。据《邵氏闻见后录》载：“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1《苏轼文集》卷五就是这13篇的内容。其中《论范蠡》、《论伍子胥》乃一分为二所致，加上卷四之《宋襄公论》和《士燮论》，共有16篇。

　　?苏轼的这16篇史评，常常是以历史人物或具体的历史事件为评论对象，如《论武王》、《论管仲》、《论孔子》、《论范蠡》、《论周东迁》等。针对这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苏轼往往提出一些个人的独到新颖的观点，而不盲从于传统的抽象的道德标准。比如《论武王》中反对孟子企图掩盖武王弑君的说法，认为“武王非圣人”。历史上，武王灭商之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于殷，又让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苏轼认为：“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武王亲以黄钺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2”也就是说，武王将武庚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武王葬送了武庚的父亲商纣王的性命，另一方面，武庚作为一个臣子，又不得不臣服于武王。那么，武庚只有两种选择，要不作乱背叛，要不就像楚令尹子南之子那样选择自尽。这样，苏轼就从伦理道德方面揭示了武庚叛乱与武王灭商的必然联系。

　　?不仅如此，苏轼还认为商纣王虽无道，虽可杀，但武王并没有“代商而立”的必要。对待商纣王这样的昏君，首先应该让他“以考终，或死于乱”，甚至可以劝他改过，“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以兵取之，放之，杀之，都是不可取的。圣人的做法应当是：“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这就打破了儒家传统中的那种道德解读，并不认为“武王伐纣乃解黎民百姓于倒悬”的正义之举，反倒是还原了武王弑君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苏轼又说明了武王为什么要封武庚于殷，而没有像对待商纣王那样直接取其性命。苏轼认为，“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也就是说，武王之所以要封武庚于殷，目的在于安抚诸侯，以确保自己君主之位的稳定性。《论武王》这篇史论不仅观点鲜明，论证逻辑也十分有条理，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因为剥离了儒家道德的面纱，显得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其他的几篇史论，同样也十分精彩。例如《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论秦亡之由，说蒙毅、李斯、赵高、胡亥一起随秦始皇出巡，途中秦始皇生病了，派蒙毅去祭祀山川，蒙毅尚未归还时，秦始皇就驾崩了。李斯、赵高就矫诏立了胡亥。而当时蒙恬、扶苏都掌握着秦朝的主力军队，本有力量与胡亥、赵高抗衡，但却接受了假传的诏命，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呢？苏轼认为是秦法历来严酷，“令行禁止”已成风俗的缘故。又如《论周东迁》认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因为周朝建国的根基在西安，迁至洛阳，就好像卖掉了自己的田宅，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总而言之，苏轼的史论文，往往能够透过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抓住一些必然的因素，比纯粹的论理说教，更具说服力。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苏轼儋州之文中关于儋州风土人情的描写也颇有意思。他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书柳子厚牛赋后》）的落后状态，深感这样下去，既不能治病，又影响生产。于是他就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给琼州僧道赟，希望他规劝当地父老，改变这种迷信鬼神的不良习俗。当时儋州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某些迹象：“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书杜子美诗》），即男子管家务，女子外出谋生。对于这种习俗，苏轼也常常劝导当地百姓，希望得到改变。

　　?综观苏轼儋州之文，很难用几句话概括它的内容或特色，其体裁之繁复，可谓“文备众体”。题材之广，与黄州、惠州相比又胜一筹。

　　参考文献

　　?［1］［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

　　?［2］［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3年。

　　?［3］［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

　　?［4］［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5］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