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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栏目：社会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3-12-02 15:55:59 更新时间：2013-12-02 15:55:58

　　学术共同体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3]简单来说，学术共同体就是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们“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4]

　　摘要：我国的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第一代档案学术共同体、第二代档案学术共同体、第三代档案学术共同体和新时期档案学术共同体四个阶段，本文对这四个阶段档案学术共同体的时代性、群体性进行分析并提出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当代培育，有利于掌握学术脉络和档案学发展历程，旨在丰富我国的档案学研究。

　　关键词：档案学术共同体,学术研究,学术自律

　　1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内涵的界定

　　1.1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是由“学术”和“共同体”两部分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概念来源于西方，指系统的、专门的学问。“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个别场合、平均状况下或者在纯粹模式里，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情感或者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就应当称为共同体”。[1]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是“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有形的共同体，也有无形的共同体”。[2]

　　1.2档案学术共同体。中国档案学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80多个春秋，档案学得到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档案学术共同体“是致力于档案学学习、研究和实践的一群人，是档案科学的主体，是进行档案科学研究，拥有档案学范式的科学共同体”。[5]它不是一种人际关系，甚至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的简单组合，而是具有共同的科学精神，对研究领域、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等进行整合的真正的学术组织。[6]档案学术共同体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共同的目标。档案学术共同体的使命是推动档案学的发展。推动档案学科的发展是一代代档案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目标。

　　（2）相应的规范和规则。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需要相应的规范。这些规则是“促进其成员间信任和自由的规则，更是学术共同体赖以构建良好秩序、提高决策能力、完善规范的基础”。[7]

　　（3）优秀的研究队伍。优秀的研究队伍是学术共同体的中流砥柱和知识创新的主要源泉，可以促进学术研究更高、更好地发展。[8]我国档案学术共同体的研究队伍不仅包括档案学者、专家、档案专业教师、科研人员，还包括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档案工作者。

　　（4）档案学的出版物。档案学出版物是展现和共享档案学术成果的平台，也是进行间接评价档案学术的场所。档案学的出版物种类众多、专业性强，如，《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等核心期刊，各高校的学报和一些与档案学相关的杂志等。

　　（5）有一定的活动形式。档案学术共同体的活动形式有学术讨论会、专题讨论会和研究项目。研究项目，如，国家社科项目、各省市档案局项目以及学校、院系项目等。

　　2我国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档案学自从产生至今，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档案学术共同体，他们拥有共同的时代特色，并在档案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实践工作、档案教育等方面为档案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1第一代档案学术共同体。20世纪30年代，在行政效率运动的直接推动下，我国档案学产生了，并形成了以甘乃光、殷仲麒、滕固、周连宽、何鲁成、程长源、龙兆佛、傅振伦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档案学术共同体。他们建立了早期的档案学科体系，理论成果体现在《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档案专号》中。著名的“十三本旧著”就是这一阶段诞生的。1935年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档案整理处，张锐任处长，滕固任副处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46年殷仲麒在重庆办了一所私立崇实档案学校，董事长是甘乃光，校董有李朴先、傅振伦，开启我国档案教育的先河。

　　第一代档案学术共同体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征：一是从现行机关的文书档案改革中总结并发展档案学，因此主要为实践群体。如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是当时湖北省武昌县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总结经验。二是研究范围集中在文书档案的管理。据粗略统计，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36种档案学著作，以文书和文书工作为研究内容的占88.8%，对于技术档案工作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8]三是受图书馆管理理论的深刻影响。档案分类是这一时期档案学者讨论和研究的重点，但无论是十进分类法还是纲目分类法或者是类户分类法，实际上都是来源于西方的图书分类法。周连宽在《档案管理自序》中也说，近代档案新分类法的建立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仿效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一是仿效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2.2第二代档案学术共同体。“改革开放”初期，在曾三、吴宝康、裴桐、王可风等老一辈档案学者为代表的第二代档案学术共同体努力下，我国档案学得到了飞跃发展。理论成果集中于《材料工作通讯》（1953年改名为《档案工作》）中。1956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中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标志着档案学在科学殿堂中有了一席之地。195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成立，曾三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标志着我国档案工作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1952年吴宝康奉命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专科班，[9]开创了我国档案学本科专业教育的先河。

　　首先，第二代档案学术共同体既具有丰富的档案管理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档案学的理论基础。从这一时期的著作或论文可以看出，档案学者们普遍采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和探讨档案概念的本质、作用以及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等。但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第二代档案学术共同体过分地强调档案的“资政”作用，把档案现象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如，吴宝康先生认为档案与档案馆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和国家产生后产生的，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0]其次，第二代档案学者将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档案学教育加速了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研究反过来又促进了档案学教育的发展。档案专业教师边教学边进行档案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档案科研人才。最后，这一时期档案学并没有真正地独立，依然是一个实用经验档案学，包括苏联档案工作经验和本国档案工作实践经验，档案学成长的基础仍是机关文书档案工作。2.3第三代档案学术共同体。第三代档案学术共同体主要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1952年～1966年培养出来的本科生、专科生、进修生组成。“据统计，1952年～1966年十几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共

　　为国家输送专科和本科毕业生576人。”[11]这一代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档案专业人才，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代，同时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档案学研究和实践中的中坚力量，如陈兆祦、和宝荣、曹喜琛、丁永奎、王传宇等。在他们的努力下，建立了由档案管理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等多门分析学科组成的学科体系。[12]截至1965年10月，全国共建立档案馆2483个，其中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档案馆，专、县级档案馆发展到20多个。第三代档案学术共同体逐渐成为档案学教育的主体，并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展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三代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共性之一是既具有系统的档案理论基础教育，又具有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他们在上一代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培养下，为恢复我国档案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逐步成为雄踞档坛的学者。共性之二是真正意义上的档案“学术研究”即以档案学研究为“志业”。他们抛开了历史、行政的束缚，摆脱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是真正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档案学理论。[13]共性之三是保守与开放并存。第三代档案学者在继承了上一代档案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还面临着新时期、新思维、新动态的影响，一方面，对传统的档案学研究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另一方面，对于新出现的档案现象进行分析、探讨，扩大了档案学学科领域。

　　2.4新时期档案学术共同体。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在全国展开，据统计，相继有20所高校设立了档案学本科专业，如，苏州大学（1983年）、中山大学（1986年）等。新时期的档案学术共同体是由20世纪80年代后普遍接受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一批批档案学人组成。这时期档案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根据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档案学已调整至管理学门类下，并与图书馆学合并成为“图书档案学类”一级学科。[14]档案学术共同体成员“进一步探索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发展趋势，根据时代需要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如，数字化和电子环境中文件、档案和知识集成管理的人才培养计划。[15]此外，全国企事业单位、高校等档案工作也全面展开。

　　首先，新时期的档案学术共同体成员间的学科背景复杂。从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现代档案学者看，学科背景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化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政治学、哲学等，他们为档案学的理论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其次，新时期的档案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频繁。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卷》、《档案主题词表》等则是凝聚了许多地区档案学研究者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智慧和心血完成的。最后，新时期的档案学术共同体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有些学术研究者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有些实践工作者缺乏理论的支撑。

　　3我国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当代培育。我国档案学术共同体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发展后，逐步走向成熟，档案学术共同体伴随着档案学的发展而发展，其在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不容小觑。但在发展演化过程中，档案学术共同体面临种种困局，这需要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档案学术共同体的良性发展。

　　3.1当代档案学术共同体发展演化中的困局

　　3.1.1档案学人缺乏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档案学人及其文化素质、知识结构、人生经历等‘主体特征’，最终决定了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理念与模式。一部档案学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档案学人的成长史和生活史。”[16]但在档案学发展过程中，不少学者对学人的独立性、主体意识进行质疑。的确，档案学人在发挥自主性的时候往往受到学科发展、其他学科范式、行政权力等的影响。从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学立项中可以发现，档案学人的选题越来越向信息化和交叉学科转移。学术资源的导向、政府政策的干预、学术潮流的驱使让当代档案学人趋之若鹜，缺乏清晰的主体意识和批判自我的意识。[17]

　　3.1.2档案学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学术生态环境是档案学术共同体赖以成长的基础，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促进着学科的发展，恶劣的学术生态环境则阻碍着学科的成长。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至今，出现了学术不端、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现象，究其原因，是利益的需求大于道德的约束。新时期的档案学术共同体缺乏像以前档案学术共同体那样对事业的执着和忠诚，相反，一些档案学人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了道德的底线，严重污染了档案学术生态环境，影响了档案学科的尊严。

　　3.1.3档案学术成果知识转化率低。档案学术成果是档案学术共同体智慧和智力的结晶。纵观档案学术共同体学术成果，如期刊论文、专著、教材等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十分可观，但只有少数的成果转化为档案学术共同体共有的知识、共有的范式，档案学术成果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如元数据理论、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等，虽然部分转化为档案学知识，但争论仍然不断，新的学术成果依然不断呈现。

　　3.1.4档案学术创新匮乏。学术创新是学科发展的灵魂，是学科进步的不竭动力。胡鸿杰在《论档案学人》中认为，新时期的档案学人即“继承者”只是使“学科在局部问题上更加丰满、圆润，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换言之，就是目前我国档案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创新。

　　3.2当代档案学术共同体变革途径

　　3.2.1正确发挥档案学人的主体意识。档案学是研究档案现象的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随着学科融合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国档案学研究越来越偏离了其自身发展的轨道，档案学人们一味地追求新、奇思维而忽视了档案学“元科学”研究。作为新时期的档案学人，既要抓住新时期给档案学发展带来的机遇，同时更应该充分发挥自主意识，防止盲目追风而失去了主体地位。3.2.2培养档案学人的自律和自治。培养档案学人的自律和自治是从源头上防止档案学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之一。“自律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范畴意识表示，对于规范学术中的合规性规范行为有着外在制度因素难以企及的功效。”[18]只有档案学人自觉遵守档案学术规范，自觉抵触学术之外的各种诱惑，才是净化档案学术生态环境的良方。

　　3.2.3建立严格的档案学术评价机制。浩繁的学术成果涌现，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学术评价。学术评价工作中，档案界可以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同行评议，也可以称为同行评估、同行审查、专家鉴定等，它是一种有组织的用于评价科研工作的方法。”[19]通过专家的同行评议，优秀的学术成果得到肯定与推广，可以扩大档案学术影响力。

　　3.2.4加强档案学术交流。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远远大于物质的交换带来的收获，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进行交流与共享是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加强档案学术共同体成员内部、档案学术共同体和其他学术共同体之间、中外档案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做到真正的学术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新思想、新理论，成为学科成长的新基石”。[20]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9.

　　[2][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

　　[3]刘珺，科学社会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韩启德.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致开幕词[EB/OL].[2009-09-08].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509/56813/166862/166864/10009618.html.

　　[5][18]陈祖芬.论档案学共同体的责任[J].档案学通讯.2007（2）：8～9.

　　[6][19][20]张晓.对档案学发展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03（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