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范文一座空城几番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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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2-03 15:13:37 更新时间：2013-12-03 15:35:30

　　诸葛亮“空城计”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它由历史走向文学，并分化为小说、戏曲、影视剧等不同叙事文本。人们瞩目于“奇而复奇”的“空城计”，但以往的讨论往往存在两个误区：_是忽视历史、军事与文学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二是忽略“空城计”各个叙事文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空城计”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有异，各种文艺体裁对“空城计”的叙述也不尽相同。因此，从军事学角度解读“空城计”叙事诸文本，对我们正确理解空城计当不无裨益。
　　【摘要】“空城计”叙事文本众多，亦各有区别。历史叙事中的“空城计”凸显宏观的军事布局，而小说与戏曲叙事注重描述个人的心理活动，相比之下，戏曲因刻画人物心理细致入微更受民众的理解与欢迎。辨析不同的叙事文本，有助于我们了解军事与文学在相关叙事中的相互制约与影响作用，更好地理解“空城计”。

　　【关键词】空城计,诸葛亮,叙事,军事

　　一、历史叙事：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诸葛亮“空城计”，不见于陈寿《三国志》，它出自王隐《蜀记》（郭冲“条亮五事隐没不闻於世者”）：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1]

　　裴松之批驳这则史料“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但是，“空城计”并非荒诞不经的传闻。郭冲的听众，是久经战阵的扶风王司马骏及司马刘宝、长史桓隰；《蜀记》的作者王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2]。而作为精通历史的学者及熟悉行政、军事事务的官员，王隐等人认可了空城计的可能性，并将其描述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是典型的历史叙事。

　　作为兵家谋略的空城计，其军事合理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争双方实力相近，蜀汉军队还略占优势。三国鼎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曹，这是总的形势。曹魏南线兵分两路：陇右御蜀、淮南抗吴。蜀、吴虽弱小，局部战场上的实力相差并不悬殊。诸葛亮屡次兴兵北伐，危急时曹魏皇帝不得不移驾长安，并先后派遣曹真、司马懿等重臣领兵。战场上蜀汉也多有斩获：建兴六年，斩魏将军王双；九年，射杀魏大将张邰；十二年，交兵于五丈原，司马懿只能打着皇帝的旗号坚守不出。时人盛称诸葛亮“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3]司马懿用兵持重保守，宁可失去战机，也要确保自身安全。

　　二是古代战争受复杂的地形影响极大。陇右前线为山地，曹魏多骑兵，而蜀汉以步兵为主，山地作战是蜀军的强项。为了抗击曹魏强大的骑兵部队，诸葛亮专门建立了弩兵，“蜀汉的弩兵多由今云、贵、川等地的少数民族组成，战斗力极强，为蜀军之精锐。”[4]为了更好地发挥弩兵的作用，诸葛亮又特意设计了一种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5]。陇右前线山高谷深，蜀军曾设伏以连弩击毙张邰，取得重大战果。

　　三是司马懿情报极度匮乏，军情紧急时制约了正确决策，这是空城计生效的根本原因。

　　任何军事斗争，都是各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博弈，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围绕着军事情报而展开的斗争（间谍战），永远是神秘而惊心动魄的。真要做到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何其难哉！

　　在特定的狭小区域，蜀弱魏强，实力悬殊，这是全知全能的读者对整个局势的正确判断。但是，决策双方只清楚己方实力，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相较而言，先期进入战场的诸葛亮，得天时、地利之便，掌握的信息比较充分；远道而来的司马懿，对蜀军的兵力部署差不多是一无所知。

　　“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6]具体到空城计，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两军主力会战，战线犬牙交错（“与延军错道，径至前”），随时都有被穿插、分割、包围的可能。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在情报不足（或可信度不高）而又必须马上作出决断时，司马懿自然而然地参考对手以往的某些规律。谨小慎微，使他多次逃脱失败的命运，但是，当诸葛亮被迫弄险时，“意料之中”的司马懿就只能被“意料之外”的空城计算计了。

　　战争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就是因为它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7]。战争史上故意以虚假情报去欺骗对手，使之作出错误决策的例子，举不胜举。面对敌人的示弱，不同的判断，结果迥异，马陵之战及李广遇敌，便是广为人知的战例。面对看似有利的局面，司马懿没有贸然进攻，而是主动退却，未虑胜，先虑败，即使有可能丧失绝佳的战机，却首先立足于不败之地，不失为老成持重的稳妥应对，这与历史上司马懿对付蜀汉的战略方针也是完全一致的。

　　孙子云，“多算胜，少算不胜”。同样是猝不及防的遭遇战，身处劣势的诸葛亮充分考虑了对方决策者的性格、思维方式，以及决策过程中的相关因素，有针对性地调度己方军队，释放一系列虚假信息迷惑对方，从而成功地将敌手引向自己设计好的陷阱——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善于利用情报的高明的决策者。

　　二、小说叙事：消除时空紧张的碰撞作为历史叙事的空城计，出现虽早，却只是民间想象的根由。活跃在民众口耳之间的，是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的空城计。在这一系列的文本中，毫无疑问，小说《三国演义》凝聚的历史积淀最深，影响最大，成为其他文学艺术叙事的基础。

　　小说中的空城计，发生在马谡违反将令、致使军事要地街亭丢失之后。司马懿引十五万大军杀来，“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万般无奈，平生谨慎的孔明传令“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己却“披鹤氅，戴华阳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如此一番做作，居然吓得司马懿马上“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即便有司马昭提醒，司马懿仍然坚持己见：“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8]空城计，最终使诸葛亮安然脱险。

　　同历史叙事相比，小说叙事中的空城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文学作品夸大了双方实力的差距，拉近了魏蜀两军的距离。

　　历史叙事中的守城蜀军尚有“万人”，而不远处是未受任何损失的主力部队；小说中的诸葛亮，处境则极为不利：蜀军正值新败，战略要地丢失，曹魏大军冲来猝不及防，小城中无兵无将，确实是战不能战、退不能退。两相比较，司马懿的军力变化-不大，诸葛亮的力量却“缩水”了四分之三！郭冲所述空城计，尚不是生死悬于一线的赌博：从理论上来说，一万大军依托有利地势，尚有坚守至主力来援的可能。小说中的空城计，诸葛亮基本上被解除了防卫能力，生死关头绝无选择，只能凭一己之力与司马懿斗智斗勇。

　　历史叙事中的魏军只行进至“当亮六十里所”，诸葛亮的情况由“侦候”汇报给司马懿，而在小说叙事中，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则为司马懿所亲见。

　　郭冲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行军时斥候的活动空间，这在战争中不可或缺，诸葛亮便非常重视情报侦察工作：

　　凡军行营垒……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令相闻见。若渡水窬山，深邃林薮，精骁勇骑搜索数里无声，四周绝迹。高山树顶，令人远视，精兵四向要处防御。[9]

　　司马懿在距敌六十里处便收到侦察报告，表明侦候的活动超过此范围，这为主力部队留下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保障了行军安全。当然，囿于技术、地形等种种原因，侦察工作也有疏忽、失误之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快速灵便的小股骑兵部队仍是保证主帅掌握周围情况的重要工具。

　　文学叙事夸大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跟文学作品特定的接受者有关。

　　郭冲的听众深谙军事，作为历史叙事，“空城计”以真实反映军事斗争的全貌为目的；文学作品的受众，是普通的市井百姓。市井百姓虽然喜闻征战杀伐之事，但理解大兵团作战的运筹帷幄，于他们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实在过于困难。因此，对于市井细民而言，与其说他们对历史进程中的深层规律感兴趣，不如说他们对历史人物的命运更为关注。尽管他们也会将英雄人物极度地夸张，但总的说来，他们仍然是从日常经验去体味、揣摩人物。在这种理解与想象中，历史的进程往往会落实到具体的英雄，而集团之间的斗争也会被聚焦于双方统帅个人的智慧与武勇上。文学创作“夸张”以满足读者“好奇”的心理，空城计，不可避免地成为司马懿与诸葛亮之间的相互算计。

　　文学创作改变双方实力对比，不仅渲染空城计的紧张气氛，而且将读者的目光聚焦在双方主帅身上。当叙事对象由历史叙事中的军队变成了文学叙事中的个人时，叙事空间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文学叙事中空城计的空间尺度由军事情报交流的“耳闻”变成了现场个人交流的“眼见”。

　　因此，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虽然接到了的报告，却仍要亲自到城下一探究竟。于是，历史叙事中诸葛亮只需隐蔽军队、大开城门，便可让魏军侦侯带回自己想要传递的信息。到了小说里，为回应司马懿的观阵，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到敌楼上操琴一曲，与司马懿演了_一场对手戏。

　　这种激烈的正面交锋，深合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趣味。正如郭英德先生所说，“优秀的古代小说常常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充满着波澜起伏的矛盾冲突。”[10]在《三国演义》的作者（以及为空城计踵事增华者）看来，司马懿在距离诸葛亮六十里开外的地方便引军退去，这固然能表现诸葛亮的大智慧，但这样让司马懿轻易而又从容地“逃走”，实在让叙述者及听众于心不甘。一场紧锣密鼓的大战，眼看着双方越逼越近，最后居然以提前“让车”的方式结束，也不合乎中国民众的审美习惯。因此，《三国演义》将其拉近至可视，借司马懿的视角，画出孔明携小童在城楼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一一比起历史上空城计中屡屡出现的城楼饮酒等场景，这可更具戏剧性！

　　作为文学叙事的空城计，更符合人们的审美趣味与审美习惯。但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拉近双方距离，文学叙事削弱了蜀军埋伏的震慑力量，稀释、消解司马懿决策的紧迫性，从而动摇了空城计的合理性。因此，在军事科学理论的审视面前，文学叙事中的空城计，确实近乎于一座无力防守的“空城”！

　　三、戏曲叙事：妙趣横生的斗智

　　与历史叙事相比，文学叙事具有较多共性。但是，通过进一步分析，空城计的戏曲叙事与小说叙事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作为军事决策，历史叙事中的司马懿在收到侦候送来的情报时便有了决断。小说叙事中的司马懿则亲自到前沿侦察，虽然没有直接的语言交锋，但诸葛亮敌楼弹琴已被视为促使司马懿退兵的重要因素。戏曲叙事着力表现的，却是小说里那个一言未发的短暂会面，并将它贯串于司马懿决策的全过程。完整的“空城计”应该包括“分兵→敌至→运筹→布局→观阵→敌遁”等一系列步骤，戏曲叙事则将“观阵”置于无以复加的重要地位。

　　戏曲叙事将“观阵”作为叙述焦点，再加上戏曲叙事主要由人物唱、念、做、打来表现，这种叙事方式，决定了故事进程的缓慢推进。军事斗争中的“间不容发”之际，在戏曲叙事中膨胀成为一个近乎无限长的时段，从而完全消解了军事学上的紧迫性。战争的胜负仅仅在于司马懿的一念之间，至于何时决策、何时进城，已经完全被忽略了——似乎司马懿无论何时决定进城，战争便立即以他的全胜而结束。空城计，在戏曲叙事中悄然演化成了_一道极其简略的选择题：城中有埋伏吗？是，还是否？围绕着这道题的选择取舍，与其说诸葛亮与司马懿是两位军事统帅，还不如说他们更像是设谜与猜谜的智者！当然，这个演化在空间维度上是有前提的。历史叙事中的空城计，着眼于整个战场，司马懿在距诸葛亮六十里的地方急急退去，他所疑虑的“强伏”并非仅限于西城，而是战区内一切可能的伏击地（甚至包括司马懿决策时魏军所在地）；小说叙事让司马懿远眺西城敌楼上弹琴的诸葛亮，缩小了战场范围，蜀军的伏兵也被局限于西城附近（当然，小说仍保留了部分历史叙事的影响，如作为疑兵的关兴与张苞等）；但是，戏曲叙事中的伏兵，只能毫无疑问地被限制在西城之内：当舞台定位于西城时，城里与城外便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空间，“进城”便成为空城计的全部。

　　历史叙事中，司马懿的决策是基于有限的情报作出的。小说叙事强调了诸葛亮弹琴在这个决策中所起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情报是有时空限制的，军事运筹中的情报受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是，经过戏曲叙事的过滤，司马懿的信息来源，除了舞台布置所给予的背景，便只有诸葛亮的唱词与道白：

　　诸葛亮在城楼把驾等，等候你到此谈哪，谈、谈谈心。

　　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着司马好屯兵。

　　到此并无别的敬，早备下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

　　既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

　　我只有琴童人俩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

　　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来来来，请上城楼听我抚琴。[11]

　　透过这段唱词，诸葛亮的邀请、表白、刺激，目的都直指戏曲空城计的核心：埋伏（进城），而他的着眼点，则完全是司马懿个人的心理状态与心理活动：谈心、犹疑不定、进退两难、胡思乱想……

　　军事运筹，当然会涉及心理，但它绝不止于心理活动。如前所述，由于戏曲将军事决策简化成为猜谜式的选择，同时，它又消解了地形、实力、距离、时机等一切外在因素，留下的只有诸葛亮与司马懿的言来语去。似乎只要司马懿进城的冲动与决心压倒了诸葛亮给予的暗示与压力，战争便毫无悬念地结束了。戏曲对这个临界点的游移过程予以全力关注与细致描绘，整个事件被描述成标准的心理活动。

　　戏曲叙事全神贯注地表现决策的整个过程，它将间不容发的紧急决策变成了，一系列的试探与犹疑。戏曲尤其渲染了诸葛亮对决策过程巧妙施加的影响，对司马懿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精妙入微，从而将空城计“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12]的精微表现得惟妙惟肖。毫无疑问，这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是一个突破。

　　对于全知全能的观众而言，猜谜毫无悬念。他们关心的不是结局，而是空城计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好整以暇地欣赏戏曲对司马懿的嘲弄。他们早已深谙诸葛亮诱敌深入的厉害，也熟悉司马懿屡屡中计的窘态。设下埋伏圈再诱敌深入，诸葛亮使用得娴熟自如：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藤甲兵、木门道射杀张邰……可以说，只要诸葛亮主动示弱，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便知道，贸然追击的对手必然尝到失败的苦果。但唯有这次，诸葛亮真的处于弱势，敌人却狐疑了。“诸葛亮呀，诸葛孔明，你实城也罢，空城也罢，你司马老爷是不进城了”，司马懿退兵时的表白，中计而不自知，还死要面子“说破”孔明。司马懿的丑态，成为空城计的戏曲叙事的点睛之笔，当他还在舞台上为苦思冥想的“妙计”而自豪时，殊不知在早知底细的观众嘲弄的目光中变成了可笑的自鸣得意。

　　空城计的戏曲叙事，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其影响深入人心。我们常习惯于说，“使（施）美人计”“使（施）连环计”“使（施）苦肉计”……但是，只要提起空城计，人们却多半会说“唱（演）了一出空城计”，这个普通民众日常用语的搭配，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戏曲叙事中的空城计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四、文学参与：从情报战走向心理战

　　军事斗争中的决策，伴随着决策者的心理活动；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战，时刻受到各种信息的刺激。然而，“情报战”与“心理战”中决定因素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诸葛亮“空城计”从“情报战”演化为“心理战”的轨迹，清晰地显示出文学叙事建构中文学与军事之间的互动，这说明，作为军事斗争的空城计，始终受到军事规律的制约，它从属于事物内在的逻辑。但是，当它进入文学叙事的范畴，就必然要接受文学规律的支配与影响。

　　它要受到文学创作规律的影响。针对有人从军事学角度对诸葛亮“空城计”进行指摘，周先慎先生辩解说，“衡量历史与文学作品不应该使用同一的尺度和标准”，小说“遗貌得神”，而这个“神”，就是“诸葛亮的大智大勇”，他认为，“读者在欣赏这段艺术描写时，是不大会（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和计较还有什么地方不合逻辑的，而是宁可相信，在那个特定的艺术情境之下，司马懿是被诸葛亮不可捉摸的玄机和精神气势给‘震慑’住了，他不敢贸然入城，一阵犹豫之后掉头就走是完全可能的。”[13]

　　它还要受到文学体裁的影响。叙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事件最终会以何种面目的故事展现在人们面前，不仅取决于事件本身，而且与叙事者的目的、态度、视角、受众的知识结构、兴奋点、情感以及叙事的媒介、技巧等要素息息相关。一个故事，由于叙述者对它的理解不同，可以衍化出许多版本。不可否认的是，郭冲（王隐）、罗贯中、编剧、王扶林、高希希等人讲述的空城计，都是成功的（甚至是经典的）叙事。本事相同，而面貌、内涵迥异，这种差异，充分显然出本事存在着演化成不同叙事文本的可能性。艺术真实，只是“与生活真实只保持着一种宏观的、整体的、本质的相似性。”[14]

　　【参考文献】

　　[1][3][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921，935，928.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42.

　　[4]张文强。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

　　[6]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93.

　　[7]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