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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一篇语言学论文范文，论述了女性主义语言学综观，选自咬文嚼字杂志，同类期刊推荐《群文天地》杂志是经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青海省文化厅、兰州大学文学院、西部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一本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杂志。
　　摘要：从舻丕尔一沃尔夫假说、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符号学理论的运用探讨女性主义语言学的发展特色。

　　关键词：女性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二元论,男权

　　Saul，Jennifer(2005)认为女性主义语言学主要是批评语言本身和语言哲学，在评论的基础上呼唤语言变化。Gorny(TracyWeanr，2002)给女性主义语言学作了定义：女性主义语言学是旨在提倡性别公正的一种语言批评。

　　一、女性主义语言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女性主义理论的两个哲学基础是二元论和解构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到9o年代，女性主义语言学研究是建立在性别研究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上的，这一理论暗含着男性的支配地位，即所有男性统治所有女性。其实，差异论(differencetheory)，支配论(dominancetheoyr)缺陷论(deifciencytheoyr)等女性主义理论的极端发展导致了女性主义激进派的出现。

　　90年代后，在女性主义语言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解构主义思想。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反对普遍化理论，原因是普遍化理论认为男性是企图维护自己的男权地位，女性则被排除和被错误地展现。普遍化理论忽视了性别的不稳定性和妇女间的差异，如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代指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和黑人女性。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帝国主义。而且它承认太多形而上学的女性范畴，普遍化理论反而让女性掉进了男权的陷阱以致不能质疑男女二元论(Ca-meron，1992)。这一时期的主流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代表是社团实践论(communitiesofpractice)(Lave&Wenger，1991)，依据社团实践论的解释，男女在言语行为上所表现的差异与变体，首先说明他们是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体现了不同的社团关系与身份认证。社团论在解释语言性别差异的成因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将社会性别的建构视为一个社会过程，用发展的，联系的眼光看待性别差异。另一个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是表演论(performancetheory)，其代表人物是JudithButler，她的批判跨越了多年来的陛别平等’，‘性别差异’的争论，超越了社会性别二元论，指出性别不是预定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是靠表演决定的。男性和女性在交际过程中表演着自己的性别，性别身份在表演过程中不断被协商，但永远没有终结。

　　二、女性主义语言学的理论途径

　　(一)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女性主义运用

　　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相同。萨丕尔曾说：“人并不是独自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像平常理解的那样独自生活在社会之中，而是受着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沃尔夫认为，“背景性的语言系统，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被用来分析自己的种种印象，综合大脑中的一切东西。”9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运认为，语言决定我们的思想、观点和我们的现实，那么，正如在男性社会中控制其他资源一样，男性控制了语言，并决定着语言的运用方式、语言的定义，以致最终让语言把男性奉为神圣，对女性则导致了厌恶女性的世界观。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妇女在语言运用中被置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她们就要力图用男性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这样就会导致其实践和观点不合真实。如果她们尽力地更真实地表达自己，她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缺少适合女性的语言来源，找不到恰当的女性话语。男性语言不是帮女性了解这个世界，而是一个束缚，是把女性经验放入一个不适合的范畴，正如把灰姑娘姐姐的丑陋的脚放在水晶鞋里一样(Cameron，1992)。激进女性主义者Spender(1980)认为：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绝对论是正确的。她说：语言是我们的区分，是调整这个世界的方式，即调控我们现实的方式，意义规则一部分是语言的，非自然的……，在这关健的潜在的规则中，世界被划分为‘男性’和‘非男性’(+mlae，一male)范畴，这是男权的结构秩序，我们就降生在这个符号秩序中，成为社会的一员，进入了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中，开始帮助建构这个世界，男性由于创造了语言而控制了语言，进而由男性语言控制了我们的思想，控制了我们的现实。

　　激进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除了解放别无他途。但是也指出其不足：女性自己创造的女性语言L&adan如市井行话一样，只局限在很小范围内使用，根本没有政治斗争的意义，是乌托帮式的女性极权主义，而且一部分女性的模式是不同于所有女性的模式的，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群体。女性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不能与男性共用一种语言，这种乌托帮式的语言又怎能被其他女性共用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女性主义运用

　　女性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途径之二是运用言语行为理论。Austin(1962)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说话时不只是传递信息或描述事物，通常以言行事。根据的Austin观点，说话可以在三种事上被看成做事。第一种发话行为(10-cuifonaryact)：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移动发音器官，发出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并赋予了一定意义的声音；第二种是说话者意义：语境意义或附加意义，即言外之意(illocutionaryact)；第三种是涉及话语对听话人产生的效果，即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胡壮麟2002)。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男性话语对女性的不利方面。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话语让妇女沉默并处于隶属地位，话语本身不仅仅是话语，而是一种行为。Langton(1998)指出，猥亵语(opmogra·phy)在言外之意会使女性沉默，在取效行为上可能会导致强奸行为的发生。Langton(1998)提出了下列三种行为观点：说出有特定意义的话语(theactofutteringwordsthathaveparti-cularmeanings)；说出有特定效果的话语(theactofutteirngwordsthathaveparticulareffects)；言外之意就是说话行动本身。Langton认为，根据以上三种话语行为，面对猥亵语就有三种对应的沉默：(1)一个人如果吓得不敢说话或者不让说，那就是发话沉默；(2)如果她不能执行她在想做的行为，那就是言外沉默；(3)如果她的话没有达到她预其的效果，那就是取效沉默。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猥亵语是一种性强迫，是性别政治的实践，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个组成。由此看来，猥亵语连同它介入的强奸和卖淫构成了男性对性的最高权威。CatharineMacKinnon(1997)认为，猥亵语本身就是一种性暴力行为，应该被看作现代女性主义的核心问题。猥亵语引发了以下三种女性主义观点：

　　一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观点。其观点是，不管有什么样的文化差异，都有不可打破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因为男性和女性有着利益冲突，是分开的的对的两个范畴，男性的利益由称做男权的资本结构表达和维持。男性通过话语和社会意象(imagesfosociety)来建构女性的性(sexuality)。法国哲学家Foucauh称这些话语和意象为“社会语篇”。即通过猥亵语，男性定义女性的性，此定义决定了女性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作用。要结束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就要摧毁男权和它的社会语篇。RobinMorgan，是一个突出的反性(nati—sexfeminist)的女性主义者。她认为猥亵语就是理论，强奸就是实践(if”pornographyisthetheory，[then]rapeisthepractice)。这些女性主义者主张取消所有色情的东西，希望能把女性从性压迫中解放出来。

　　二是赞成性的女性主义者(Sex—positivefeminism)观点。此观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应反性运动(nati—sexmove．ment)而产生。她们认为自由的原则是：“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权力”。女性对自己身体的选择应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女性有参与和消费黄色音像制品的自由。

　　三是亲审查女性主义者(pro—censorshipfeminists)观点。这些女性主义者认为，猥亵语及其分支如黄色音像制品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来源。应该用美德的道德扫帚来清理那些猥亵话语的玩笑及黄色音像制品。

　　(三)符号学的女性主义运用

　　女性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途径之三是运用符号学。索绪尔创立了现代符号学。其符号学的特点是将单一符号(sign)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部分。能指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由这两部份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在Lacan的理论中，意义秩序(symbolicorder)就是一个符号系统(sing—system)，Lacna指出symbolicorder(symbol与signiifer／singifed的关系)是社会文化实践的总和。lacna认为意义秩序(symbolicodrer)是男权制的，置身于文化中就是从属于男权制下，而意义是话语与所指物之间的关系，lacan认为意义是语境的社会结构和互动的功能，同时又是社会结构和互动的自我建构。意义是在一定的语境下在个人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而又限定了文化和主体位置(subject—opsi-tion)。主体性是意义的结果。成为社会主体性的过程就是学习语言和把自己置身于语言的过程(Cameron，1992)。女性主义理论者对lacna理论的女性主义解释为：在这个场所中，男性和女性儿童就进入了不同的意义秩序(symbolicodrer)，二者不同的原因就是菲勒斯(phallus)的关健的位置(crucialopsition)，这是控制整个order的symbol(象征符号)，也是性别差异的标志。

　　Lacan的这种观点启发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一个是LuceIrigary，另一个是JuliaKristeva。LuceIrigary做了一个心理分析实验，分析了在不同话语中男性和女性的实际话语，包括一些心理分析的学术研讨会的录音，她得出这样的结论：(1)女性不象男性那样使自己成为谈话主体，男性开始写句子时更多地使用代词I(je法语)开始。(2)女性很难发话(speak)，在谈话中总是不能清析地展示自己，基于此，她反对用语言性别差异中性化的方法来解决女性问题，而要在语言、文化和社会中找到两性间更好的平衡。Juliakristeva的兴趣在于改变现状，认为女性符号语言的瓦解可以带来社会变革。她认为一个人的主体位置在进入symbolicorder时，男性可以获得一个女性位置，而女性也可获得男性位置。那么JuliaKristeva就认为：女性要争取自由平等权力就得溶入这个社会秩序(symbolicorder)而不是被边缘化(Cameorn，1992)。

　　四、中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研究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语言学界对“性别语言”虽然有些进步，总体而言，仍进展缓慢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我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发展状况基本上还处在80年代的发展水平，即分析男女性别的差异阶段，也是二元论阶段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只是属于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发展空间。还有些社会语言学者在其社会语言学专著中探讨了语言与性别问题。有的从语音、用语交谈等方面论述了男女语言表达差异，并简单地综述了国内外性别研究状况。

　　二是分析性别语言差异并引入西方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杨永林(2004)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一功能，称谓，性别篇》中详细综述了西方的性别理论发展史，论述了性别差异现象在英语中的具体表现，并从社会学，话语分析，跨文化等方面论述了男女性别差异，这些仍然是传统的性别差异模式，只是强化了人们对女性话语劣势的偏见。杨永林指出，“女性承担着生儿育女的社会职责，将对子女的话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年轻女性的话语行为有助于语言学家对于语言变化的前景的预示”。他还认为，女性应“承担着生儿育女的社会职责”反映了很大_部分社会语言学家的态度。慈丽妍在(2006)论述了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义理论。鲁玉玲(2002)论述克莉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对父权制的男女二元对立的颠覆性意义及其女权主义的意义。

　　三是中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潮流。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既批复古又反对把妇女解放引向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轨道上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体系。他们主张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根本出发点，以建立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为根本目标，以政治革命为根本途径，以劳动妇女为根本依靠力量，将妇女解放运动收编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方面军。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从此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新时代。但是我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仍然停留在语言性别的差异分析以及介绍西方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上，没有大的突破。

　　四是同国际上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的性别结构一样，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也主要是女性。研究者的性别建构很单一，不利于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