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论文新刑诉法赋予司法警察配合自侦办案新途径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人权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程序”、“技术侦查措施”、“社区矫正”、 “特别程序”等一些刑事诉讼法学的先进理念以及我国近几年来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纳入法律加以确认，作为检察机关的职能机构，司法警察部门的工作也必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摘要：在我国，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司法警察制度理论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学术界对司法警察制度的关注很少，但是这并不影响司法警察工作的重要性。司法警察担负着对刑事诉讼工作的保障职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借刑事诉讼法修改这一契机，从服务自侦、参与自侦、监督自侦三个层面对新刑诉法可能对司法警察配合自侦办案工作产生的深远影响加以分析，旨在吸引广大司法实践者、广大学者关注司法警察工作，关注司法警察制度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司法警察,服务办案,参与办案,监督办案
　　在刑事诉讼框架中，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履职日趋多元化，然而最主要体现在配合自侦部门办案，保障办案安全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今后司法警察“服务自侦、参与自侦、监督自侦”三种基本履职方式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三个层面”为内容履行司法警察工作职责。

　　一、服务自侦

　　所谓服务自侦，集中体现在自侦办案时，司法警察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履行职责，协助收集调取证据，查找犯罪嫌疑人和涉案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传唤、搜查、看管、提押、配合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措施等，确保检察官全身心投入到案件侦破中，保障办案安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司法警察履行职责，配合办案具有一定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91条增加了应立即将被拘留人、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这种修改的目的，一是减少超期羁押。司法实践中，送往看守所之前的侦查羁押是不能作为先行羁押来看待从而折抵刑期的，规定在拘留逮捕后立即将被押人送看守所羁押，实际上杜绝了侦查机关变相超期羁押的现象，减少了犯罪人最后被实际羁押的时间；二是保障办案安全，减少办案安全事故的发生。看守所作为专门的羁押场所，其安保机制比较完善，而侦查机关的办案场所并非专门羁押场所，规定将被拘留逮捕人立即送往看守所，能有效降低办案安全风险。基于这两点修改意图，相应地就对法警押解工作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检察机关内部实行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制度下，要求法警在检察机关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时间将被逮捕人送往看守所羁押，司法警察部门就必须时刻处于待警状态，随时出警执行相关强制措施。

　　（二）刑事诉讼法第117条第2款规定了传唤、拘传持续时间的特殊情况。即“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第3款规定了“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作为自侦案件中传唤、拘传工作的执行者和传唤、拘传到案后看管工作的执行者，司法警察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明显加大。在此过程中，为坚决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等办案安全事故发生，要求司法警察部门在警力分配、责任机制、防范预案上下功夫加以应对，切实防范办案安全事故发生。

　　二、参与自侦

　　从法律层面上看，司法警察参与自侦办案并没有相关具体规定，只是在《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参与检察活动，根据检察长授权，“完成交办的其他任务”，但何为参与，参与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法律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当前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队伍建设不断加强，队伍素质普遍提高，工作中耳濡目染也会积累一定的办案经验，司法警察参与职务犯罪侦查的实践经验已渐渐成熟。为了充分用好这支队伍，在当前检察官数量不足的情况下，针对这次刑诉法修改几个方面的新要求，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侦查工作。

　　（一）可以探索赋予司法警察部分侦查权。刑诉法第130条对人身检查做出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对人身检查的主体笼统地规定为“侦查人员”。在现有的刑事诉讼框架内，检察官扮演了自侦案件侦查人员的角色，承担着与公安机关类似的侦查职责。人身检查是传统的侦查手段之一，其运用有着严格的限制，牵扯到公民人身权的保护，要求侦查人员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技侦手段，显而易见，这样专业的侦查手段由检察官来运用是不现实的。检察官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主体，一般上并不具备专业的侦查技能，并且其精力有限，应该保证检察官将精力集中在案件侦破策略制定和法律运用上。而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检查这一任务由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承担，符合人民警察的职业性质，有利于从理论上解决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存废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质疑不断，共同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尽法律监督之本质，将带有强制性质的侦查权赋予文职化的检察官不符合侦查权的内在要求。如果将一些带有强制性的侦查权力赋予司法警察，这一争议就会得到有效解决，为检察机关侦查权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二）可以探索实行“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一直以来，司法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检察官与司法警察如何在自侦案件中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新途径，也就是“检警一体化”的办案机制。如在协助侦查过程中，司法警察不仅要熟悉自己的职责和技能，又要懂得案件侦查的程序和方法；案件侦查、决策、人员组织、指挥等由主办检察官负责，检察官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侦查方向，研究案件的突破和质量把关上；司法警察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履行职责，协助收集调取证据，查找犯罪嫌疑人和涉案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参与讯问、询问、执行传唤、搜查、看管、提押、配合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措施等，这样，既可以保证检察官集中精力突破案件，又可以确保办案安全。比如，在看管、押解环节的检警间协作就要求在执行看管前，侦查人员与司法警察要共同分析、掌握被看管对象的家庭情况、涉案情况、思想情况等，使法警对被看管对象的情况心中有数，以便于主动配合侦查人员开展审讯工作。建立“检警一体化”办案机制有几方面优点：一是能有效确立检察官司法人员公信力，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二是检警互通案情，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降低办案成本；三是司法警察直接参与办案，有利于办案安全；四是检警以不同方式、不同角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思想政策法律教育，有利于案件侦破；五是可增强自侦部门的办案力量，锻炼司法警察队伍。

　　（三）可以探索建立司法警察对证人的保护制度。刑事诉讼法增加第62条规定了证人的保护制度，此次制度设计旨在加强对证人的人身安全保护，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作证难这一顽疾，但是在制度的设计上，由谁来担当具体的保护职责成为关键性问题。所以，可以探索由司法警察来承担起保护证人的职责。一方面这是由司法警察制度的设计初衷来决定的。司法警察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保证办案安全，而保证办案安全不但包括采取各种措施杜绝办案事故的发生，更应当包括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由司法警察负责保护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也具有现实的可能。近些年，随着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装备建设的不断完善，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一重大职责。并且对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来说，把公诉方准备出庭的证人交由本院司法警察部门保护，相对于交公安机关保护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监督自侦

　　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作为检察院自侦案件的重要参与者，相关规定也同时赋予了司法警察对于检察官的办案程序是否合法一定的监督权力，例如《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看管工作细则》第1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执行看管任务时，应当适时提醒办案人员遵守办案时限，发现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体罚、虐待、刑讯逼供时，应当制止，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向主管领导报告。”《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区设置和使用管理规定》第12条、《天津市检察机关办案工作区使用管理办法》第4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此次刑诉法新增第54条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第117条规定了传唤、拘传的时限以及限制性规定，第121条对录音录像做出相关规定。这些法条均是对侦查权力的限制性规定，同时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以上几条限制性规定意义重大，反映了国家立法机关对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多发的刑讯逼供、非法羁押、变相刑讯等不良现象的反思，是从立法高度上的回应。

　　而在检察机关，由司法警察来承担这些监督职责是具有现实的可行性的。一方面，司法警察作为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的看管者，近距离接触办案的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见证了整个侦查过程，具有监督检察官侦查行为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由司法警察承担监督职责符合现代法治理念。“有权力的地方就必须有监督”，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其行使自侦权也必须受监督，而司法警察作为自侦案件的参与者，由其行使监督权才可更好地避免这种监督流于形式。这样，确立了司法警察与检察官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方式方法和内容范围，加强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警务协作，形成左右互动、上下联动、协调顺畅的警务工作格局和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