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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2-03 15:55:28 更新时间：2013-12-03 15:29:27

　　杜甫终年五十九岁，于今天看来，还算不上老，搁在人寿不长的古代、生命有所不测的争战乱世，称老道衰未必不可，但杜甫过早、过多的称老道衰，除去客观原因外，主观内心世界的复杂、煎忧，儒家传统士大夫的功名心、忧患意识等等使然，其中有警勉、有自责、有怨怼、有诉求、有现实的暴露，同时也有反讽，有某种从精神上对自己以及所谓“圣朝”进行要胁的意味。当然我们体会这种“要胁”是纯善的，是基于他“致君尧舜”的政治怀抱。

　　【摘要】杜甫自二十九岁即形容自己衰病，四十岁即自称老人，入蜀五十岁左右，又渲染自己的老病衰弱，这种看似有些言过其实的表现与夸张，除去传统知识分子“惟忧用老”的惯性思维与情感方式外，有意识地表现忧患、忧煎、忧急的心情，是他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反而且行且远的现实状况写照，是一种反讽与苦嘲。在文学艺术方面则运用相反相成的手法，通过衰病穷愁的渲染来反衬与烘托生命活力，表现美好事物的欣欣向荣，从而相得益彰，从艺术审美上得到安慰。成都幕府诗则着重表现了杜甫的幻灭意识以及老病状态由虚而实的过程。

　　【关键词】杜甫,“老病”,幕府诗,幻灭

　　杜甫一生郁郁不得志，且与政治理想渐行渐远，被世朝权贵遗弃，流为“野人’或帮闲，他内心苦痛不堪，故而他叫老抒悲的诗作其实更是对命运做出的一种不妥协、不甘心的表现，是一种隐蔽的反抗与自嘲。在政治诉求的过程中，杜甫一直有矛盾，有“觉悟”，也曾弃官不为，而又有怀念昔日奔走朝廷宠荣短暂生活的诗作。杜甫像古代文人一样，在人世与出世的精神世界中挣扎、沉浮、彷徨游走以致于互文。这方面创作的顶峰应是晚年写于三峡的《登高》《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全面回顾、总结了自己这大半生（光荣与梦想，现实与没落）的行为，在政治诉求的绝望中仍然抱残守护着丁点儿希望，但另一方面又心知肚明，自己的政治理想是破灭了，未来漂泊的道路不知延伸到哪里。成都幕府诗是杜甫走向幻灭的人生转折点，也是他再一次背离政治理想，放弃现实利益，而走向精神自由层面与纯粹诗意境地的真实记录。他的“老病”也由刻意渲染而落到实处，从此开始他百病丛生、“衰病已成翁”的人生下坡路，是他诗歌创作由此走向悲剧精神巅峰与结局的重要前奏曲。即便这样，他“衰老强高歌”（《别唐十五诫因寄吏部贾侍郎》），并不甘于被命运击倒，仍旧在他的暮年写下了惊天动地、回肠荡气的精彩诗篇，为自己作为诗人的战斗画上了一个醒目的叹号。泊居成都期间这一段生活与情怀，因此值得我们仔细斟酌与加以研究。

　　一、“老病”渲染状况与真实用意

　　我在旧作《论杜甫是乡愁诗人的鼻祖》[1]一文中曾考订杜甫是“乡愁”这一语词最早的贡献者，也是诗歌中含愁带愁写愁密度、绝对数、关联词最大最多的一位诗人。而杜甫描写与叹息“老病”，也屡见于诗歌，尤其是中年以后，重中之重在他人蜀之后的作品。郭沫若先生《李白与杜甫》中曾有所归纳：

　　他在出峡前后是病得相当厉害了。本来有消渴症（糖尿病），又在“病肺”（不知是喘息症还是肺结核），进而半身不遂，以致“右臂偏枯半耳聋，……悠悠伏枕左书空”（《清明》二首之二）。聋的是左耳，牙齿落掉了一半：“牙齿半落左耳聋”（《复阴》）。视力衰退：“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耳聋》）。脚也不灵了：“卧愁病脚废”（《客居》）。这些都是他出峡前的情况。《清明》二首作于入湘以后，但在出峡前的《送高司直》诗中已经说：“我病书不成，成字字亦误”，可见他的

　　“右臂偏枯”不能写字，发病是在出峡之前。[2]

　　金启华先生有《杜甫的病和死》一文，以分期的方式，将杜甫的健康状况予以排列，共分为：

　　“一、少壮游骋时期（15岁—34岁）”；“二、衰征渐呈时期（35岁—44岁）”“三、乱离忧患时期（45岁—48岁）”“四、稍安养病时期（49岁—53岁）”“五、百病麇集时期（54岁—56岁）”“六、扶病漂泊时期及其死（57岁—59岁）”。本文所要着重讨论，即在他这段“稍安养病时期”，也即包括他为“工部员外郎”留名后世被称“杜工部”这一段在地方政府从政后辞职的时期。

　　杜甫像写日记一样，在诗歌中对自己的衰病情况记录较为详充，这也是他作为现实主义诗人不加掩饰、不予回避的特征之一吧。从审美意义上讲，渲染老病哀愁，烘托悲惨休戚之意，与正统的奏雅、颂德、粉饰无疑不相符合，而有着深刻的揭橥之意，这需要勇气甚至是特别的勇气。这从诗经

　　“国风”、屈原《离骚》、汉魏六朝慷慨悲陈之诗风以降，优秀文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是经典文学大部魂魄精华所在。杜甫正是这一文学精神河流中所涌现的一个巨澜。

　　五十岁左右的杜甫在成都以及周边地区度过，如上所列，有病，但健康状况还不恶劣。但此时他已不吝笔墨，渲染自己的老与病，以致“老病”连称连词，不厌其烦。我们看，仅如“草堂诗”中：“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有客》）“不堪只老病，何得尚浮名？”（《水槛遣心二首》其二）“江边老病虽无力，强拟晴天理钓丝。”（《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其一）“时来访老疾，步屣到蓬蒿。”（《北邻》）等，这与去蜀途中所作《旅夜书怀》“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以及出蜀《登岳阳楼》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原是一脉相承、前后照应的。另如“多病”“衰疾”等词型：“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二首》其一）“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衰疾哪能久，应无见汝期。”（《遣兴》）“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客亭》）“时应念衰疾，书疏及沧浪。”（《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别》）“草茅虽薙葺，衰疾方少宽。”（《营屋》）“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为我谢贾公，病肺卧江沱”（《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等等，与去蜀途中《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亦是前后呼应。另如唱衰叹老之词，则不胜枚举。总体统略，入蜀后（在川期间）大凡自称或形容“翁”、“老翁”、“衰翁”、“白头翁”；“一老”、“老夫”、“老人’、“老病”、“老丑”、“衰老”、“野老”、“贱老”；“发皓白”、“牙齿落”、“老更狂”“老无力”“老长嗟”等等，可谓浩浩荡荡，淋漓尽致，不可阻绝。杜甫的衰病形容显然是有些夸张了。不排除病中要“人扶”、“倚杖”，甚至“平地专欹倒”，但好转时候与健旺时候，断不至于经常如此病病歪歪、老态龙钟。郭沫若先生曾有感：“杜甫爱诉自己的贫困，但往往过分夸大，和实际情况核对起来有很大的悬隔。”并举例入蜀前作的《同谷七歌》中的自我咏叹，评说道：“其实乾元二年杜甫只有四十八岁，即使早衰，也还不至于就白发垂耳吧？”[3]四十八岁未必不可能“白发垂耳”，但绝非正常情况（非正常情况下大有“一夜愁白少年头”例，杜甫或者如此）。郭老限于写作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不得已的原因，将杜甫的夸张以及唱衰道老都归结到“地主生活”甚至“阶级感情”方面去，这已是今人明知的历史局限，对此我们不必对郭老非常时期的研究成果苛论与深究。仅就杜甫有意地渲染自己老病情态，则是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其实答案也就在杜甫自己的诗中，如郭老所举《同谷七首》第七歌里即有：“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富贵应须致身早。”杜甫这类表达“致君”“立登”“封侯”“捐躯”理想的诗句为人熟知。所谓“急功近利”，急字当头，在那个时代，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型知识分子，隶属正常，也没啥丢人。笔者认为杜甫渲染老病的心态可分为前后期：前期即为着急，是事业心与生命忧患意识的表现；而后期包括在成都入幕辞幕时期，则更多为幻灭的自省、反思与苦嘲，更多批判意识的表现方式。诚然，正如上举学者的归纳，去蜀以后，杜甫的病越来越多且越来越严重了，称为“百病麇集”与“扶病漂泊至死”，那倒是不怎么过分了。即便那时，杜甫性情使然，也并非坐而待毙或者苟延残喘，他杯不常空，马不罢骑（在白帝城还有一次“低身直下八千尺”的驰马与坠马经历），访古吊幽更是常事，终前牛酒快炙，还有创作。这些情形都为研究者所知晓。郭沫若先生有《杜甫嗜酒终身》一章，认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其实要在“相顾”，既写李白，也写他自己。郭老统计出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凡说到饮酒上边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不让李白的“百分之十六强”。[4]张志烈老师也有个确切的统计，“他曾亲自计算过，号称‘篇篇有酒’的陶渊明，现存142篇诗文中，有酒的56篇，占1/3强；‘酒仙’李白现存诗文约1050首，与酒有关的170首，约占16%；杜甫现存诗文1400多首，言及酒的近300首，占21%。就绝对首数看，杜甫超过陶渊明和李白；就占全部著作比例来看，也超过‘酒仙’李白。”[5]借酒浇愁，固然一由，但性情宏敞豪放，则不可否认。以致在成都草堂常与南邻北邻村人等招呼聚饮，有“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的记录。这一方面说明杜甫与乡民打成一片，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体质尚可，年龄更不是问题，在邻人、老乡们眼里，并不妨碍“泥饮”。故他告离时，别人都要佯装生气：“嗔”。

　　毫无疑问，常饮酒暴饮酒不利于健康，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杜甫的健康。以至到三峡后，有时他只能噤口转而看人饮酒解渴，疾病不容忽视。

　　但杜甫喜欢夸张，对自己穷愁老病，尤长于着墨，书写惟恐不具细。这有些像现代派的奇异症、暴露癖，五四时期有人评论创造社作家即有道：“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6]生活于八世纪的杜甫当然与二十世纪文学创造社成员不可同日而语，但有意的暴露与夸张、怀抱着现实的勇气却颇可精神相契相通、前后呼应。杜甫早年（34岁）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其中即自诉：“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名篇脍炙人口，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控诉力量原是一致的，不同只在一是自观，一是观人，但不论自己还是别人，都是时代中人，可说命运相关，休戚与共，反映的是整个时代。杜甫有求取他人同情的意思在诗里边，但兼糅诉求与不平悲鸣、痛愤甚至是“要胁”的意思，要胁也许不是针对某个人，是针对那一个体制，那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以及怀才不遇、坎坷曲折的命运。而“老病穷愁”，亦恰是暴露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作为知识分子（人才）的老杜用来精神施压的一种工具，是其反正统、去粉饰、发杂音的一种比较特别的手段。

　　笔者查杜甫“自觉成老丑”（《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的习惯思维，竟然要提前到他二十九岁时，当时他尚可称青年，却：“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开元二十九年秋作《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薄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以后“数茎白发哪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天宝十载作《乐游园歌》）“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四十岁不到他即自称“野老”了'“白首”了。“游子空嗟垂二毛。”（《曲江三章章五句》）“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江濩落，白首甘契阔。”（《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少陵野老吞声哭”（《哀江头》）“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同谷县作歌七首）“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羌村三首》其二，“晚岁”时年四十六岁）“亲宾纵谈谑，喧闹慰衰老。”（《雨过苏端》）“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离乱、逃难、遇险、不得志，加之生活艰辛与病痛，杜甫未老先衰的自我形容可说在入蜀前诗歌中即可信手拈来，渐成惯性，以上仅举数例而已。

　　四十八岁后人蜀，更毫无掩饰地、—发不可收拾地叹老写老、大行其事地渲染其“老病”状态了。此时将以前常用的人称代词“我”、“吾”等也多时换称“老”什么，或什么“老”，如前所列举。

　　五十岁左右的杜甫，固然是由于生活与心情的原因，未老先衰，多病交侵，但他特别的渲染与有意的夸张，主要目的，如其自述：“我衰太平时，身病戎马后。蹭蹬多拙为，安得不皓首？”（《上水遣怀》）“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客亭》）。毋庸赘言，这个“圣朝”，这个曾经所谓“野无遗贤”的盛世，怕也只配给他怀疑，并尽其所能地控诉、埋怨和挖苦了。二、渲染衰病迟暮反衬了生命活力与美好事物的欣欣向荣

　　杜甫一定程度上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诉其悲怆之情，当然他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他主要还是作为一名儒家思想范畴的文人知识分子，一直抱有治平的希望甚至是幻想，他只不肯粉饰太平与忽视痛苦，这使他持有优良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与勇气。如前所述，这是一个优良的文学传统，如太史公司马迁所形容大凡圣贤有成就皆因处于困厄危难，《文心雕龙》也有：“文王患忧，繇辞炳耀，符采复隐，精义坚深”（《原道》）的认同与理解。“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书记》）《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悲观的思想感情颇有通融与诠释，尺度很宽也很精确，虽然其出发点还是提倡“正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在这方面，杜甫却是突破了传统的藩篱，在悲剧性方面走得更深、更远、更高，堪称某种程度上合拍西方美学所形容的崇高与悲壮。

　　从艺术方面来讲，杜甫“惟忧用老”，大势渲染自己的老病衰迈，其实正是以反衬的手法（所谓“相反相成”“倍增其哀乐”），表现与烘托了生命活力的无限美好，新生事物的坚强与欣欣向荣。这就是他那些清新有趣、活泼可爱的精致、壮丽绝句与律诗歌行所展现出无穷魅力的秘密所在之一端。脍炙人口的成都草堂诗作即能充分说明问题。中唐刘禹锡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似乎就像是在形容杜诗的反衬、和谐与统一。杜诗在当时还显得比较突兀、另类，但已逐渐深入人心，以后影响与日俱增，更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诗人。残唐诗人韦庄第一个寻得成都杜甫草堂旧址并筑庐而居，以“思其人而成其处”（《浣花集序》），将自撰题名“浣花集”，以寄爱戴。其临终念念不忘杜诗，口诵“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南邻》）。[7]二十世纪初期的“白屋诗人”吴芳吉之所以自号“白屋”，原也是取典杜诗写草堂“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开”“所奔数奔窜，白屋难久留”等诗句。吴芳吉写下深情歌诵：“近古有诗人，君爱杜少陵否？骑驴飘忽半生，君国一腔白首。我曾荒宿草堂，解衣长望南斗。愿绕池树追凉，与君为俦为友。”[8]以上专门裁取历史两头为例，一早，一迟；而中间历朝历代，人们对杜甫的怀念与热爱与同对李白的热爱怀念一样，都是与日俱增的。今人凭游杜甫草堂，一样浮想联翩，以致流连忘返。

　　杜甫的魅力在哪里，在他那种不肯屈服于命运的“衰老强高歌”“临危莫爱身”的率真勇敢，以及痴情于艺术的“百年歌自苦”“白头老罢舞复歌”“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忘我的投入。当然，更在于他丰富多彩的艺术情操与惊世才华，包括他“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文章差底病，回首兴滔滔”等人生幽默与从容。杜甫渲染其“老病穷愁”，反衬得他笔下的清新事物空气，愈发带有美的光芒与张力，更难能可贵。可作成都草堂抒情诗代表作的《卜居》《春夜喜雨》《狂夫》《客至》《南邻》《登楼》《水槛遣心二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绝句四首》甚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等，皆因其强烈的对比与忘我投入的书写，一腔热血，感染物华，感动人心，给人充分的同情与精神享受以及饱满的美感。他将自己衰病的身体入画，更将清新活泼的美好事物入画，这就有了一边是扶杖喘息的白发老瘦翁，一边是鲜葱活泼以及富丽清新的锦官城、浣花溪、百花潭、锦江、玉垒、西岭雪以及姿态万千、玲珑自然的风光什物包括翠柳、黄鹂、蜻蜓、蜂蝶、花鸭、朱樱、芙蓉、野渡、青天、竹日、汀烟、月色、白屋、白沙、“黄四娘家”等等，不一而足，相映成趣，相映生辉，有如一部交响曲，既是命运、灵魂的交响，亦是美好生命活力与锦绣河山大自然的交响；是哀歌，亦是赞歌，亦是情歌。杜甫凭吊司马相如故迹有道：“相如多病后，尚爱卓文君。”（《琴台》）笔者感到，杜甫的“卓文君”就是光风霁物、锦绣河山，他“多病后”，爱她之情仍有增无减，这能不令人不感动吗？

　　梁启超先生曾认为杜甫不仅是“诗圣”，还是“情圣”。他说：“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_；例如肤痒的人，用手抓到出血，越抓越畅快。像情感恁么热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9]语虽通俗，却也指出了杜甫兼有诗美的特点。的确，从后世看，不论哪种流派、风格，都会取镜杜甫，向他吸取营养，并围绕他发生长久不衰的热烈的关注话题与争论（所谓“千家注杜”）。

　　归结起来，因有一颗赤子之心与惊喜发现生活之美的超常能力，杜甫渲染老病穷愁灰暗的颜色，好比是油画的冷色调，更加衬托得暖色的风光、江山景物无比的姹紫嫣红、婀娜多姿，令人瞩目！同时反过来说，也更加突出了老病穷途以及动乱、战争阴云、心灵创伤的可悲、可怕！

　　这仿佛照应了西方文论中的一段论述：“一语道破的绝妙的反讽本质反映了一种自我日趋分散的自身体验，‘对于这个自我，一切约束都被撕破了，他只愿在自我欣赏的环境中生活着。’富有表现力的自我实现成了作为生活方式出现的艺术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当我的一切言行对于我只是一种显现，它们所取的形状完全由我支配时，我才是作为‘艺术家而生活着。’所以，只有在感伤灵魂的主观折射中，艺术家才能表现现实，也就是说，现实‘只是一种通过自我的显现。’”[10]杜甫忠于现实而驾驭着现实主义的诗歌，将其感伤的情怀如水乳交融般投入实际的创作，并同样表现着多姿多彩的艺术审美与喜悦。

　　三、“老病”与“少壮”情态的对比、互文

　　杜甫的“老病穷愁”反衬了生命活力的美好，不仅在于静观的江山人文风光、花鸟虫鱼。还表现于对自己生命活力与健壮时代的纪念与书写，同样也是取得了令人惊讶与印象深刻的艺术效果。陈贻掀先生《杜甫评传》有“倔强如昔”一节专记杜甫在滞居三峡时期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对于其不服老病、心中诗中不失“龙吟虎啸、水立山鸣”的豪情，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并引浦起龙诗话：“公老矣，尚作尔许语，可谓倔强犹昔。”[11]虽然“倔强犹昔”更多只能表现于心中、诗中，于现实状态未必都能从心所欲，但这也是一种反衬、互文、投映与艺术构建的张力，更显得杜诗甘贵、丰富、卓越。都知道，杜甫少壮时代矫健好动，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金启华先生分期因有“少壮游骋时期”的标题。杜甫这些少壮的记忆，多由他自己“老病”时代回忆、神往、书写而来，故今昔对比效果，格外明显。如“健如黄犊走复来”“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裘马颇轻狂”，“挽弓当挽强”，“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鹜鸽。”（《壮游》）“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以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江南逢李龟年》等名作给出的“追忆”；早年遍游齐赵大地与大江南北，以及交诗友于长安漠陂、曲江等，都是杜甫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即便他五十岁前后入蜀在蜀，攀越剑阁，跋涉蜀道，登临青城，啸傲江河……在浣花溪畔草舍边上开荒种树、砍竹，放船收药，豪饮酒、骋马、郊游，其时身体状态亦都还可，不见得有过份的衰病，还有一段入幕上班的时间（约半年）下文再讨论。他的衰病实际多集中体现于去蜀滞居三峡以后，但如前所述，成都时期已有充分的反映与渲染。不论哪个时期，杜甫都将“老病”与“少壮”进行对比描写，将眼前景与心中景交相迭现，给人一种强烈的今昔之感与理想现实人生的距离、落差，从而形成气势磅礴与意味深长的画面。如其《秋兴八首》所形容：“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古诗所谓“曲终奏雅”，杜甫却是曲终奏悲，悲喜莫名，老病与少壮的交织，正是这样的相辅相成、互为呼衬映射关系。

　　“终有一死的人以这种方式栖居于语言之说中。”[12]“艺术作为救苦救难的仙子降临了。惟她能够把生存荒谬可怕的厌世思想转变为使人借以活下去的表象，这些表象就是崇高和滑稽，前者用艺术来制服可怕，后者用艺术来解脱对于荒谬的厌恶。[13]杜甫的诗似乎提前千年为海德格尔、尼采们预示着中国、唐朝——这个诗歌古国鼎盛时代的先例。

　　闻一多先生将杜甫年轻少壮时代（“下第后八九年之间”）形容为：“这时的子美，是生命的焦点、正午的日曜，是力，是热，是锋棱，是夺目的光芒。”[14]“可惜那期间是他命运中的朝曦，也是夕照，那几年的经历是射到他生命上最始和最末的一道金辉；因为从那以后，世乱一天天的纷纭，诗人的生活一天天的潦倒，直到老死，永远闯不出悲哀、恐怖和绝望的环攻。”[15]闻一多先生在文中还凭想象勾画出了_一幅壮年杜甫狩猎的英姿图，想象主要即来源于杜甫诗歌的自述回忆，可见杜诗的资源性十分丰富。杜甫的“少壮”时代短，“老病”时代长，杜甫不是“老死”的，五十九岁，他应是一种“非正常年代”的“非自然死亡”。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固然“沉郁、悲哀、恐怖、绝望”，但也并非“闯不出”，他仍有着许多的清新、欢喜、天真、豪放甚至是幽默，交织于创作中，表现为仪态万方、清新脱俗，其诗作悲剧主题鲜明，但其丰富性，应是杜甫诗歌不朽的生命源、常青树。老病与少壮情态的书写互文，显然大大增强了这一丰富性与表现力。

　　四、幕府诗体现幻灭意识

　　杜甫渲染“老病”，有意在“胁迫”自己，去实现心中的政治抱负、理想。即便晚期看似“病入膏肓”状态，他仍还残留幻想，怀念曾有过的“荣耀”，如：“我虽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心虽在朝谒，力与愿矛盾。抱病排金门，衰容岂为敏？”“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等等[16]。《秋兴八首》中也不无深情地回忆了“画省香炉违伏枕”“几回青琐点朝班”等中央侍臣待遇。在成都期间即有“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莫相疑行》）的不无幽默苦嘲叹息的名句。《野人送朱樱》一首，居然引发了“忆昨赐沾门下省，此日尝新任转蓬。”当年作的“旌旃放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等很可能也是他对亲友的谈资。后人对杜甫有“每饭不忘君”的说法，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强作解人，只是杜甫“不忘君”，更贴切地说是不忘自己曾有过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这种情愫在杜甫身上，如其自语是“力与愿矛盾”，的确是矛盾与斗争着的。有时他很看空，以野人自许，学陶渊明，他说“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独酌》）“不堪只老病，何得尚浮名？”（《水槛遣心二首》其二）等，有时却又很在乎公事，怀念“人主”，似乎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宁可像当年那样“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曾枣庄先生分析杜甫在川：“杜甫不是不想作官，但他想作的是大官，‘窃比稷与契’，‘立登要路津’，而不愿作小官；想作朝官，作皇帝近臣，不愿作地方官，因此不赴河西尉，放弃华州司功，更不愿作幕僚。‘功名不早立，衰疾谢知音。’（《西阁二首》）——要建立功名，须趁年富力强的时候，现在年老体弱，百疾缠身而勉强就职者，无非是为了感谢知音严武而已。他早年奔走豪门，目的是为了建立功名；晚年之所以有官不做，是因为早年都未能建立功名，现在白发苍苍来作幕僚，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总之，杜甫不是不想作官，只是想作大官、朝官、‘有是非’的官，但他又做不到，而且风险很大，于是他干脆不作了。”[17]评论很直接很干脆，但也不免有些武断、简单化，多少忽略了杜甫的矛盾心态与封建社会中诗人逐渐幻灭的情怀。

　　杜甫实际很珍惜与很重视与严武的世交友谊，严武在成都，他彼此往访赠诗唱和；出川，他一送再送，直送到绵州北三十里奉济驿。严武再任成都，他得讯由阆州欣喜赶回。严武一再劝他人幕出仕，他慎重考虑，放弃了养病赋闲的主意（“惟将迟暮供多病”），打起精神，“垂老戎衣窄，归休寒色深。”“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披挂上阵，续接了他朝廷官员（唐幕府官员要上报朝廷中央任命，也算命官）生活，以期有所作为，“涓埃答圣朝”。所以他不是不做地方官，也不是看不起幕僚的职位，而“一心只想做大官”，如真是那样岂不迂腐可笑？杜甫似不是那样的人，虽然他自己也多有嘲笑迂阔之辞，但我们却不可轻信与被他迷惑，杜甫头脑实际相当清醒睿智，他深入接触、了解社会，生活经验异常丰富，心胸是相当宽广的。入幕，固然有养家糊口经济收入方面的考量，但更有着政治使命方面（“捐躯”）的考量。应该说，杜甫在成都期间不计“老病”，再作了一次人生努力，他是本着认真态度的（军事与地方建设方面都有参与的工作成绩）。正因为此，他给世人留下一个“杜工部”的称呼，里边无疑包含着人们所感受体会到的亲切、理解与敬重。

　　但时代不同了，同事者不同了，年龄身体状况除去夸张渲染成分也的确不同于当年了。而最主要的，是失去自由后对自由生活的回归与向往。杜甫成都幕府诗展示了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意境充沛深阔，颇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

　　这些幕府诗固然透露了一些工作上的人事矛盾：“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饮寒泉逢抵触”等等，为此引发后人颇多的猜测、考证甚至杜撰，如他醉语踏床得罪严武、劝诫其节俭勿滥杀导致关系紧张云云，现代的郭沫若先生说，朱东润先生说等都可以参考。笔者倒认为，其实人事矛盾不是他辞幕的主要原因，对此他自己也颇能开导、安慰自己：“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丈夫名垂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赤霄行》）等等，他想得开，甚至是一笑了之（因病请假回家还给同事写信赠诗留念）。杜甫辞幕的主要原因愚以为应是以下几点：

　　1、过惯了清贫而闲散自然、家人团聚（“率府且逍遥”）的生活。

　　2、对蹈人束缚人性、刻板僵化的官僚办公生活的怀疑与反省。

　　3、对致力文学艺术事业的抱负渐行取代了已知缥缈难与实现的政治抱负（参考《戏为六绝句》）。

　　4、迫切希望回到中原故地的乡愁纷至沓来以至不安心（“幸莫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此身哪老蜀，不死还归秦！”等等，详见拙论《论杜甫是乡愁诗人的鼻祖》）。

　　5、身体条件（老病）的确难以持续胜任了。

　　《宿府》这首幕府诗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以上信息：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明代的王嗣奭有分析：“江城独宿，所闻所见，悲则有之，好则无有，此何以故？而五六正发其故也。故乡乱而音书既绝，关塞险而归路甚难。自禄山叛乱，以至于今，苦忍伶俜，已历十年，而今得参谋幕府，安栖一枝，诚不幸中之幸，而实非中心之所欲也。清夜思之，宜其辗转而不寐也。”[18]颇有道理。这时候杜甫的幕府诗另如：“沧溟恨衰谢，朱绂负平生！”（《独坐》）“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至后》）“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乌鹊愁银汉，驽骀怕锦幪。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筹。”（《立秋雨院中有作》）“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村日江村五首》其三）“仰羡黄昏鸟，投林羽翮轻。”（《独坐》）“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此生随万物，何处出尘氛！”（《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其二）“已拔形骸累，真为烂漫深。”（《长吟》）等等，均可援以为例。

　　而身体条件也即本文主题“老病”的拖累，也是事实，《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像一篇书信体散文，十分恳切地谈到了自己的老病状态，说道：“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礼甘衰力就，义忝上官通。”过去对衰病的刻意渲染，这时兴许变成事实，在心情不好、环境不好甚至过于紧张劳累的条件下，杜甫的老病衰状加重，由虚变实，可就一点也不值得怀疑了！故此他由请假到辞幕，从而结束了一生中最后的一段政治生涯。

　　“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何必泪长流！”（《去蜀》）“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除去以上因素外，现实的黑暗，加之至交好友如岑参、李白、斛斯、苏源明、郑虔、高适、严武等先后辞世，也沉重地在精神上打击了杜甫，促使了他的幻灭与衰老。当他再次“登，高”，写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时，他的确是看上去变老了，衰病交侵了。但是他的诗是永恒的，常诵常新，人性的温暖与艺术的光彩是永不衰退的。

　　【参考文献】

　　[1]张叹凤，中国乡愁文学研究[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四川大学学报，2010，（6）.

　　[2][3][4]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176，167，196.

　　[5]张忠纲，志存少陵壮怀烈——兼论张志烈教授的杜甫研究[A]，行止同探集[z]，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1775，176.

　　[6]郭沫若：论郁达夫[A]，创造社资料（下）[C]，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