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集刊论文范文免费

　　本文是一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论述了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选自期刊《史学集刊》，与此同类的期刊还有《中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板，创刊于1985年，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它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6年入选CSSCI来源期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国内外影响较大。
　　摘要：现代旧体诗词在精神品格、语言形式以及写作传播机制等方面上具有非现代性的特征。在讨论现代旧体诗词的价值和入史问题时，不应该笼统地谈论现代旧体诗词是否具有现代性，而应该注意到它在现代性方面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特别是应该注意到它无法被定性或归入为现代性的层面。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性与非现代性是夹缠扭结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分开。现代旧体诗词自身所处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复杂性。对现代旧体诗词非现代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旧体诗词的轻视或贬低。

　　关键词：现代旧体诗词,非现代性

　　近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在现代旧体诗词的评价以及入史等问题上的争论似乎愈演愈烈，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场论争最主要的起因是王泽龙先生发表的《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一文(《文学评论}2007年5期)。王泽龙先生在文章中主张现代旧体诗词不应人史。呼应王泽龙观点的有吕家乡等人，反驳或对王泽龙文章提出质疑的有马大勇、陈友康、刘梦芙等人。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现代旧体诗词在现代性方面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我们应该看到，现代旧体诗词，的确有许多现代性的成分，但我们必须承认，它的许多特征无法被归结为现代性。笔者将其称为非现代性。在评价现代旧体诗词的总体成就时应该考虑到它的这些非现代性成分，有必要跳出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性”问题本身，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来审视与“现代性”相关的课题。

　　一

　　“现代性”这一术语在西方，从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到卡林内斯库，在不同的领域，它的所指其实有着程度不同的差异。我们必须审慎地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但是无论怎样讲，“现代性”的所指还是有一些公认的内涵与边界，比如“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理念。我们应该把这些可能会被更多人认同的“现代性”作为讨论现代旧体诗词“现代性”的理论基础。“现代性”的所指主要是相对于传统或古典而言的，因而我们不能把凡是属于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精神活动就都说成是现代性的。具体到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它首先应该体现在对传统的差异、变化和超越上。

　　卡林内斯库说：“现代性和对重复的批评是同义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现代性一词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旧体诗词和其他新文学样式一样，许多作品是具有现代性精神品格的。一般认为，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人的现代化等现代性价值观是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重要内容和精神资源。现代旧体诗词在这方面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不具备的新质素。

　　另一方面，现代旧体诗词中表现了不少非常传统的思想感情，在精神上有与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更为相近的一面。刘纳说：“在旧体诗定型化的表达方式和它所对应的情感现象之间，早就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感时书愤、陈古刺今，述怀明志、怀旧思人、送春感秋、抒悲遣愁、说禅慕逸……构成了吸引着历代诗人的情感圈。中国诗论重视诗人的个人风格，但在种种格调风格的覆盖下，我们看到的却是情感内容的相似性与连贯性。”现代旧体诗词的定型化导致它的一些情感以及情感模式对读者来说似曾相识。它的情感世界与古人诗词的文人情怀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小。有学者指出：“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精神特征的现代性，而且是包括了文学语言、文体样式、文学思维等文学本体形式的现代性特征的。就诗歌而言，主要体现为诗歌语言、诗歌体式、诗歌音节、诗歌意象、诗歌诗思等方面的现代性特征，这些是构成现代诗歌区别于古代旧体诗歌的不同诗质性因素。”创新与超越是文学现代性在形式上的应有之意。这方面现代旧体诗词表现出了诸多非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旧体诗词在格律、用词上和古典诗词相比，虽然有许多大胆创新，比如用新韵，用新词甚至外语词汇人诗等。但我们仍然不能无视现代旧体诗词在形式上非常保守的一面。现代旧体诗词的诗形、节拍、用韵仍然大体上沿袭了古典诗词的一套。比如五七言的基本句式，二三、二二三的节拍模式，偶句入韵等等。现代人的旧体诗词中，使用的和古典诗歌相同的词语仍然占有非常高的比例。虽然现代语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旧体诗词在语言方面却仍然多以古典的词汇、文言的句式为主，难免与现代汉语有脱节之处。公认旧体诗写得好的几位现代诗人，如鲁迅、郁达夫、茅盾、田汉、邓拓等，他们最见功力的作品大都古色古香，从用词、用典上甚至整个的情调上，都更近于古人的作品。现代旧体诗词学古摹古之风有时还很盛行。一些人以能似古、能乱古作为最高境界。这种模拟的风习，与文学现代性所要求的创新精神是不符合的。

　　二

　　文学现代性不仅指文学的精神、形式，更与文学的生产、出版、传播等文学环境有关系。人们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时比较公认的看法是现代文学在文学的运行机制、传播环境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不同于古代文学的变化。如现代报刊杂志的出版发行、稿费制度与职业作家的出现，等等。

　　和古典诗词相比，现代旧体诗词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尽管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也有借助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发表、出版旧体诗词的情况。但现当代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旧体诗词，和新文学样式相比，数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内，人们写作旧体诗词的首要目的也不是发表或出版。他们的旧体诗词多写在日记、书信里、甚至写在书报的边角上。许多人写作旧体诗词，只是为了抒遣一时的情怀，作为一种纪念，顶多会在几个好友或知己之间流传。谈到现代旧体诗词与新诗不同之处，王建平说：“诗人们写旧体诗词主要以寄寓个人情怀为基本宗旨。他们创作旧体诗词，或是作为宣泄情感，摆脱苦闷，调节心理的途径；或是当作自娱、自赏、自珍、自怜、自省、自勉的方式；或是在友人间互相应答唱和，叙旧话别，感叹世事，切磋艺术。因此这些诗词大多不是为发表而作，有些作者甚至不愿将它们公开示众。”现代旧体诗词主要是私人生活空间的产物。现代旧体诗词的写作、传播主要仍是局限于亲友之间。现代旧体诗词主要是一种私人写作，传播的方式也主要是私人之间的赠答、唱和，具有圈子文学的性质。这一点与占代诗歌的载体常常是书信、画卷、墙壁，主要靠人们的口耳相传相同。

　　从文学的本体论角度讲，现代旧体诗词的主要作用，如自娱、社交等功能仍和古典诗词相同。刘纳指出：“对于受过中国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写诗已经成为他们人生方式和感情方式的一部分。吟诗弄文这件事本身，就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和安慰。何况，写诗不但有明志和自娱的作用，它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交际与应酬的工具，是一种显示才具的手段，也常常成为一种风雅的游戏。”旧体诗词的实用以及消遣功能在现代仍为诗人所看重，这也是他们选用旧体诗词的原因之一。

　　现代旧体诗词有不少的赠答应酬之作。鲁迅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鲁迅的大多旧体诗都是为了应酬。现代文人之间的唱和之作也不在少数。翻开大多数现代旧体诗词集，很容易发现为数不少的唱和之作。有时旧体诗词仍然被当作一种别有情调的形式，充作书信或请柬。人们借旧体诗词互致问候、表达思念。这些诗往往被题以“寄某某”等字样。除此之外，各种被冠以“怀”、“悼”、“忆”、“赠”、“咏”等字的旧体诗词以及贺寿、贺婚、悼挽、纪行的旧体诗词更是不在少数。这些非常传统的文体功能背后，是现代文人生活中无法被归入现代性的一面。

　　现代旧体诗词的运作上，非常传统的结社、雅集等仍然占有相当比重。比如，1920-1930年代南京各大学中师生们有过各种频繁的禊集雅聚活动，在郊游、聚会之时写作旧体诗词。1941年，在延安由林伯渠倡议成立了“怀安诗社”，诗社的成员包括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谢觉哉、吴玉章、陶铸等。他们写作的也主要是旧体诗词。这个诗社的成员解放后相互之问还有唱和、切磋。现代文人聚会时的限题、限韵、分韵、联句等旧体诗词写作、生产方式，更近于古典诗歌，这也是现代旧体诗非现代性的表现之一。

　　三

　　在谈论现代旧体诗词时，其现代性不应该被忽视或否定，同时，它的非现代性也应被注意到，这样才能对现代旧体诗词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承认现代旧体诗词传统或非现代的一面，并不会降低对现代旧体诗词价值的认定。我们也不应因为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而否认它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应当看到，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本身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既是现代旧体诗词与其他新文学体裁相比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也恰恰是它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之所在，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

　　现代旧体诗词有助于现当代文学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它为新文学，尤其是新诗，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参照系，可以对新诗的某些偏颇起到制衡与矫正的作用。

　　对现代旧体诗词非现代性的认定，不能被作为贬抑现代旧体诗词文学史价值的理由，也不能被当作评判其进步与否的依据。在讨论现代旧体诗词的价值和人史问题时，除了关注它的现代性的有无之外，还应该注意到它无法被定性或归入现代性的层面。跳出“现代性”的框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旧体诗词更为丰富的一面，而不再仅仅为它的现代性做意气之争。我们不能为了争取现代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而把它的所有方面都说成现代性的。事实上，现代旧体诗词在文学史上是否有一席之地，一方面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文学史，另一方面也与它自身的艺术价值有关。旧体诗词不必在新文学史中去争什么地位。在仅仅从时间概念上限定入史范围的综合性文学史以及专门的旧体文学史或旧体诗词史中，我们可以使旧体诗词登堂人室甚至对其大书特书。这一点恐怕是当前争论各派都忽视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如果一方所指的文学史是狭义的新文学史，另一方所指的文学史又是综合性的、新旧兼容的文学史，各人心目中的文学史并不相同，这样的争论意义不会很大。另一方面，现代旧体诗词应否或能否人史取决于它自身的艺术价值。现代性问题不应该成为它是否人史的主要评判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