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区域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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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2-03 15:01:25  更新时间：2013-12-03 15:17:24

　　在谈到现代四川的社会和文化生态的时候，四川学者李怡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洄水沱。他说，“‘洄水沱’系四川语汇，指江河中水流回旋形成的区域。在洄水沱，水流既平静徐缓，近于停滞，又深不可测，暗藏杀机，同时整条河道中的泥沙、污物又都汇积于此，‘内涵’丰厚。这样的停滞、阴暗和污浊似乎正是四川盆地落后、沉寂的象征，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便成了现代巴蜀生态的第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意象一’”[1]在那个时代，鸦片、茶馆和川味是四川的主要标志。

　　【摘要】现代四川的文化具有浓厚的“盆地意识”和“酸化”特征。现代四川作家以个体的生命之力进行了“精神的突围”，从而从文学角度突破了四川文化发展的瓶颈。现代四川作家的“精神突围”主要表现在创化传统、对外开放和文化融合几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文学和文化如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现代四川作家给我们提供了正反面都有的经验和教训。从文学的视角来讲，当代四川的文化建设应该很好地总结现代作家的积极成果。

　　【关键词】现代四川作家,创化传统,对外开放,文化融合,融入主流,走向世界

　　引言

　　在西方文明迅猛发展的对比之下，近于原始的农村自然经济状况、混乱的政治格局以及落后的教育和鄙陋的社会风俗文化，使得现代的四川显得那么可怜、猥琐和难看。然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不以这样的生存环境为苦，反倒有一种“巴蜀式的自得与满足”，甚至还“顾盼自雄，目空一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盆地意识”[2]。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现代四川就一无是处，四川古代的辉煌、现代对抗日战争的贡献都有目共睹。不论古代或现代，四川天然的自然和地理优势，无比丰富的自然物产，让川人只需很小的代价，就能过上安逸的生活。然而，沉溺于“天府”之乡，享受着口福之乐，这种建立在自然物质基础之上的消耗性享受，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消耗”，导致“自我”的“酸化”。李恰认为，这种“酸化就是变异，就是丧失进取的能力”[3]。从文化上来看，当代四川存不存在现代四川那样的“盆地意识”和“酸化现象”呢？我看是存在的。我们津津乐道于“天府”之美，似乎是“上有天堂，下有天府”，对“天府意识”的倾心远远大于对“盆地意识”的警醒。当代四川人对享受的追求其实一点也不逊色于现代四川人。现代四川人享乐的标志是鸦片、茶馆和川味，当代四川人享乐的标志是麻将、茶馆和川味。就拿麻将来说，有一个当代笑话是这样讲的：一架客机飞往四川省府所在地成都，但到了四川却因为大雾（四川经常大雾，所谓“天上晴天少，地上茶馆多”的“天上晴天少”即指四川的自然状况）不知何处降落，机长正不知所措的时候，忽一人建议曰，哪儿麻将声音最大你就在哪儿降落保证没错。于是，机长按照所嘱降落，居然安全着陆在成都双流机场。其实，当代四川人不是单纯地喜欢麻将本身，而是喜欢消耗性的物质享受，这同样可以导致个人意志的“酸化”。

　　那么，当代四川人如何突破“盆地意识”，如何避免个人意志的“酸化”，并进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当代四川文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观念层面来说可以认为是一个核心问题。

　　现代四川作家在古代巴蜀文化的基础上创化出了现代四川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当代四川文化建设（当代四川作家是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也应该和可能在现代四川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塑造我们当代四川的文化传统。正如T-S·艾略特所说，“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地方，‘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4]当然，文学变革对文化建设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作家个体的创造来完成的。首先是作家个体的精神突围冲击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通过文学局部的变革进而裂变区域文化的稳定结构，导致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个体的作用是枢纽的作用，是起爆式的突破文化瓶颈的作用。因此，现代四川作家的精神突围对于当代四川文化建设就具有诸多借鉴的价值，能够给当代四川人丰富的启示。从整体上来看，现代四川作家在创化传统、对外开放和文化融合上做得很好，对后来者具有示范和标杆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文学和文化如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现代四川作家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甚至是正反面都有的经验和教训。

　　现代四川作家对文化传统的创化

　　对文化传统的创化首先就有一个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问题。要创化文化传统就不能对文化传统顶礼膜拜、唯马首是瞻。不管是大的民族文化传统或是区域文化传统，都不可能是一个固定不变、白璧无瑕的东西，传统也是今人眼中的传统，对于历史的过去，“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在性”[5]。这倒不是不尊重文化传统，文化传统要得以延续，也应该创新和拓展，这样传统才能够因当代的使用而被激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固守文化传统、改进文化传统恰恰是对传统的最大尊重。现代四川作家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教育，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郭沫若从小熟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李白、王维、孟浩然，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停滞于此，当他遇到斯宾诺莎、泰戈尔、惠特曼时，产生强烈的冲动和激情；当他后来遇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又转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巴金出生于官宦大家庭，从小也接受的是“四书五经”，是在“红楼梦”的氛围中长大的。当他留学法国时，却变得钟情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喜欢卢梭式的自由和浪漫。何其芳是一个躲在“碉堡楼”里读古书的人，但他却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幻想着“画梦录”里的童话故事，而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现代四川作家大多是入于文化传统而最终又走出了文化传统。他们对文化传统，包括四川的巴蜀文化传统的态度是鲜明的：学习之而不泥守之，保有之而又超越之。从文学角度讲，对传统文化的创化，最终是依靠作家个体经验的转化来完成的，而作家个体经验的转化高度依赖于作家的个人秉性。现代四川作家在个人秉性上当然是千差万别的，但他们却有一个共性，即都具有反叛性。不用说既是作家又是思想家的邹容、吴虞是“大逆不道”的，那一大批现代四川作家又有谁是安于现状的？大、多数现代四川作家都卷入过学生运动。郭沫若、李劫人、阳翰笙、罗淑是学界联席会议的代表，郭沫若、李劫人、阳翰笙又是其中的重要领袖人物。郭沫若、何其芳、林如稷都因学运而被当局开除过，阳翰笙甚至被通缉；吴芳吉、李劫人都是愤而退学。巴金参加了无政府组织“适社”。16岁的罗淑女扮男装入读私塾。温柔如斯的何其芳也会离家出走，只身前往重庆考学。康白情、沙汀从小混迹于袍哥之中，沙汀很小就帮袍哥运枪，康白情甚至还当了“吉”字义安公社社长。他们从小就调皮逃学。艾芜本可以过安定的生活，但他却本能地渴望行走与流浪。在这些人中，最具反叛精神的恐怕要数郭沫若了。郭沫若在家读私塾的时候就十分调皮，经常被老师“打屁股”。在读中学的时候，他也是以不服管教、惹是生非闻名。在《中国左拉之待望》一文中，郭沫若明确肯定李劫人笔下那个“调皮捣蛋”的“姓邬的学生”就是他自己。在《我的童年》一文中，郭沫若也说他自己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6]。

　　其实，对文化传统的创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情，涉及的因素可谓方方面面。从文学视野来看，作家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以及时代的机遇十分重要。一个作家如何能够创化文学或文化的传统，有两个要素至为关键：一个是深刻地理解传统，另一个是给传统注入新的时代因素。值得肯定的是，现代四川作家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是出色。现代四川作家都是旧学根底深厚的人，他们大都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巴蜀文化中浸泡过，可以说是汲取过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但仅仅是学习过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融会贯通传统文化并深刻地审视和扬弃传统文化。所谓深刻地“理解传统”，就是审视、批判和扬弃的意思。创化文化传统，“深刻理解”传统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提升境界的一步就是给传统注入新的时代基因，这种“注入”，可以是参照西方文化，可以是借鉴东方经验，也可以是通过作家的自我探索加以独创，然而更多的可能是综合以上因素融合创造。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有猛烈的批判，他用自己的情绪融合西方的狂飙突进精神形成了五四时代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感。在文学史上创造了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传统。《凤凰涅槃》那对黑暗的猛烈诅咒、对新生的极度渴望、对暴力的热烈崇拜，都带有现代中国文化的气质。李劫人把法国的巴尔扎克式历史风俗画卷般“大河小说”搬到了中国，搬到了成都，被我国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杨义称为“成都平原的‘大河小说’”[7]。巴金把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带到了中国，结合中国儒家人性善的理论，创化出了中国现代的民主主义人道思想，所以，巴金自己非常喜欢《憩园》这篇小说，我个人认为，这篇小说很能够反映出巴金式的人道主义精神。艾芜的流浪小说带着中国边地烟熏火燎的色彩，和西方都市流浪汉小说大异其趣，他用自己精神和肉体的体验创化出了中国自己的流浪文学。

　　现代四川作家的对外开放

　　四川有句古话叫做“蜀中才子蜀外扬”，意思是四川的才子只有走出夔门（四川四周多山，这是蜀道东出的唯一通道）才能真正成名。这里实际上包含两种涵义，一是四川作家不仅走出了夔门，而且走出了国门；一种是四川作家走出了夔门后，又游走于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各大城市。

　　历数现代四川作家，走出国门的大有人在，但以留日和留法的居多。留日的有吴虞、郭沫若、沈起予、李初梨、罗淑、李华飞，留法的有巴金、李劫人、周太玄、林如稷、王光祈，留学德国的有刘盛亚，先留学美国后再留学德国的是陈铨。在日本的现代四川作家，以西方文化的中转站日本为跳板，大量地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敞开胸怀接纳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思想与新文化。郭沫若不仅接受了斯宾诺莎，而且接受了列宁；在《匪徒颂》一诗里，他几乎是把克伦威尔、华盛顿、罗素、释迦牟尼、马丁·路德、哥白尼、达尔文、尼采、罗丹、惠特曼、托尔斯泰、卢梭、泰戈尔等一网打尽。李劫人对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情有独钟。巴金对卢梭，尤其是对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非常崇拜，“巴金”这个笔名就是取这两个人的前一个字而组成的。陈铨则热衷于尼采的学说。现代四川作家都在向外延伸自己的触角，但探到的是什么，往往则根据自己的个性、爱好和机遇而决定。

　　还有一批现代四川作家，他们虽然没有走出国门，但他们来到了当时中国教育和经济都相对发达的都市求学。这些城市有的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有的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有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求知若渴，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了自己的开放意识。这些作家有何其芳、方敬、阳翰笙、陈敬容、陈翔鹤、陈炜谟、曹葆华、王余杞等。他们通过系统的学习，对西方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都有详细的了解，甚至是深刻的理解。

　　另外还有一批四川作家，他们可能有很好的旧学根底，或许还上过很好的中学，可他们没有上面那些四川作家幸运，能够出国学习或能够到著名学府系统深造。但这批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生活积累特别丰厚，意志特别坚韧，他们出川来到中国新文化气氛浓郁的都市寻找自己的梦想并开始写作，最后产生了巨大影响，获得了，人生的成功。这批作家有沙汀、艾芜、周文、邵子南、邓均吾、任白戈等。在这批作家中，艾芜是相当典型的，他到处流浪，最后落脚到上海，巧遇沙汀，求教于鲁迅，最后终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文学之路。

　　其实，现代四川作家的开放意识，还体现在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对其他作家进行帮助。据统计，抗战期间，全国共有作家377人（不包括香港和南洋的作家），四川收容接纳的作家就达140人之多。[8]在这些人中，包括矛盾、张天翼、李健吾、路翎等等作家，都受到过四川作家的帮助。现代四川作家的文化融合

　　巴蜀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矛盾性。我们说“蜀中才子蜀外扬”，但又说“自古才子皆人蜀”；我们说四川是“西僻之乡”，不服王化，但它又有浓厚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理学传统；我们说四川四周多高山，形成了自然地理的封闭和思想意识的“盆地”，但四川又有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物产甚丰，从而形成了容纳八方、生机勃勃的开放心态。因此，有人说，“四川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全国任何地方的人到了这里都会自然融合”，“可以融会一切部族的区域的限界，使整个中华民族融合无间，而社会经济文化获得综合向上的发展。”[9]四川这种高强度的“融合”功能，可能得益于该区域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据历史记载，从秦灭巴蜀举秦民万家人川，历经东汉、西晋、南宋，到明代“湖广填四川”，再到清顺治末年的“招民插占”，整个四川人口的移民和移民后裔至少占了85%。[10]事实上，现代四川作家中的许多人都是移民。郭沫若祖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巴金祖籍是浙江嘉兴县；沙汀祖籍是湖北黄冈县；李劫人祖籍是湖北黄陂县；何其芳、艾芜祖籍同是湖北麻城孝感乡等等。

　　现代四川作家由于具有这样的“自身素质”，所以，他们在文化融合上缺少障碍，容易沟通并进而能够加以发挥和应用。现代四川作家的文化融合大致可以分为中外文化融合、中国国内的区域文化融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文化融合等形式，在许多作家身上可能几种形式的融合都能得到体现。先看中外文化融合。五四时期的郭沫若，老子、庄子往往和释迦牟尼、列宁混搭在一起；把克伦威尔、华盛顿这些政治人物和尼采、罗素这些哲学家组合在一块；将达尔文、哥白尼这些科学家和罗丹、惠特曼、托尔斯泰、卢梭、泰戈尔这些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放在一堆。因此，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显得有些“美丽的混乱”。相对而言，巴金则要“单纯”得多：他爱卢梭，或许是因为卢梭的真诚、卢梭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他爱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或许是对一种理想政治的期盼，对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人生形式的眺望，然而，谁知道巴金的这种人生愿望原来是建立在对旧中国“红楼梦”式的家族文化制度的强烈不满之上的。李劫人虽然也是接受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但他喜欢的是世俗的精致的民间风味的生活情趣，于是，他在法国左拉的小酒馆里，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偷情的世俗场景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兴趣。

　　四川虽然相对封闭，但自古通过蜀道与外界的交流却非常丰富。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认为，蜀道一方面“促进了巴蜀区域与关中区域的交流，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会；促进了巴蜀与中原的交流，既促使巴蜀较快融入中原为主体的全国商业城镇网络体系，又促使天府更加富庶，‘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11]。另一方面，“蜀道促进了江源文明与汉水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汉代文化奠基的源泉。”区域文化的融合，通过蜀道架起了桥梁。现代四川作家，一方面从扬雄、司马相如、李白、“三苏”等蜀中才子那里获得丰富的营养，另—方面也从老庄、杜甫、王维、朱熹、王阳明等人那里获得文化的滋养。因此，在现代四川作家的创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北方文化的霸气和豪气、沉重与滞涩、智慧与胆略、粗犷与豪放，又可以看到南方文化的细腻与清新、柔婉与凄凉、野蛮与豪强、边鄙与荒凉。前者有郭沫若、巴金、李劫人等，后者有何其芳、沙汀、艾芜、罗淑等。在中外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上，艾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他一路流浪，历经四川、贵州、云南，再到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又到香港，最后回到上海。云贵川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缅泰是典型的东南亚风情国家。这些民族的特色、异域的风情，都成了艾芜笔下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融合”。

　　融入主流与走向世界

　　当我们考察了现代四川作家在创化传统、对外开放、文化融合上的精神突围之后，我们忽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即这些现代作家仅凭个体的力量如何能够做到从“盆地”中进行“精神突围”，并进而影响中国社会、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还是让我们在现代四川作家的成长历史中来寻找答案吧。

　　毫无疑问，现代四川作家的个体精神具有超越四川区域文化的特质，因此，他们才能突破四川、引领四川，正因为他们身上具有文化的先进性，他们才能冲出“盆地”。然而，这还是现代四川作家个人成长的“基本素质”，还远远不够成就他们的影响力。我认为，现代四川作家影响力的提升，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基本素质”基础之上的“融入主流”和“走向世界”。

　　融入主流，可以是融入主流文化阵营，融入政治文化或经济中心，融入时代的潮流。郭沫若就是这样。他不仅融入到了主流的文化阵营，而且还融入到了主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他成了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巴金虽然没有融入到政党文化的主流，但他融入到了民主大文化的主流，再加上他融入到了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中心，所以他也能够被广泛接受。沙汀、艾芜、何其芳，不仅融入到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的中心，而且与政党的文化联系很紧密，所以，他们也能产生很大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作家个体的力量只有和其他力量结合，顺应了时代、顺应了文化发展的趋势，才能被广泛接受、产生覆盖面较大的影响力。同样的道理，李劫人曾经留学法国，算是走向了世界，后又回到成都并长期定居在这里。他没有融入政党，没有融入到当时中国主流的文化，没有融入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一个“边缘人”。因此，李劫人被广大读者的接受度和他的文化影响力，至今还是一个让人多少有些遗憾的问题。

　　走向世界，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是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学或文化对异域的吸引和冲击，是一种中外文化的碰撞。郭沫若作为大家，他的文化因素是多元的，加上他特殊的政治身份，因此，他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单从文化上来说，在一定时期内，郭沫若也是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如果说李劫人是从法国文学中获得了营养，那么后来的李劫人不仅让法国人而且让日本人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滋养。巴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证。在他身上有一种“巴蜀文化”难以框定的东西，他好像天生就是“世界的”，然而，他的青春与热情，他的冲动与反叛，分明又是巴蜀文化特殊的烙印。何其芳成名之前没有出过国，但他的作品却在美国、法国、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说明，“走向世界”不管是与外国文化直接交流或是间接与外国文化相互联系，它都是文化独特性的结果，是开放意识的结果，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也是创化传统的结果。

　　结语

　　现代四川作家在中国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在“洄水沱”式的被“酸化”了的20世纪上半叶的四川，他们用他们勇敢的个体生命的冲击，突破了“盆地”，这种精神的“突围”，对当代四川的文化建设来说意义重大。他们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引领了四川现代文化的高度，突破了四川现代文化发展的瓶颈，而且为中国甚至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成果，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四川的知名度、美喻度。现代四川作家对四川文化建设的贡献可以说居功至伟。在当代四川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当代四川作家应该继承和发扬现代四川作家的精神，理所应当成为推动当代四川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事实上，从古至今，在巴蜀大地上就始终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往往以个体之力走出盆地，进而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譬如汉代的杨雄、司马相如、王褒，唐代的李白、陈子昂，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升庵、张家胤，清代的李调元、张问陶等等莫不如此。

　　【参考文献】

　　[1][2][3]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36，53，114.

　　[4][5]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A]，朱立元、李均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C]，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59，260.

　　[6]郭沫若我的童年[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1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