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文学论文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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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1-12 14:09:27  更新时间：2013-11-12 14:41:25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主要是指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 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本文通过考察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追求、艺术实践与胡适、新月 派诸作家理论主张的密切联系，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发展与嬗变。
　　摘要：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追求、艺术实践与胡适、新月派诸作家的理论主张有着深刻的密切联系，通过对这种联系的考察，可以看出沈从丈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发展与嬗变。

　　关键词：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胡适,新月派

　　随着2O世纪中西文化深刻的交融与剧烈碰撞，尤其是大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与本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环境相结合，在2O年代、3O年代形成了一股浩大的自由主义思潮，这股思潮首先集结在具有自由思想环境的北京大学。1918年《新青年》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轮流主持编辑工作。这时的《新青年》团体在精神上以胡适为核心，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努力为中国奠定一个“非政治的学术基础”和“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尔后，胡适与陈独秀的编辑方针分歧日益严重，终至分道扬镳。这标志着五四阵营的精神领袖在思想内部出现了不同分化，这为日后形成不同思想皈依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始祖依然执着前行，是当时欧美派群体——“新月派”与“现代评论派”的领袖与灵魂。

　　沈从文自述：“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这种“个人理想”是什么呢?“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纵观沈从文半生文学道路与创作主张，他以乡下人的执着、诚笃与湖南人特有的蛮强，执拗的性格“紧紧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2O年代初，沈从文在饥寒交迫中坚持文学道路与对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主张的信仰有密切联系。对于沈从文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关系，夏志清有一段描述：

　　在他们的阵营中，论学问渊博的有胡适自己，论新诗才华的有徐志摩，可是在小说方面，除了凌叔华外，就再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才堪与创造社的作家抗衡了。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他们觉得，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倡导的批评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他们对于沈从文的信心没有自费，因为胡适后来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政治活动，徐志摩于一九三一年撞机身亡，而陈源退隐文坛——只剩下了沈从文一个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

　　1944年，沈从文写信请远在国外的胡适为他的小说译文集作序，提到“这本书内各篇能产生与读者见面，得力于志摩、通伯、西林、金甫、徽音、叔华、宰平诸先生鼓励甚多，关系更大的还是先生”。”还回顾，胡适于1929年给了仅仅小学文化的他在中国公学一个教职，“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文学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自由主义作家一般在政治上主张改良反对激进革命，文化上主张多元和宽容，文学上坚持反映人性，疏离政治，反对文学成为商业的附庸，而坚持文学本体价值的作家。就对政治的看法而言，“五四”时期，陈独秀认为在政治方面做改造之前必须先经过破坏旧传统观念的过程，他的兴趣却偏重于政治和社会方面。胡适则主要致力于学术、教育和文学方面的改革。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对现实嫌恶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对军阀和官僚政府的悲观态度；二是他的假定只有通过由教育导致的社会文化变革才能达到政治改革。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与胡适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在湘西生活中，沈从文对官吏的愚昧与残暴深恶痛绝，厌弃权力的威压与官僚的腐败。为了贯彻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张，他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认为，“文学观既离不开读书人，所以文学运动的重建，一定还得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可见沈对教育的重视。不同点在于胡适将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改革运动作为政治改革的基础；而沈从文将文学作为塑造品德，提升生命境界的终极追求。创作方面，沈从文在《水云》中自述自己是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对“革命文学”论争与左翼文学颇有微辞，认为“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我都觉得无从忍受”，“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一㈣并且，“我不是宜于经营何种投机取巧的人，也不能成为某种主义下的信徒。我不能为自己宣传，也就不能崇拜任何势利。我自己选定了这样事业寄托我的身心，可并无与人争正统较嫡庶的余娱”，“更不会因为几个自命‘革命文学家’的青年，把我称为‘该死的’以后，就不为被虐待的人类畜类说话”。沈从文侧身于社会革命与斗争，他主张“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先驱者，提倡实写社会情状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五四”启蒙者一道把作家的视野由政治、道统拉向人间社会，在增强了新文学的现实性的同时也增强了作为新文学一翼的自由主义文学的平民性。胡适对沈从文早年乡土题材的创作给予了许多奖掖与提携，极力提倡活的文学，致力于语言文体的改革，为新文学包括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新的载体、新的表达方式。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务去烂调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沈从文通俗平白、新鲜活泼的文风实践了这一主张。此外，他的勇敢尝试的精神、对文学创作中的宽容原则的鼓吹，也与后起的自由主义作家一脉相连，成为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条重要创作原则和创作态度。在对自由主义精神的传承中，沈从文对写作的内涵与作家的存在方式有着自己的思考。其自由主义文学观体现在两个面：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即要求文学挣脱政治的附庸位置与商业的利诱驱使；在主题题材与表现方式上使作者具有独断的勇气，使文学维持其自身的独立品格，成为自我认识，反映社会生活与精神追求的一面镜子。胡适作为京派的精神领袖，以他为台柱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与京派作家过从甚密，直接影响或促成了京派群体的形成。沈从文不仅思想上深受胡适熏陶，而且颇得胡的赏识与提携。

　　沈从文在40年代的纪念文章以至80年代在吉酋大学的讲话中，深情怀念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不拘学术见解与政治派别，不拘学历层次与身份，广泛聘用各科学者，营造自由创新的活泼学风。尤其是“北大对学生也开门，我个人认识，这影响很大”嘲北大学者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与独立自由的精神氛围潜移默化影响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大批五四学子的思想与气质，对形成他们自由宽容的思想气质有着良好影响。沈从文写出《边城》之后，有过两年的沉默期，在玄思冥想中思索“写作对于生命的意义”：试图通过文学艺术建立起“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的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从上述看法可以看出沈从文与蔡元培在五四期间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有着精神上的共通性。他自觉地希望发扬光大“五四”先驱者的未竟事业：“通过文学艺术类似宗教的作用，改造(升华)人的精神，进而实现国家民族的重造”。沈从文由此找到的自我历史定位是“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他作为“2O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选择，在决定了生活上“与社会隔绝”、写作上“与社会需要脱节”的同时，也决定了作为自由主义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坎坷多舛的命运。1948年11月，在“今日文学的方向”讨论中，沈从文认为“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当然也成了一厢情愿。

　　沈从文是否属于新月派的一个坚定成员，尚存争议，然而考察他的理论主张，可以看出与新月诸作家文学思想上的内在渊源。“徐志摩在1924年或1925年初邀请沈从文参加新月社(1923年成立)的读诗会。后来在闻一多的家里，沈从文听过朱湘、刘梦苇、孙大雨和饶孟侃读诗。至少到1925年——1926年，沈从文才成为新月文学舞台的一部分。”沈从文二十年代初刚到北京踏上文学之路，受到了胡适、徐志摩、林宰平等人的奖掖与支持，是“太太的客厅”与“教授的客厅”诗歌朗诵会的常客。早年的文学观念明显受欧美自由派文人的影响。例如，新月派文艺的整体倾向为强调“人性”，有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追求文学艺术自身的“纯正”与“尊严”，强调文艺就是文艺，而不是文艺以外的其它功利性的手段或工具。

　　梁实秋反复强调文学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陛、亦止于人陛”。啭人朱湘也表达过文学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青的人性，指出古代文学之所以感动读者，正因为“它们能把永恒的人性一相或多相”。陈梦家在五十年代关于人性的讨论中指出，“古今伟大的文艺作品，往往表现人性的庄严”，文学“表现几百年或上千年以前的人情之所常”。沈从文声言：文学“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同处多差别处少’的共同人性作为原则”。思想启蒙、个性解放占据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体位置，但是，新文化运动最根本的动因乃是中西文化撞击下面对民旗文化发展的颓势而觉醒的救国救民的崇高精神情怀，围绕这一目标，沈从文希冀以维护健康人性、重造民族品德来实现。新月作家在使用“人性”一概念时，大多贯以普遍、常态、合理、变态、病态等限制词。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中提出“健康”原则。指出这时代是病态的、变态的，因而文学中表现的伤感狂热偏激的情感都是“一汪恶浊的乱泉”。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指出：冯文炳作品《桃园》中八股式的反复，对人物的嘲弄带来的不严肃；《无题》中“不健康的病的纤细”；《莫须有先生传》中“情趣朦胧”，“讽刺与诙谐的文学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的嗜好”，并视之为“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新月文学思想中的人性即是要求其“质地(Quality)”的健康、纯正和具有伦理性，认为：“伦理的乃是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要求作品表现一种“不悖乎人性的形式”。

　　新月作家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一一理性。梁实秋认为他们的文学注重的就是“健康”，而“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现畸形的现象，做到这个地步，必须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显然新月这里的“理性”不是偏重于认识论的，不是近代科学所体现出来的求实精神和怀疑意识，而是具有伦理学意义的所指，即一种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也即新月人性论中健康、常态、合理的人性内涵。沈从文谈到小说《边城》时说他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要在作品中“求妥帖”，“求恰当”。“可见两者有着内在的暗合。

　　对文学的自律性、自足性的强调，对文学审美特性这一存在根基问题的重视是新月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最集中的体现是既反对文学成为政治附庸的：工具论义反对文学商业化倾向。徐志摩《“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标举的两大原则之一“尊严”，其实就是指文学独立于政治和商业之外的自由意识。沈从文四十年代有过总结，他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而在1929年左右，“新文学又起始被政治看中，企图用它做工具，在野的则当武器，在朝的则当点缀物”。沈从文一贯反对将文艺纯粹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主张“作家要救社会还得先设法自救。自救之道第一别学别人空喊口号，作应声虫；第一二别把强权作真理，作磕头虫”他强调作家的真信仰是自己的理想人性，即使是创作有关政治内容的作品，也必须经过艺术过渡的含审美层次的意义。沈从文企图远离政治是不现实的，但他以道德启发民智的思想是极为真诚的。他具有以审美的态度来探索社会、透视人生、认知生命、瞩目人类远景的文化视野和心态，他藉以自觉的改造社会观念和习俗风尚，希望以文化和文学唤醒民众的觉醒，使他们从堕落、腐蚀、虚伪、怯懦中解放出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人性自由和伦理道德的最终觉悟。沈从文将作家的写作心态归纳为三种状态：1．作品无需普通读者来证实，写作是作家生命的自娱与灵魂的白赎，是活下去的永生愿望；2．作品取悦读者lE味，中和调节个人感情；3．作品追逐时代风气，因缘时会，作伪售巧，毫无个人热诚和兴趣。对此，沈从文并未偏激地一概肯定或否定，他的态度是宽容而自由的，认为理论家对待上述三种不同写作态度的相应策略是：1．政治上不过分管制，更不存心摧毁它，以较大宽容任其发展；2．鼓励提高口味；3．“官民合作”，任其发展，各有所得。最后，沈从文认为理论家的成就如何，从气质判断：“具有哲学家与诗人情绪的比带有政客或文学教授口吻的要好”。沈从文认为某种文艺政策的制定应该根据乒体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空间，取宽容、自由态度，尊重文艺的本体价值与内在发展规律，就这一点而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沈从文的作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不仅在于奉献了一个有着独特的地域风光、民族风情与人性内涵的“湘西世界”，而且还在于承续五四以来尊重文学审美趣味，探索民族品德重建的文化思路，从而使文学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弘扬人性价值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