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博士小论文写作格式范文参考

所属栏目：社会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3-11-14 13:01:58  更新时间：2013-11-14 13:46:42

　　摘要：1993年出土于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的《神乌赋》，是西汉最早的一篇民间寓言故事俗赋，寓意极其丰富，不仅具有影射现实的社会意义，还具有鲜明的伦理思想倾向：一是以鸟意象蕴涵伦理教义的“孝”；二是体现着重教化的伦理思想；三是体现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一创作倾向不仅是独尊儒术之社会大环境的产物，还在于《神鸟赋》出土的墓主人所生活的东海郡的特殊文化背景。

　　关键词：《神鸟赋》,伦理,孝,重教化,三纲五常,文化背景

　　《神乌赋》的出土，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热情关注。此赋语句精炼整齐，叙事完整清晰、情感质朴、寓意深刻。从一个简单的两乌相争的故事中，反映了很多伦理道德思想，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伦理观念，分析这一问题，无疑对了解西汉末年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有所裨益。

　　一、《神乌赋》的基本内容

　　据考证，1993年出土于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的《神乌赋》，是西汉最早的一篇民间寓言故事俗赋。此赋是西汉人的真迹，遣词造句，都是原样”。据《发掘简报》记载，尹湾汉墓的墓主师饶，字君兄，在东海郡作过卒吏、五官椽、功曹史。师饶下葬时间在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可知其大致生活在西汉中后期至王莽专权的时期。

　　俗赋是相对“雅赋”而言的概念，雅赋一般出于文士独创，多流行于社会上层；而俗赋虽亦有文人创作，然而又多带有民间色彩，相对而言，多传播于社会下层。有寓意性、叙事性、通俗性强的特征”。《神乌赋》是一篇典型的民间寓言故事俗赋，叙述了一个完整的两乌相争的故事：阳春三月，雄、雌二鸟在春季筑巢时，遭遇一只盗鸟偷窃它们辛苦积攒的筑巢材料。雌鸟拦下盗乌，与之讲理。盗乌不肯认错，反而故作怒色道：“女人本应性格温良，看你态度傲慢，十分不对!”雌鸟耐心劝说道：“我听说凡是君子，都没贪婪的丑行。因一时迷惑而知道悔改，迷失的道路并没走出多远，改邪归正，今尚不迟。”盗乌听罢突然怒气发作，恼羞成怒，击打雌乌致伤。

　　雄鸟赶来见雌乌伤势严重，命在旦夕。他扶翼伸颈，向天祈祷并回头劝慰雌鸟说：“这是命呀!吉凶难料。但我情愿与你共赴患难!”雌鸟回答：“以死伤生，圣人禁之。你赶快走吧!再去到新的家园娶妻生子，善待我们的子女。不要听信后娘的谗言，让我们的儿女孤单愁苦。”遂自缚双翼，投污自尽。雄乌顿时无比哀痛，高翔而去。

　　这显然是一个影射现实的寓言故事，其寓意极其丰富。既有深刻揭露不公正封建司法制度下老百姓悲惨命运的社会意义，又有赞美夫妻生死与共之真挚情感，歌颂孝慈、贤德、勇敢之传统道德思想的伦理意义。本文拟侧重探讨其伦理意义。

　　二、《神乌赋》的伦理思想内涵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它分为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我们这里仅在规范伦理学范围内探究《神乌赋》的伦理思想内涵。规范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规范制定过程的伦理学。《神乌赋》以文学形态，特别是“乌”意象展示着规范伦理学的某些内涵。主要是：

　　(一)乌意象体现着伦理教义中的“孝”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孝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它长期受到中国人的重视，被看作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之一。特别到了汉代，在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中，“孝”成了封建统治者“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至德要道”，从而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主张，极力提倡孝道。

　　西汉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鸟类多比况人间，模拟人情百态。这些鸟意象中，有比拟爱情的，有比拟妇人贤德的，有比拟善恶的。有孝鸟、善鸟，有瑞鸟、恶鸟之比。如贾谊《惜誓》、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以及东汉王逸《九思》等作品中就频频出现的鸟意象。其中以乌为孝鸟的比喻最为常见，也最为深刻。《神乌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神乌赋》作者欲传达的孝道伦理教义是通过“乌”意象为载体完成的。《神乌赋》选择了一个传说中知道反哺父母，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乌”意象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开头就称赞“乌”道：“惟此二月，春气始阳。众鸟皆昌，蛰虫彷徨。环飞之类，乌最可爱。其性好仁，反哺于亲。行义淑茂，颇得人道。”对“乌”大加称赞，把“乌”的品行上升到“仁”的地步，但其出发点还是反哺之“孝”的品行]。这恰好是儒家极力倡导的有利于家庭、社会之巩固和稳定的孝道的主要内容。

　　(二)《神乌赋》体现着重教化的伦理思想

　　伦理教义如何化为人的行为规范?重教化是主要途径和方法之一。重教化的思想产生于先秦，孔孟是重教化的祖师爷，使得重教化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曾提出“富而后教”的著名主张，并反对“不教而诛”。孟子则提出善教优于善政的论断。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诸儒继承孔孟思想对教化详加论述、大力提倡，使重教化的思想远甚于先秦。董仲舒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欲将“善质”变为善、将可能变为现实，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这就如同欲将禾变为米、茧变为丝、璞变为玉需要加工一样。他的结论是：“性待教而为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神乌赋》通过雌乌与盗乌之间“天地纲纪，各有分理”，“夫惑知返，失路不远。悔过迁臧，至今不晚”的对话，形象地进行道德宣讲，宣扬了君子之道，体现出改过自新的教化功能，而这种教化是通过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完成的。对于盗乌的行窃行为，雌乌始而动之以情，向其述说自己取材的艰辛；继而晓之以理，劝它悔过自新，知错就改。将中国传统道德寓教于乐的教化方法形象地传达给读者，使抽象的说教，借助文学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

　　《神乌赋》还直接引用，或化用，或暗用大量经典文献的成句，借以体现其重教化的伦理倾向。如“吾闻君子，不意不信”化用《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意；“见危授命，妾志所持”引用《论语·宪问》之“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句；“以死伤生，贤人禁之”化用《孝经·丧亲章》“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之意；“《诗》云：‘云云青蝇，止于杆。岂弟君子，毋信谗言。”’则出自《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曾子日：鸟之将死，其鸣哀”则直接引用《论语·泰伯》：“曾子言日：鸟之将死，其呜也哀”。特别是《神乌赋》的最后部分，作者引用《传》文作结，将《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的名言写入赋文中，充分反映出《神乌赋》作者借文学形态传达重教化之伦理思想的创作倾向。

　　(三)《神乌赋》所体现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内涵

　　所谓的“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西汉大一统的封建大帝国建立后，迫切需要稳定封建等级制的社会秩序，便千方百计地诱使社会全体成员自觉安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它一方面需要对这一社会制度的神圣性、永恒性作理论论证，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封建等级制下的人际关系从法律到道德作出明确规定，于是，“三纲”遂正式形成。“三纲”所以如此受到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的重视，是因为它所维护的乃是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三纲”所派生的三项基本道德是忠、孝、节，而这三者的基本要求皆是顺，这便是忠顺、孝顺与柔顺。

　　“三纲”之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稳定，曾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道德的本质特征。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先哲认为，这是五种常行的基本道德规范。“三纲”是规定了古代三种主要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五常”则提出了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五项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五常”以“三纲”为前提、为依据，又是对“三纲”的必要补充。“三纲”、“五常”合称“纲常”。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体系，就是由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首先编织而成的。

　　《神乌赋》形象地体现着“仁”和“义”这二“常”。故事中的主人公雌乌是个集“仁”、“孝”、“义”、“善”、“勤”、“勇”于一身的品德高尚的杰出女性代表。首先是生性善良、仁义，孝养“反哺于亲”，在遭遇偷盗其巢材的盗乌时，先是晓之以理，劝阻盗乌改过自新，劝阻无效便勇敢地奋起与盗乌搏斗，斗得遍体鳞伤，最后不愿拖累家人，节烈地投污自尽。雌乌的这些性格操行是一个稳定和保守的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教义。赋中的盗乌明明是一个贪财自私、狡诈无耻、恃强凌弱、行凶作恶的坏人，它盗取了乌鸦夫妻的建巢材料，还强词夺理，又殴打雌乌致其死亡，但最终却逍遥法外，显然是不仁不义之恶德的化身。

　　在中国古代，仁被视之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列为“五常”之首，受到高度重视。重仁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特色。孔子首次对仁作了理论阐发，将仁视为最高道德，开创了儒家的仁学。西汉的董仲舒也明确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仁者所以爱人类。”(《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爱人类意识是儒家仁学的基础，也是儒家调节人际关系的基点。固然，在阶级对立、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封建制时代，提倡“爱人类”无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这一口号的提出，毕竟突破、超出了宗族血缘关系的界限、范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其进步意义是不可抹煞的。

　　广义的“仁”首先是全德之称，是各种道德的总纲。孔子认为，恭、宽、信、敏、惠、忠、刚、毅诸德均包含于“仁”，“仁”涵盖、包括了诸德。《神乌赋》中的主人公雌乌是集“孝”、“义”、“善”、“勤”、“勇”于一身，而达于“仁”的楷模，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仁”的最高境界。雌乌生性“行义淑茂”；知孝养：“反哺于亲”；很勤奋：“雄行求材”，“于彼萎莱，趾所胱腊，毛羽堕落”；很勇敢：“张目扬眉，奋翼伸颈”，当盗乌行凶时，雌乌毫不畏惧，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家庭的利益以及正义者的尊严，是一个仁者的典范。所谓“义”，在中国古代有多种含义。总的来讲即是遇事按照等级制的精神原则，作出正确决断，采取适宜、恰当的行为。儒家认为，治国只有以“义”为本，人民才能自觉安于自己的等级地位，在等级地位许可的范围内谋利、得利，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宁、和谐。而《神乌赋》中的“义”，主要表现为雌乌对盗乌为恶行为的正确决断和裁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取义，而盗乌则背义而求利，见利忘义，为谋求私利不择手段，置道义以及他人利益于不顾。故事最后，雌乌断然拒绝丈夫殉死的要求。劝其赶快逃走，再娶贤妻，照顾幼子。自己却投地而死，雌乌的形象在临死前得到了升华——她对丈夫、幼子的博大深厚的爱恋，以及在关键时刻坚决果断、舍已救人的高尚情怀，在此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荀子说：“保利弃义谓之贼”(《苟子·修身》)，是可耻的。

　　盗乌不仅为利侵损他人利益而致雌乌于死地乃是取乱之道，危害社会的行为。《神乌赋》中以柔弱雌乌舍生取义与大丈夫盗乌见利忘义作对比，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不言而喻。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认为或从义或从利乃是君子、小人的分界。

　　综上所述，赋中的盗乌代表了贪财自私、狡诈无耻、恃强凌弱、卑劣凶残的地痞恶霸，是西汉末年社会动荡，民俗恶化、社会环境混乱，善恶不分的衰颓之世所产生的邪恶势力的典型。而雌乌的勤劳持家、心地善良、勇敢刚毅、胸怀博大等种种美德又恰恰是东海之地圣人教化的缩影，是汉代下层人民高尚品德的代表，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艺术体现。作者用这样一个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险恶，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愤之情，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儒家经典话语的运用，表达了重塑仁义道德的渴望和对伦理道德的呼唤。

　　三、《神乌赋》创作倾向的文化背景

　　《神乌赋》大约创作于西汉中后期，公元前206年，在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中秦王朝覆没了，新建的西汉王朝使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汉朝封建统治者在陆贾的启发下，总结了“秦二世而亡”历史教训，按陆贾提出的“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顺守”策略，重新认识、调整德与法的关系，肯定道德教化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和决定性作用。再加上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富足，国力强盛，具备了从根本上解除匈奴北患的物质条件，对匈奴的外交策略由消极防御变为主动进攻的战略转移。文景以来，“急政暴虐，赋敛不时”，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在黄河、长江流域时有发生。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农民起义，巩固封建统治，同样是汉武帝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要求提供如何能使汉王朝“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的大道之要(《汉书·董仲舒传》)，于是，董仲舒等人应诏对策，向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得到了武帝的支持。从此以后，儒学就被尊奉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统而定于一尊，在当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儒学之所以最终被汉朝封建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是历史的选择。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伦理思想是道德生活的理论概括，历史上的伦理思想也都是阶级的伦理思想，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工具。除了历史原因外，更直接的根据在于儒学本身所特有的一套政治伦理思想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或者说，符合封建地主阶级为使自己的统治得以长治久又安的需要。这是《神乌赋》产生的大背景。

　　《神乌赋》出土的墓主人所生活的东海郡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海郡旧属东鲁之地。西周伊始，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日：‘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其后民俗益薄，到了汉代，“周公遗化销微，孔子庠序衰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东海郡已经形成具有双重性格的文化传统。此后东鲁民风更兼趋向强悍。汉宣帝时尹翁归任东海太守，逐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吏民皆服，恐惧改过自新”。在其社会政策中，特加入对贞女节妇的恩典，妇女地位备受重视，正如《易传》所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尹翁归治东海虽有成效，元康元年却改任它职。唯成帝时颇有政声的冯立调任东海太守，其时或在尹湾汉簇墓主师饶任功曹史期间。又据“滕文”叙及的第14号牍，东海太守胡级曾派遣功曹史陪同谒者等谒见当时任卒史的师饶。西汉自元帝以来，政令宽弛。崔窟《政论》云：“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权威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降及成帝，宽弛之外，更兼以荒淫。而其时擅政的王莽，不仅迂阔而不切于事情，且“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游佚相高”。故自阳朔三年以来，民间屡有暴动。特别是苏令事件波及到东海，对东海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时，正值西汉末年政治十分黑暗，下层知识分子无法直白地宣泄他们的愤怒和不满，便自然借用了寓言故事赋这样一种活跃在民间的艺术形式来婉曲而生动地反映复杂凶险的生存现实，又能巧妙隐蔽地掩饰其尖锐的批判锋芒，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就《神乌赋》的内容看，它很可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