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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栏目:社会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3-11-13 09:23:08 更新时间:2013-11-13 09:03:05
文学论文发表网推荐期刊《剑南文学》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主管,四川绵阳市文联主办的省一级学术期刊。本刊自创刊以来,受到国内专家、学者、文学研究、科研 人员及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支持。在此对他们一并谢过,同时为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欢迎各位赐稿与订阅,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提高我刊办刊质量。
摘要:基于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莫言在小说《牛》中选取个性化的视角切入历史并解构历史。小说中聚焦小人物的生活,以领导阶级的丑陋反观历史,从动物的命运反映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以此呈现莫言自我的历史观,带给读者对历史崭新的审美感受。本文旨在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致分析,窥探莫言独特的创作倾向和历史观念,并对莫言创作的历史视角作出评述。
关键词:莫言,《牛》,历史视角,解构历史
一.引言
中篇小说《牛》中,莫言聚焦于小人物的生活,或借人物之口质疑新社会较之旧社会是否具有优越性,或描述从村到公社的领导阶级的丑陋,或通过反讽嘲弄官僚阶层夸大历史功绩。小说《牛》所描述的世界不并等同于现实生活,但却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意义。莫言从自我的经验出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文革时期的历史图景,带有他个人鲜明的主观倾向。他在瑞典的演讲中曾说:“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莫言从个人出发的历史叙述,没有宏大概括的叙事,深切地表现了人在文革时期的真实状态。也是因为此,莫言的小说给人以历史真实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些“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曾对莫言的创作作出“高度评价”,但莫言对于将自己简单地归入新历史主义是不认同的。然而从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历史主义的特征。新历史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进行了历史——文化的转轨,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行一种综合性解读,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纵观莫言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莫言将人物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而人物们的生活与政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读者从小说中看到的不仅是人物们的生命遭际,还有政治对于人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本文以下将从人的生活、政治状况、牛的形象解析三方面剖析莫言表现历史观的历史视角。
二.人的生活
与正统的红色小说一味鼓吹新社会的优越性不同,莫言的小说总是将历史的阴暗丑陋面撕开,用事实说话。马克思主义认为,一般情况下,历史的巨变期、转型期也就是动荡期,充满希望却充斥着灾难和痛苦。新旧制度、新旧阶级和新旧观念有着异常尖锐的冲突。历史进步的快速性、自觉性和片面性、幼稚型、野蛮性及破坏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特别是在历史的动荡期,种种黑暗丑恶都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往往注重历史的进步性,而忽略为推动历史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而在每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必然有为人们所不齿的黑暗。我们传统的历史观在莫言的不言与胡言的叙述间受到冲击,直至颠覆。莫言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尊重事实,洗清涂抹在历史上的东西,不管是污垢还是脂粉。
(一)人的身份
新社会与旧社会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承认人的公民身份,尊重人的权利。小说《牛》中对人的人民身份的怀疑,直指的是背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氛围。主人公罗汉义愤填膺:“这太不公平了,咱们辛辛苦苦种粮食给他们吃,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们?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杜大爷反问:“你是人民吗?我是人民吗?你我都是草木之人,草木之人按说连人都不算,怎么能算人民呢?”这义正言辞的反驳道出的是对新社会的讽刺和身处底层的人们的心酸。在呼吁公民权利的新社会,将自己贬低为草木之人,不算人,更不算人民,这种想法是对新社会的失望,也是在新旧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对自我身份认证的茫然和混乱。
另外,对于计划生育,莫言在小说中也说出了农民们的疑问,文中杜大爷说:“旧社会没听说骟人的蛋子,新社会骟人的蛋子”。若我们从历史的主流来看,计划生育是个相对明智的决策。但从人的角度看,生命要繁衍,这种骟人的行为归根到底侵犯了人的权利和身心。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莫言不从宏大的历史图景来看待社会,而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这也是与莫言底层的历史观有关。莫言的历史观放低所有高处的、精神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重视底层的、物质的、实质的事物,这样一种降格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世界秩序的重建,自觉走到底层,走到低处,从公共领域走到私人的、心理化的空间,去重新审视历史。莫言的底层身份和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历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莫言出生的五十年代后期,‘左倾’思潮愈演愈烈,刚刚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村在前进发展的路上步履维艰。对底层的深刻审视和真实再现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基于此,他作为一个时代的亲历者,从他所在的阶级和地位观察这个社会和国家。这也是读者认为莫言的小说极具真实性的原因。
(二)政治状况
在政治敏感时期,否定新社会的优越性,怀念旧社会无疑是阶级立场的问题。莫言借文中的主人公罗汉说出阶级立场就是“旧社会没有好东西,新社会都是好东西;贫下中农没有坏东西,不是贫下中农没有好东西”和麻叔所说“新社会,人享福,牛也享福”,这些口号化的言语和偏激的观念,在文中以义正言辞的口吻说出以宣扬新社会的优越,以偏概全的逻辑反而给读者戏谑可笑之感。从这些细节,我们足以见识到文革时期政治对人的思想的迫害,可以是非不分,也可以糊弄是非。可见,莫言是嘲笑这种“唯新社会是好”、“新社会一切都好”观念的。相反地,他更倾向于一种对于过去的怀旧,对于旧社会生活的想念。
另外,莫言在小说中一方面借一个人物之口说出质疑新社会的言语,但往往又借文中另一人物的话反击质疑的声音。这一种反拨的写法表面上看似在维护解放后的新社会,但读者们细细体会就会发现,莫言在此意在表现政治将人的基本需要和正常思维视为政治上的背叛和反攻,并将其抹杀。这些将一切上升到政治高度的荒谬理论,足以见得文革时期人的思想和农村秩序的混乱。
(三)吃的满足
莫言对社会是否优越的评判标准既本质又低级,那就是“吃”。“民以食为天”这句流传千年的民谚所传达的精神在莫言多部作品中都有体现。百姓们相对于社会是什么制度,是谁当权,更关心的是什么时期最有得吃、吃得最好。《牛》中杜大爷描述旧社会:“那时候,想吃啥就有啥,只要你有钱。现在,你有钱也没处去买那样大的虾,那样厚的鳞刀鱼,嗨,好东西都弄到哪里去了?好东西都被什么人吃了?俺大女婿说好东西都出了口了,你说中国人怎么这样傻?好东西不留着自己吃,出什么口?出口换钱,可换回来的钱弄到哪里去了?其实都是在糊弄咱这些老百姓。可咱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大家嘴里不说,可这心里就像明镜似的。”从牛大爷的抱怨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新社会生活的不满,也隐隐透出对解放后的社会制度以及政策的反感。但从另一角度看,若一个国家和社会制度连百姓的基本需要都无法满足的话,那鼓吹辉煌的政绩也是徒劳的。莫言从社会背景下的小人物的生活细节入手,往往是人最基本的需求的满足能反映政治面貌和国家状况。
三.以丑反观历史
(一)领导阶级的丑相
可以说,在莫言笔下,对领导阶级是不抱希望的。小说中虽只出现了麻叔、老董、孙主任这三个从村到公社的干部,但这三个人完全反映出了文革时期乡村的政治面貌。
生产队长麻叔坚持骟牛,是造成双脊死去的根本原因,蛮横无赖地要求老董骟牛,推迟送双脊去公社兽医站,目的是为了让双脊死去,好吃牛肉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知道双脊死后才着急紧张,担心害死生产资料的罪名降临到自己头上。而老董疏离职守,发现双脊死在兽医站门口慌了手脚,并央求知事者撒谎:他抢救了双脊一夜无效,双脊才死。孙主任主管公社所有的牛,从对他第一印象的描述里就可以看到他对于吃的满足:“一个胖大的秃头男子正在用一根火柴棒剔牙”。
笔者认为,莫言这篇小说以牛“双脊”的命运为线索,力图刻画的是文革时期领导阶层的政治状态,这也是莫言为数不多的主要表现官僚的作品。领导们怎样处理使命和权利的平衡问题,围绕一只死牛的处理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文革时期领导阶层的自私、丑陋和虚伪,最终目的都是满足口腹之欲。至于最后扩散为大规模牛肉中毒事件,这都是因为三个公务人员的失职。
(二)反讽功绩
莫言非常善于使用反讽这种艺术手法。像文中结尾处的报告:“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地、县、公社各级革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三百零八个中毒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三百零八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但同时也道出了真相,村里的人都说是死的那人是吃牛肉胀死的。将一起简单的食物中毒事件上升到政治层面:这是一起特务的投毒事件,不追究事情发生的深层根源,而只是嫁祸于炊事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莫言是用一种嘲弄的口吻来叙述所谓的功绩,进而是对文革时期的政治敏感状态的讽刺。
四.“牛”形象解析
小说《牛》另一突出特点就是莫言选取“牛”这一意象,通过叙述动物的命运反映社会的面貌,同时牛这一形象也是勤劳质朴的农民的象征,双脊在文革时期的命运也表现了农民在特殊的政治时期的遭际。
(一)牛的象征意义
千百年来,“牛”都是勤劳、忠实的象征,在小说中的牛是农民的象征。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农民与牛在小说中的相同之处:首先,骟人与骟牛。在小说的描述中,不仅牛要被骟,人也是要被骟的,而导致这个现象的共同原因都是粮食不够,必须控制人口和家畜的数量。其次,最后的受害者可以说是双脊和杜大爷的大女婿和四女婿,他们都沦为政治的牺牲品。造成双脊死亡的原因都是人为的,而小说的结局,两个受害者都是杜大爷的女婿,可以说,他们的行动都是领导指挥的,但最后追究责任时,公社的炊事员成为替罪羊,而四女婿被胀死。杜大爷由被人羡慕的家庭转眼间就成了罪魁祸首和受害者。
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乡村秩序被建构,它们与旧的社会秩序必然产生激烈冲突。从双脊的遭遇可以看到农民的命运:在新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下,农民失去了以往的活力和野性,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生育造成的生命被遏止,还因为农村秩序的破坏让农民感到迷茫。
(二)牛的命运是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
小说《牛》描述的三头牛中最具个性的就是双脊,双脊与忍气吞声的同伴不同,它充满野性和活力,被骟后,它的旺盛生命力也被阉割。从是保护对象的生产资料,到满足人口欲的食物,再到祸害一方的病源,它的生命沦为任人宰割的地步,恶果也必须由人承担。从双脊一生的遭遇可以看到社会的重大问题:国家资源不够以致人民无法填饱肚子、领导阶级的自私和丑陋。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莫言写作角度和历史角度非常之巧妙,他是透过动物的命运来反映社会面貌,双脊之死是国家问题的集中反映,从双脊的命运我们可以窥见文革时期人的生活状态和政治状态。
五.评述
一方面,莫言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来解读过去,特别是值得争议的一些历史事件,如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可以说,莫言赤裸裸地揭示了历史的黑暗和新社会的丑陋,这是对正统小说、红色小说和传统心理的颠覆,同时也是莫言小说的魅力所在。莫言的关注点在于“人”,他不在意外界对于历史时代和社会状况鼓吹得多么好,在乎的是人的生存状态,所以,我们总能在莫言的小说中看到他对人的命运的悲悯。以往的历史呈现,重视的是宏观的描述,很少从人本身的角度来评述历史和社会的优劣。也正是从“人”在社会中的生活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全貌,莫言通过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的生活给大家展开社会图景,这些景象并不像我们以往认为的那样美好,解构历史,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快感,也让我们全面的、客观的看待和评价历史。
另一方面,莫言对历史的陈述和对历史视角的选择,是基于他年少时的人生经验,是他自己的历史观的呈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莫言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他反历史进步性的思想贯穿全文。莫言对于历史的眼光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历史是在曲折中进步的,莫言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将历史的黑暗、丑陋、动荡放大到整个历史的全貌。正像恩格斯所概括的,到今天为止的人类历史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是相对的的退步,一些人的发展是以另一些人的受压抑为代价的,原因就在于“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所牺牲的,而莫言呈现的历史情节突出的是代价和牺牲,是一种“倒退的”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虽然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但同时在读者阅读过程中会受到莫言的反历史进步性的思想影响,从而对于历史,只看重黑暗丑陋面而忽略其光明面,这不利于正确的历史观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