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文学发展方向论文范文

所属栏目：社会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3-12-05 09:54:27 更新时间：2013-12-05 09:03:24

　　本文是一篇文学史论文范文，论述了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选自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同类期刊推荐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前身是《史学理论》（1987/1989）它继承了《史学理论》重视研究当代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传统，每期都有一定数量的论文或译文发表。该刊和海外史学家有密切联系，每期文章的摘要和目录，在美国《历史文摘》和《美国：历史和生活》杂志上刊载。

　　摘要：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在相应的现代传媒的现代性中萌发和生长的。现代传媒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中的作用表现在：它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而且还给予中国文学现代性以具体意义，并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生产和流变活力，加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现代传媒,传媒生态,中国文学,现代性

　　现代传媒的登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西方的文化、科技等新鲜事物。在一系列的启蒙和变革活动中，知识精英们所掌握和利用的最得力武器便是现代传媒，现代传媒参与并引领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转变的整个过程，并且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

　　一

　　现代传媒即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媒介亦译作媒体，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物。在现代传播学里，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的物质实体及与之相应的媒介组织，而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媒介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印刷手段的报刊媒介、电子手段的广播、电视媒介，以及现在的因特网新媒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主要是依托第一媒介，即印刷媒介——报刊来完成的。

　　现代传媒在清朝末年从西方进入中国并参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传播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就与媒介的现代性进程紧密交织在一起了。现代传媒在技术层面上，有铅印的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在社会层面上，包含了一整套艺术机构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创新；在文化形式上，所展现的语言与意义结构与以往相比有了强烈的现代意义。现代传媒既是一系列独特的叙述模式，也是一场表现方法的剧烈革命；对于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而言，现代传媒则是一种时髦的自我意识或生活方式。文学的现代性及更根本的文化现代性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及其技术的现代性变革。文学的现代性是在相应的现代传播媒介中萌发和生长的，也就是说，正是现代传媒取代古代传媒这一必然的历史进程，使文学现代性的生成成为可能。

　　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传播历史，并且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但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的历史却是短暂的。在19世纪与2O世纪之交的晚清，新生的现代大众媒介及其先进的技术，使中国人首先从形式上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现代性新体验。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前，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专靠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家们的创作往往属于“业余”性质。写作者的创作目的不在大众传播，而主要靠手抄本在友人或同行中流传，或是藏之名山以待后世。作为手抄本的“书籍”是“旧媒体”，它不以大众传播作为前提。

　　现代大众传媒及其技术的引进，导致了文学传播形式上的重大变化。在中国，现代传媒是与鸦片战争以降大众媒介的引进和运用相伴随的。现代传媒的变革，主要体现在报刊与平装书成为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体上。报刊与平装书是用机器印刷的，还要用铅字排版或者纸型技术，它首先是与新的现代印刷媒介取代旧的文字媒介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西式印刷机器的引进，铅字排版取代了木刻活字排版；机器印刷代替了手工印刷；铅印平装书替换了木刻线装书。这种新的书籍复制方式就是现代工业化的产物，没有现代大工业，仅仅依靠手工作坊，无法形成从线装书到平装书以及报刊的转换。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成为大众传播的第一媒体。

　　现代报刊这种新的大众媒介对于大众传播的意义是深远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体是运用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方式运作的，比起传统媒体来，显示出极大的优势。与传统的媒体相比，现代报刊不仅容量大、周期短、效率高，而且重要的是价格低、传播范围广。传媒的这种变化，、对文学的影响非常大。首先是对文学作者的影响，特别是清末废科举后，大批知识分子仕途无望，转而从写作上另谋生路，再加上稿费制和版税制的适时诞生，使旧式士大夫可以靠写作、卖文为生，成为具有独立地位和真正独立思想的现代作家。这些作家围绕报刊媒体进行创作，报刊不仅是文学的载体，更是文学的创作语境和传播媒介。尤其“五四”时期涌现的大量新文学社团，都有报刊或丛书作为创作活动的后盾，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特质。现代媒体还培养、造就、影响了大量的文学读者。读者队伍中，有青年学生、普通市民、职员，但占大多数的还是城市市民大众。市民大众的阅读口味又制约着报刊的通俗化定位和作家作品的通俗化写作意识及追求，而通俗化的文学作品又培养了更多的读者，这便是现代报刊的“双向”传播效用。现代传媒给艺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是：它有力地冲击了以维护“灵韵”为宗旨的“传统”传播方式，而开创了以大量“复制”为标志的新的大众传播方式。中国文学实现由古代的以诗文为中心，到清末民初以小说为中心的转变，可以说现代报刊、现代出版业等现代新媒体的推动起了重大作用。

　　大众传播不仅在文学活动中起着巨大作用，在整个社会变革或转型过程中都起着“革命”性作用。正如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一样，在中国作为第一媒介的报刊同样参与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政治、文化革命。清朝末年，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现代教科书的出版，使得举办大规模现代教育和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同时，大众传媒使普通平民了解政治、参与政治和文化运动成为可能。当现代大众传媒彰显出巨大力量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官方势力，都力图通过办报和报刊宣传在社会权力冲突中赢得话语控制权。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办报高潮的几次显现就是最好的说明。

　　二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在相应的现代传媒的现代性中萌发和生长的，可以说，没有现代传媒便没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艺术样式。

　　中国现代传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2年《申报》和《瀛寰琐记》的创刊，对中国传统媒介来说，它们是一种全新的大众媒介，在中国报刊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标志着我国传媒业现代化新阶段的开始。《瀛寰琐记》是我国最早的具有现代传播媒介性质的文学期刊，它的运行带有明显的现代传媒色彩，特别是它采用当时西方流行的报刊连载的形式刊登翻译小说，既反映了中国文学最早的翻译成果和开放眼光，又为以后的小说刊登形式和传播方式引领了潮流。杂志发表作品“概不取值”的做法，对以后稿酬制的实行有开创之效。1895年，几乎在“戊戌变法”的同时，西人傅兰雅配合当时社会改革的声浪，在报刊上刊登启事，举办“时新小说竞赛”，对中国小说的现代性生成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有几部按傅兰雅的要求写作的保留至今的小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看作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美国韩南教授称之为“新小说前的新小说”。也是l895年，北洋大学堂等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的建立和现代学制的完善，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传承方式，新式学校也成了现代文明的传播媒介。1897年，随着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一系列的现代性质的出版机构在中国逐步形成规模，进一步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渠道。

　　现代报纸由于其出版周期短和发行量大，在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使文学迅速地走向了工业化生产模式。晚清时期的政治精英们首先认识到的是报纸这种新兴的现代传媒对于大众的启蒙与解放作用，并及时有效地利用传媒进行了改良活动。维新运动以来，由于政治变革的需要，政治精英极力提倡办报刊，掌握舆论话语权，如康有为大力著书立说以宣传维新主张；梁启超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创办《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梁1896年又主持《时务报》等；严复和夏曾佑在天津办《国闻报》；谭嗣同把兴办报纸、学校与学会并列为维新变法的三个重要手段，认为“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2](P138)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小说》，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它导致了中国文学期刊的创办热潮。1903年《绣像小说》创刊，1904年《新新小说》、《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1905年《小说世界日报》创刊，19O6年《月月小说》创刊，19O7年《小说林》创刊。此外还有《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报》、《新世界小说社报》等等，纯文学期刊不断创刊，“新小说”开始大行其道。“中国现代小说的故事，正如小说史家所经常讲述的那样，始于梁启超，更明确一点，是始于19O2年在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新小说》及其他文学期刊的大量创办，标志着中国现代传媒——报刊的最终成型与大量流布。也是由于认识到现代报刊的巨大传播作用，文学以报纸副刊的形式陆续问世。当时著名大报纷纷开辟文艺副刊，如《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快活林》、《时报·余兴》等。到“五四”时期，更有了1920年代《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等著名的“四大副刊”，193O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申报·自由谈》、《世界日报·文艺周刊》等。它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对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大作用。沈从文的结论是：报纸副刊“直接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磐石永固，间接还助成了北伐成功”。的确，五四运动以后，副刊成了发表新思想，开拓新文艺的自由园地。

　　现代传媒的发达必然与文学现代性的进程相伴随。有理由这样说：正是发生在晚清的以现代报刊为主要形式的大众传播革命，在传播方式上不仅颠覆了古典文学的传播模式，还有力地参与并促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这一点单从文学革命角度看就已经十分清楚了：从西方输入的机械媒介使得现代报刊大批量印刷成为可能，而现代报刊的创办和发行为文学提供了大众传播媒介。正是借助现代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威力，中国文学——这里主要指“新小说”和传统小说都得到迅速发展。保守地估计，戊戌维新时期至辛亥革命(19l1)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小说的出版当在两千种以上，只有约一半得以保留下来。小说的题材、形式无所不包，“新”“旧”杂陈、交融。晚清小说出现“空前繁荣局面”，按阿英的分析，有三个原因：“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识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示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阿英把机械印刷媒介列为晚清小说繁荣原因的第一条，是有眼光的。如果无视传播媒介的转换在小说繁荣中的基本作用，是无法弄清现代小说产生和生长的奥秘的。

　　小说传播媒介的现代转换，表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是与传播媒介的现代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晚清时期《新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等期刊杂志对于“新小说”的繁荣、“五四”前期《科学》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动员、《新青年》杂志对于“五四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学”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都是现代传媒作用的最充分展现。如果没有大众媒介的发达，中国的“小说界革命”、“新小说”的倡导、“新文学”的产生与流布，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革命要想取得一系列的成功是绝不可能的。现代传媒的中国化，既为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维度，更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必要的传播媒介，从而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三

　　现代传媒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外在载体和传播渠道，而且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重要构成成分；它不仅具体地实现中国文学变革信息的物质传输，还给予中国文学现代性以具体意义，并且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生产、流变和活力，加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传媒有力地参与和营造了文学现代性得以生成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造成依靠的是印刷媒体——报纸和杂志。有了以报纸和杂志为传媒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社会变革因此而变得异常剧烈、活跃，公共舆论发挥了巨大作用，不断改变着民众的文化心理。自梁启超1902年创办《新小说》掀起“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学的发生，现代中国文学的每一次变革都是由传媒生态制导下的“公共舆论”参与并引导的。从受众群体看，在同样的社会舆论情境中，由于现代传媒的作用，公众获得了崭新的现代性启蒙，成为熟悉并喜爱现代艺术如白话小说、话剧、油画、摄影、广播、电影等的“大众”。

　　(二)现代传媒直接创造了新的行业，如活字制作者、排字工、印刷工等；创造新的职业，如职业作家、报刊编辑、书商等；创造新的产业，如印刷机制造商、墨水生产商、现代化书局、出版社等。以新的传媒职业为例，在这个由现代传媒建构起来的社会文化舆论环境中，大批由国家危难而痛感文化危机从而渴望寻求出路的精英们，首先感受到强烈的现代性冲击，求新、求变的意识和改革的冲动异乎寻常，毅然决然地从传统文人变成了现代传媒人、文化人、作家。也就是说，现代传媒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书写、生产方式，而且也使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变革，即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诸方面均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文本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生产复制的机器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接受者的大众化。现代传媒使文学由士大夫特权阶层的专利品，变成了普通民众参与共享的精神资源，解放了文学，加速了文学艺术的平民化过程。这既适应了开启民智的思想启蒙运动，又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可能。

　　(三)现代传媒不但是文学传播的载体和媒介，而且，它引进了一整套新的价值系统，它的生产理念、生产方式、公共性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所以曹聚仁说：“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陈平原说：“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现代传媒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现代艺术样式主要的物质传输渠道，并赋予其充分的现代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现代传媒，便没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艺术样式。

　　(四)现代传媒不仅仅是形式和载体，它还关乎现代文学的文本意义，从而关乎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意义构成。现代传媒并不只是影响现代文学文本的外在“消极的包装”因素，而是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及修辞效果的积极的重要构型因素。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社会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这种媒介对于具体艺术文本的意义及效果会发生某种带有实质性意义的影响。晚清时期梁启超大力提倡的“新小说”，单从艺术标准来看很不成熟，但由于其中包含有对新国家、新人民的时空想象，其现代性色彩完全彰显出来。又由于《新小说》及其他文学期刊的共同倡导，“新小说”借助报刊这种现代大众媒介而在文化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于是文学界的注意力最终转移到这种远不够赢得所有人赞扬的全新小说形式上来。结果，“新小说”迅速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实，并对中国小说现代性的发生和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中国文学史上，“新小说”不仅是文学的一部分，也是受地域(主要是城市)限制和历史时间(主要是晚清至民初)限制的一种社会学和文化学载体，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在传播界引起的强烈反应部分地决定了它的存在。这些表明，现代传媒直接关乎文学文本的意义及社会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