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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1-29 10:44:43  更新时间：2023-07-17 16:47:40

　　本文论述了合作意识的认知成份分析，选自期刊《宁夏大学学报》。同类期刊推荐《商业经济与管理》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的理论和实践,贴近市场,深入实际,服务企业,力求以鲜明的特色和扎实的内容参与经济改革,指导工商企业发展。
　　摘要：本研究以2×2×2的混合设计，采用问卷测量方法检验不同被试问合作意识的认知差异。被试来自两个群体：青年组包括133名大学生；老年组包括110名40一60岁的各业人士。结果验证了实验假设，发现人们对合作意识与竞争意识的认知存在差异。在能力维度上，人们认为具有竞争意识的人能力更强；在个性维度上，具有合作意识的人比具有竞争意识的人更加顺从。人们的工作价值观与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存在显著相关。

　　关键词：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工作价值观

　　1引言

　　在现今社会中，合作关系成为工作中人际关系的主体。如何促进员工之间的合作水平，提高工作效率，是许多管理者面临的难题之一。影响合作行为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人格因素和情境因素。Kelley&Stahelski(1970)认为存在两种稳定的个体类型，可以被描述为合作与竞争人格(cooperativeandcompetitivepersonalities)，更确切地说，指在合作与竞争维度上存在稳定的人格差异。我们可以通过某些途径了解这两种类型的个体对外部世界的不同看法，比如，具有合作和竞争人格的个体对“合作者”和“竞争者”可能具有不同的评价。两种类型的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不同经验会导致这种认知上的差异。

　　对于合作问题的研究，两难对策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点。Kelley和Stahelski(1970)发现，当合作性与竞争性的被试相遇时，合作者会被竞争者行为同化，表现出竞争性行为。合作者和竞争者对他人是合作性的还是竞争性的观点不同，合作者认为他人是异质性的，有些人是合作性的，有些人则是竞争性的；而竞争者认为他人是同质性的，都是竞争性的。VanLange和KittyVisserEJ扩展了Kelley和Stahelski(1970)关于行为同化的研究，认为非合作性同伴会导致较低水平的合作行为和相互依赖感；同时社会价值定向对合作行为及相互依赖感产生影响。Chatman&Barsade(1995)采用模拟技术研究了人格与组织文化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发现个体在不同的组织文化中有不同的行为表现：高合作倾向的个体在集体主义文化下表现出最高的合作行为；合作个体对组织文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更敏感，在不同文化中他们的合作行为比个人主义者表现出更大的差异。而Sermat&Gregovich(1966)的研究结果表明，合作者会被竞争程序同化，但当遇到合作程序时，他们很容易又表现出合作行为。这种“弹回”现象(rebound)说明，合作者在面对竞争同伴时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性行为只是暂时的，当同伴变得他们一致时，他们很容易又重新主张建立一种合作性关系。尽管合作者的行为向竞争者同化，但他们主观意识上仍然是合作的，说明合作者是暂时的行为改变，而不是改变了自己对人际关系的基本定向。

　　我国近年来对合作问题的研究强调合作行为的测量与分析，且样本大多局限于儿童，主要研究情境因素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例如李晓东等人对6D9岁儿童的合作与竞争行为的实验研究；郑建成等人研究系列协作游戏对幼儿协作行为的影响。谢晓非等人从价值观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价值观对个体行为的确能够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合作意识是合作人格的有机成份，意识能够指导个体对外部情境作出反应，同时又在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对个体行为进行反馈，从而在意识中形成新的经验。合作意识也应该是合作概念的一部分，目前已有的研究缺乏对于合作概念本质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拟对合作概念，即合作意识的认知成份进行探索性研究。本研究采用投射技术(Projectivetechnique)的原理。投射技术是一种对行为的无意识或隐藏内容尤为敏感的工具；它允许甚至鼓励被试作广泛和千差万别的回答，并能在被试对测验目的最少觉察的情况下引发内容丰富的反应资料。由于作者对合作意识的研究是探索性的，因此采用投射技术的方法，希望获得个体对合作概念的真实理解。从个体对具有强烈合作或竞争意识的人，在人格、能力和道德维度评价上的差异，投射出个体自身的人格特征，反映个体的合作意识状况。我们选用了两个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职业作为评价对象，通过对评价对象的评价来反映人们自身对合作与竞争的认知特征，反映人们深层次的人格和价值观方面的信息。

　　2方法

　　2．1实验设计

　　2×2×2混合设计：(1)两个评价对象一幼儿教师和推销员(组内)；(2)两种实验条件一合作意识与竞争意识(组间)；(3)评价对象的性别：男、女(组间)。本实验要求被试对两个既定对象进行评价。为了掩饰实验的真正目的，问卷被称为“想象力测验”。

　　2．2被试

　　青年组：133名18—23岁的北京大学的本科生，70名男生，63名女生；老年组：110名40—60岁的中、老年人，大多数为已退休人员，52名男性，58名女性。

　　2．3实验材料

　　(1)想象力问卷。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其评价项目主要选自王登峰、杨国枢等编制的中国人人格问卷，并经过初测筛选最终认定。项目内容包括能力、个性和品德三个方面，项目由正反两个形容词组成，被试采用7点量表作答。

　　(2)工作价值观量[引。黄敏儿博士修订的美国Super教授编制的工作价值观量表(1990)。

　　2．4实验程序

　　青年组问卷在北大校内发放了140份，收回合格问卷133份；老年组问卷是通过本市同学的家长及其单位同事及邻居等渠道收集，发放问卷121份，收回合格问卷110份。

　　3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采用SPSS10．0软件包与EQS5．3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1总样本在评价项目上的认知差异

　　总样本在两个主要的项目，即“能干一无能”和“顺从一叛逆”，对合作性评价对象与竞争性评价对象的评价主效应显著。人们的认知差异主要集中在能力与个性维度上，在能力维度上，人们倾向于认为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人比具有合作意识的人能力更强(合作=2．18，竞争=1．90，F(1，268)=7．165，P=0．008)；在个性维度上，人们认为具有合作意识的人更顺从，而具有竞争意识的人叛逆性更强(合作=3．66，竞争=3．94，F(1，269)=4．084，P=0．044)。该结果说明了一个总体的轮廓，人们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认知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反过来也必然提供了评价者本身的信息。

　　“能干一无能”与智力发挥价值正相关，与监督关系价值和利他价值负相关；“顺从一叛逆”与多数工作价值观呈正相关，特别与智力发挥价值和生活方式价值相关显著。

　　3．2性别对认知的影响

　　性别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被试自身的性别和评价对象的性别。

　　男女被试对具有强烈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的评价对象在成功一失败项目上有显著交互作用。男性被试认为具有合作意识的人更成功。而女性被试认为具有竞争意识的人更成功。男性被试对合作者和竞争者的评价无差异；女性被试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评价在能干一无能项目上差异显著(竞争者=1．72，合作者=2．18，F=12．076，P=0．001)，即认为竞争者比合作者更加能干。

　　对具有强烈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的男性评价对象，人们评价无显著差异。对于女性评价对象，人们的评价在5个项目上差异显著(见表2)，这5个项目反映了被试对女性合作者与竞争者个性特点的认知差异。

　　3．3年龄对认知的影响

　　青年组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在能力和个性维度上。老年组则认为合作者与竞争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道德维度上(见表3)。

　　3．4EQs拟合检验

　　本研究问卷设计分为三个维度，品德(Q3，7，9，15)、个性(Q1，4，8，12，13)和能力(Q2，5，6，10，11，14)。利用EQS检验的结果表明，考虑到卡方值受样本规模影响较大，我们重点考虑模型的拟合优度：CFI=0．995，GFI：0．958，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15．90％CONFIDENCEINTERVALOFRMSEA为(0．000，0．035)，说明我们提出的模型在统计上是可以接受的。

　　4讨论

　　4．1合作意识的认知差异

　　被试在两个项目：即“能干的一无能的”与“顺从的一叛逆的”上的合作与竞争意识存在显著差异。人们对高竞争意识的人在能力维度上的评价好于高合作意识的人，这与我们的实验预期是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人们不采取合作行为可能是认为与人合作是一种示弱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在能力维度上通常给具有高合作意识的人以较低的评价，这可能是在工作中难以引导合作行为的原因之一。另外，人们认为具有高合作意识的人比较顺从，而高竞争意识的人叛逆性较高。这一点和我们通常的看法也是吻合的，一个个性随和的人更可能具有高合作倾向，在工作与生活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行为。

　　本研究对价值观的测量是针对被试本人的，项目测量是针对评价对象的，两者之间的相关反映出个体价值观对合作意识的影响。数据结果表明“能干一无能”项目与智力发挥价值呈正相关；智力发挥价值指对于需要思考以及有机会了解工作本身运作原理及规律的工作价值，比如，工作中能不断解决新的问题，能有心理上的挑战。“能干一无能”项目与智力发挥价值间的相关表明，智力发挥价值越高的个体越注重能力特征，因此，会在对他人的能力评价中投射出来。另一方面，“能干一无能”项目与监督关系价值和利他价值呈负相关。监督关系价值指能在一个体贴下级、与之相处融洽的主管手下工作的价值观，即希望有一个公正、通情达理且体贴下级的主管，该价值与能力项目的负相关，也正好投射出被试本身对能力的知觉，能力高的人可能并不太在乎主管是否体贴。利他价值指对于能造福他人的工作价值，比如能够使他人幸福，能够帮助他人。该价值与能力项目间的负相关表现出能力维度的负面性，人们对能力的注重同时伴随着在利他、情感等方面的牺牲。另外，顺从一叛逆项目与多数工作价值观均呈正相关，主要包括：智力发挥价值、生活方式价值和成就价值等。

　　4．2性别和年龄对认知的影响

　　性别的影响在本实验中表现在两个方面：评价对象的性别和被试的性别。被试评价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女性比合作意识的女性更勤劳、能干，更加独立、叛逆和坚持不懈。通常人们认为，如果一个女性的竞争意识较强，那表明她的依赖性较低，能力较强，她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辛苦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人们对具有竞争意识与合作意识的女性，其评价出现了显著差异，而且表现为对具有竞争意识的女性有更高的评价。相反，对于男性评价对象，其评价的差异不显著。

　　关于被试自身的性别，女性被试对于竞争者和合作者在能力维度上存在认知差异，认为竞争者比合作者更加能干。而男性被试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女性在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对竞争的压力感受更为深切，从而也更崇尚竞争者的能力。这并不表示女性在工作中会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但至少说明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敏感于竞争者与合作者的区别。

　　年龄的影响表现在，青年人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在能力和个性维度上；老年组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道德和个性维度。而且青年组的评价普遍低于老年组的评价。青年人是即将进入社会竞争的大学生，生存的压力非常巨大，这可能导致他们比较看重能力维度，即将面临的社会竞争使得他们对竞争者在能力维度上评价偏高。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老年人则更看重道德维度，这体现了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它的喻义是深刻的，也就是说，道德维度最终会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重要指标。当然，本研究中，两个年龄组的被试基本属于两代人，其经历的时代不同，世界观中必然融人了各自时代的影响，因而对合作意识的看法会有所差异。

　　4．3职业对认知的影响

　　职业(幼儿教师和推销员)与合作和竞争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这一点与实验预期有差异。竞争性不强的幼儿教师与竞争性很高的推销员职业，在合作与竞争意识上并没有与职业产生交互作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实际上，每一个职业都是如此，因此，各个职业之间在竞争性的差异上不再明显。但对于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4实验方法的讨论

　　本研究在实验方法上的特点之一，是采取投射技术，从被试对目标对象的评价中了解其本身的状况。由于投射技术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问卷缺乏方便而有效的效标，因此无法对实验结果进行效度检验，而只能通过数据结果来分析问卷设计的合理性。

　　另外，MANOVA的分析结果中，问卷的15个项目中有两个项目：健谈一寡言与爱幻想的一讲求实际的，在所有的主效应检验与差异比较中都不显著，也就是说，这两个项目的区分度不大，应考虑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去掉这两个项目。此次调查的样本主体是18—23岁的青年组和40—60岁的老年组，25—40岁的中年群体没有涉及，而这一群体正是青年组与老年组的过渡阶段，他们才是现今社会中工作的主力军，探查他们对于合作概念的理解，对我们研究工作情境中的合作行为，可能更具实践意义。

　　5结论

　　研究结果基本验证了实验假设，对于合作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数据支持。人们对于合作与竞争意识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能力与个性维度。人们倾向认为高竞争意识的个体比高合作意识的个体在能力维度上更强；高合作意识的个体比高竞争意识的个体在个性维度上更顺从。这两个项目与工作价值观均存在相关，特别是与智力发挥价值和监督关系价值显著相关。

　　随着社会化大分工越来越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强，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是时代对我们的客观要求。但是，目前工作中的合作水平与我们的要求差异甚远，而合作意识对合作行为具有指导性作用，本研究的结果对合作意识成份的构成提供了一个认识的框架，这有助于帮助我们对合作概念和合作行为的理解，并为以后合作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