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月刊文学期刊论文范文

　　作为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喷怒”的作家，张炜其人及其作品以坚定的精神立场扣动着读者的心扉，在商业文化如此泛滥的今天，张炜坚定地留守在这一片土地上尽情地呼喊与抵抗，这是他所接受的文化所赋予他的特质，他笔下的众多英雄人物形象身上显现着张炜的影子，而这些来自民间的英雄最终的悲剧性结局却也表明了这种文化所带给他的局限与不足。
　　摘要：张炜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来自民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但作品中他们最后的命运却是悲剧性的，这是“民间”给张炜创作带来的局限。强烈的“民间”意识既成就了张炜也限制了张炜。

　　关键词：张炜,民间英雄,忧患意识

　　(一)

　　张炜笔下众多的民间英雄人物已组感了一个系列，那就是民间英雄系列：隋抱朴、宁柯、曲予、宁伽、老胡师、朱亚、史坷……。张炜的社会责任感，优患意识以及志于道的精神在他笔下的民间英雄人物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隋抱朴这个沉思的巨人可谓给读者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他身上具有着深重的社会责任感。他一直在反思“镇上人受了那么多苦，从老辈算起肠子里也没有装过多少粮食。可他们是种粮食的人，他们得吃秸梗、树叶!粮食哪去了?不知道。反正没有了。镇上人是天底下最老实本分的人了，挨饿受冻，吃着草梗，不吭一声，实在没有力气走路了，就躺下来死。”这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审视人间的苦难和鲜血所发出的呻吟和呼唤，“怎样过生活”正是这位民间英雄的优患，他一直深思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立足民间、立足人性、立足于道德的社会问题。

　　《家族》中的曲予也是一位深具社会责任感的民间英雄，他本可以享用祖上的遗产，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用大部分家产开办了当地第一所中西医院，以悬壶济世完成自己的理性追求。当时局混乱时，他站在同情弱者的角度去理解、支持民主革命，直到最后为这一人道主义的行为而牺牲自我。在善性的照耀下，曲予的知识和智慧在历史之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勇敢地投入了自己只遭逢一次的时代，做了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

　　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张炜所受的齐鲁文化的浸染，看到他的民间立场。人的社会性决定其必然会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一水土上承载的风土、人文将对人的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童年时期所受的文化浸淫及特殊经历都将在人的一生中留下痕迹，这必然也会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正如王富仁在《咱山东人》中有段话写道：“传统是很厉害的，它的厉害在于不论你知道不知道，反正你就得是这样的，孙悟空一个跟头打十万八千里，也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张炜在其作品中就表现出了鲜明的齐鲁文化特色。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童年就经受了心灵的孤独与寂寞，也使他有机会亲近大自然，感受万物之灵，而这一时期所饱览的古代文化经典也使他吸取了不少文化营养。张炜曾多次在散文中提到童年生活对一个人的影响，“童年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外部世界对他的刺激，常常在心灵留下永不可磨灭的痕迹童年真正塑造了一个人的灵魂，染上了永不褪脱的颜色。”齐鲁文化中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理想主义、民间英雄主义都深深影响了张炜及其创作。

　　齐鲁文化中孔、孟推崇的就是一种道德化人格。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也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道德化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沉的道义感，以及为实现这些道义上的责任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在商业文化横流的今天，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使得张炜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一种独立的精神，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大地、自然、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自觉地站在民间的立场呼喊不已，真实地传达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感情，热切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书写着这一切。

　　徐复观曾对忧患意识作出过阐释“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付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优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张炜在《融人野地》中就说：“忧患是一个作家的根哪，是一个作家的灵。他的整个生命，都充满了关切不安。”张炜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勇往直前，从不退缩。

　　“志于道”的古典人文精神在张炜身上得到体现。《孟子·尽心上》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样的一个时代，张炜申明并坚持着他的一贯立场。“我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的一生都会专注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的立场。在越来越多的人羞于谈立场的时候，我却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死死咬住它不放，一直到把它咬出血来”，他是不会随波逐流的，不会降于世俗，因为“什么乐器在我手中都一样，它们只会发出同一种声音”。张炜不断地申明自己的立场，在文学中自然也体现出来，他的笔下有“民间英雄”这一人物系列，很明显地寄托了作者的文化与期望，寄托了一个山东文人对现实的失望和难以实现的抱负。

　　抱朴的执著、朱亚的坚守、曲予的不畏强权，我们都可以从作品中看出来。《远河远山》中的执著也非一般人所能及。《你在高原西郊》中“我”的追寻与坚持也是令人汗颜的。抱朴一夜夜的算帐，一夜夜的读《共产党宣言》，为乡亲找寻出路，这期间他忍受着折磨却始终没有回头;朱亚为了保卫和搭救可怜的平原，一丝不苟，毫不退缩地拼搏到最后，吐尽最后一滴血。这都是一些不畏强权的坚守者，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张炜的影子，看到了一个齐鲁文化所塑造的精华的影子。

　　（二）

　　民间成就了张炜，使其作品具有了深厚的意蕴，但是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局限，他作品中的这些英雄们永远无法走出命运的悲剧性就是一个例证。《家族》中那匹从历史深处奔驰而来的“飞扬的红马”就是他们的族徽，鲜红的血预示着这些英雄的悲惨命运。这些民间英雄身上都有一种诗性的明朗和单纯，注定要去漂泊、流浪、寻找、解救、受难，他们的漫游成长也就是发现自己的血脉的过程，这血脉是他们精神的动力，也是他们受难的根源，无法逃脱，无法改变。

　　“民间”是远离官方的，没有政治话语权就注定了最后的失败。他们生在一个无法证实自我纯洁与坚定的历史语境中，个体强烈的自让性与历史语境对其残酷的否定性之间构成了相互否证的关系。政治权力话语湮没了个体的自我辩白，个体在这一语境中所得到的是被否定之后的沉重失落。“鲜血染红的马背”这一意象多次出现，展示着这些英雄的悲剧命运。曲予的被杀、宁坷的被冤、朱亚的惨死等都令人沉痛不已。而“我”反抗世俗化的虚无，忍无可忍，逃到东部平原，开辟“我”的田园。“我”是一个有知性的当代知识分子，在90年代市场经济背景下，看到的是一幅幅与传统断裂又与理性精神异轨的图景，固有的知性又启发了对缺失道德感的世俗化的拒斥，但“我”的逃避也是无力的，这显示了张炜“民间英雄的困境”。

　　而与民间英雄对立的是强大的话语权一族：赵多多、瓷眼、黄湘、柏老等，他们作为对立面，是邪恶和黑暗的化身，残忍、狡猾、淫恶而又卑怯，但是他们强大的话语权使其力大无比，他们这些对立人物的出现，使得英雄的命运走向悲剧，也更加突现了这些英雄形象。非官方没有话语权的悲哀，使得张炜笔下的人物永远也走不出这个圈。

　　在“民间英雄”这一人物系列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民间”所带给张炜的成就，但也看到了他的局限。在大地上深情地吟唱的张炜是否也意识到了这种局限，他笔下的人物何时才能走出这个悲剧性的怪圈，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