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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栏目：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13-12-05 14:38:08  更新时间：2013-12-05 13:59:53

　　鄂豫皖苏区史的研究，最初是由建国后鄂豫皖三省党和政府为主导，一些在鄂豫皖苏区工作过的革命干部的推动下开始的。从1958年到1961年前后，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在编写鄂豫皖苏区史的过程中，对鄂豫皖苏区涉及的干部、革命群众及相关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访谈和调查，并根据访谈和调查进行了整理，形成了各个地区革命史的资料来源。

　　摘要：就笔者阅读范围来看，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研究的述评文章目前尚未出现，本文将以如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一是鄂豫皖苏区史研究是怎样起步与发展的？二是迄今学界中争议较大几个问题的探讨。三是目前研究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和缺陷分析。文章最后根据前三方面的分析，提出一些建议。本文通过对之前鄂豫皖苏区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试图在以后的研究中应用新方法与新视角，对革命过程中的诸种现象进行重新审视，以探究革命运行的内在逻辑与理路。

　　关键词：鄂豫皖苏区,回顾,反思

　　一、前言

　　因为种种原因，大部分地方革命史对当初调查资料进行了大规模的缩减，以致很多第一手调查资料被淹没在时间的流逝之中。直至进入1980年代，作为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第二大苏区——鄂豫皖苏区，其研究价值才逐渐引起重视。但随后的30余年中，鄂豫皖苏区史研究一直处于比较冷清的境地，并未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港台地区和海外学术界影响较小。造成这方面的原因如郑位三所说，有如下几点：过去只有中央苏区文字的东西多一些，而战争时期把一些文字的东西毁坏了。在战争中为了保持秘密，口头的东西多，文字的东西少。再有就是为了保持秘密，自己也毁坏了一些。还有一些东西被敌人破坏了。所以，无论那个国家，遇到这样的时期搞历史比平静的时候搞历史要困难得多。因为平静的时候有许多文字的东西。

　　搞鄂豫皖的历史又比中央苏区难的多，因为：第一。原来的东西保存下来的比中央苏区的少得多。中央苏区的比平静的时候少，但是鄂豫皖的又比中央苏区的少。第二，中央苏区的工作很多是毛主席亲手总结的。鄂豫皖的工作有的没有总结，有的有总结，但也不完全。第三，鄂豫皖肃反厉害，存在的干部比中央苏区的少得多，参加革命暴动的人，现在是寥寥无几。数得出来的几个……。

　　正因为这些原因。致使鄂豫皖苏区史没有得到客观理性的分析，随着时间不断消逝及当事人的离去，历史本相已变得模糊不清，捉摸不定，加之新材料较少，各方面的因素形成了鄂豫皖苏区研究的难度。另外，鄂豫皖苏区史研究者在理论视角、方法等层面均处于探索阶段，并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停顿状态，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时代性的问题，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的方法和路径，是加深鄂豫皖苏区史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

　　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研究的述评文章，据笔者所知目前尚未出现，因此本文有一定的撰写价值。本文将以如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1）鄂豫皖苏区史研究是怎样起步与发展的？（2）迄今学界中争议较大几个问题的探讨。（3）目前研究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和缺陷分析。文章最后根据前三方面的分析，提出一些建议。

　　二、起步与发展

　　1.改革开放前鄂豫皖苏区史研究情况

　　据笔者所见，解放前中共方面尚无研究鄂豫皖苏区的论著。但是国共双方的报刊和政治类报告中并不少见。如中共方面在各种政治汇报和指示中对鄂豫皖苏区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国民党方面如贺明缨在《匪区田地分配方法与解决业佃问题之研究》中对苏区的土地问题及农民问题进行了解读。解放后，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初，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对三省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形成了丰富的调查资料如前文所述，并构成了后来研究的重要材料。

　　海外学者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人关注鄂豫皖苏区。例如罗伯特·韦·姆科尔，其在（OheOyuwanSovietArea（1927-1932）中提出，认为鄂豫皖苏区战略地位重要，并不亚于江西的中央苏区，且在30年代初，鄂豫皖苏区与江西苏区存在竞争状态，后因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才使此苏区发展模式隐而不显。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单一，海外学者最初并没有专题的研究成果。另外台湾地区同样因为资料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主要以张国焘回忆录为资料源，形成了一些研究论义。

　　由于史料的缺乏及意识形态的干扰等原因，有关鄂豫皖苏区的研究并未出现太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大都局限于各自的研究范式内做了一些粗浅研究和整理。

　　2.1980年代后的研究高潮

　　经过改革开放后，革命史逐渐由之前的“险学”转变为“显学”，特别是大陆的一些革命档案的公开，例如《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乙种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4）》丛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下）》及大量回忆录、地方文史资料的出版，使得鄂豫皖苏区史研究有一定的改观，并出现了一批优秀论文和著作。在1980年代后期大陆出现了一些有关鄂豫皖苏区的专题研究，总体来讲这些研究以资料整理和收集为主。进行深入研究和义理的探讨较少。海外地区学术界亦受到大陆资料开放的利好，此时期亦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出现。

　　3.1990年后的研究趋势

　　进入1990年代，区域史、社会史和微观史等的先后必起，均对鄂豫皖苏区史研究有很大促进。例如吴应光《Mobilizingthemasses：BuildingRevolutioninHenan》、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先后应用新兴的革命理论对鄂豫皖苏区的革命进行重新的解读。以下就研究趋势做简要介绍。

　　一是研究视角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由之前的基于革命意识形态下。全景式叙述逐渐转变为区域研究加以社会史和微观史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历史的阐发。如黄文治以民众动员为切入点对鄂豫皖苏区史做过深入研究，其将民众动员放在一个历史过程之中，分析中共革命下乡是如何进行动员知识分子到动员农民的转换实践及其最后走向不可持续的过程。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领域的拓展主要表现在内容的丰富上。例如研究前期主要以政治色彩浓厚的土地政策、肃反和张国焘问题等方面内容为主，文化教育、宗族问题、妇女解放、革命歌谣、便衣队的历史贡献等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出现，扩大了研究的广度和提升了研究的深度。

　　三是研究时间的扩大。研究时间的扩大体现为将鄂豫皖苏区置于一个长的历史时间段里来考量。并探讨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美国学者罗威廉出版了《红雨：中国一个县的七百年暴力史》（CrimsonRain：SevenCenturiesofViolenceinaChineseCounty），此书以叙事为主，探索历史记忆，应该说是近年来出现，并体现鄂豫皖苏区史研究向社会史、微观史趋向研究转向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重点讨论了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处，麻城县自14世纪以来的暴力事件和历史变迁。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并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从14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的长达7个世纪的湖北麻城地方社会的历史图景。他认为关于发生麻城暴力历史变迁的脉络，贯穿始终的正是地方与国家政权，或者说本地与外来势力之间的冲突。

　　吕静在《明清时期鄂豫皖交界山区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鄂豫皖交界山区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作出考察，以期掌握地方社会在面临各种动乱时（即考察动态环境），各个阶层采取了什么措施，哪些人起到关键作用，对历史有何影响。作者认为明清时期，鄂豫皖交界山区遭到朝代鼎革、农民起义、匪盗之患等各种冲击。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各自采取了不同措施，有力地控制了各种动乱的蔓延，维持了地方正常秩序。在此过程中，地方绅士（主要是乡绅）的地位凸现出来，在地方控制中起到举足重轻的作用，对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以乡绅为代表的地方力量的崛起，反映了明清时期官府控制的衰败，这正给乡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乡绅的崛起是历史的选择，是必然的。

　　三、几个问题的讨论

　　时至今日，鄂豫皖苏区史的研究包含了很多问题。其中具体的讨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时代的演进和政治环境的开明而渐渐变化。本文将侧重于几个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介绍各种不同观点的互动。

　　1.鄂豫皖苏区的土地及富农问题

　　鄂豫皖苏区的建立与发展在土地革命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因此苏区的土地政策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苏区的土地政策是如何推行的，在整个苏区是怎样演变的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以及对各个阶层的影响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欧阳植梁、谭克绳在《关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认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边区党组织在对待富农的策略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不同变化，一是从1927年11月至1929年秋，鄂豫边党组织和政府，对待富农大体上是采取联合的策略；二是随着边界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从1929年冬起一直到1930年6月，鄂豫边党组织开始改变了联合富农的策略，而采取了限制富农的政策；三是从1930年6月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对待富农的政策开始转变，鄂豫皖苏区也开始开展反对富农的政策，这一斗争一直持续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征。

　　王全营在《鄂豫皖苏区土地政策的演进》中提出从土地革命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鄂豫皖边区党的土地政策起步是稳的，也是正确和成功的。特别是在对待中农土地的政策中，联合了中农，壮大了革命力量。他同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文中提到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使得鄂豫皖苏区的土地政策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例如反富农扩大化和办集体农场。该文认为从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到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是鄂豫皖苏区党的土地政策演变的第三阶段，虽有发展仍处不成熟阶段，如对待农民所得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对待中农和富农问题及地主问题。

　　2.鄂豫皖苏区知识分子的作用

　　倪忠文在《回忆郑位三同志谈鄂豫皖苏区历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文中提到郑位三认为鄂豫皖苏区的成功创立的关键在于广大农民的发动和知识分子参加发动和宣传革命；关于鄂豫皖苏区党组织的创建和党的领导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二是由不健全到健全，三是中央政策的影响很大；地方工作与红军的发展密切相关；关于鄂豫皖苏区“左”倾错误的表现主要有放弃统一战线，错误估计了革命形势，宣传口号失误，肃反扩大化导致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

　　谭克绳、江抗美在《论革命知识分子在创建鄂豫皖苏区中的历史作用》中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鄂豫皖边界地区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比较多，曾出现一个较大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他们成为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他们为鄂豫皖苏区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传播革命理论，创建党的组织。二是发动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三是领导武装起义，创建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

　　3.鄂豫皖苏区的肃反

　　对于鄂豫皖苏区肃反的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尚未有定论。

　　陈永发在《政治控制和群众动员：鄂豫皖肃反（上、中、下）》中认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决不是张国焘的个人情感的遣怀散闷，而种因于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及党的一员化领导，是强化政治控制与群众动员需要的结果。陈永发还在文中认为“张国焘个人品质的恶劣和四中全会肃反路线的严重错误。也不能完全解释鄂豫皖肃反的发生。……南下之争牵涉到战略判断对错的问题，可是因为争论牵涉到更重要的组织原则和军队控制问题，所以张国焘在加以处理时，反而必须置战略问题不闻不问。”这一点黄文治在博士论文《鄂豫皖苏区道路：一个民众动员的实践研究》中表示比较认同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并认为肃反同样让一批更加温顺的本地干部受益，如此苏区革命才能动员起来，这完全符合革命的社会交换理论。本文亦较为认同陈永发的观点，历史事件都有其复杂性，不容任何人随便加以简化。蒋秋纬在硕士论文《以本地干部为主要对象的肃反斗争——以鄂豫皖苏区为例》中认为，探讨肃反扩大化的原因，除错误的肃反路线和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之外，还应弄清楚肃反与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矛盾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该文在深入考察了本地干部在根据地的创建中所起的作用后，认为其借助传统社会斗争方式的革命策略所导致的负面作用是此后双方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围绕着所谓的“富农路线”和“地方主义”问题，该文又深入分析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矛盾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指出四中全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左倾政策最终导致了党内分歧异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该文提出联系扩大化肃反的过程，说明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矛盾确确实实是肃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陈耀煌早前在《对中共鄂豫皖苏区发展若干特点之考察（1927-1932）》中也持类似观点。

　　4.张国焘的问题

　　对于张国焘的问题大陆经历了全面否定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对于张国焘这个在中共党内具有争议性人物的实事求是的解读，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上逐渐开明分不开的，例如1987年谭克绳、欧阳植梁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书中认为不能对张国焘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在鄂豫皖苏区时犯下了很大错误，但是在其主政鄂豫皖时期也是有功绩的，对张国焘的一切言行，应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和求证。

　　何世芬在《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评张国焘传》中提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实事求是，遵守历史的严肃性，充分肯定了《张国焘传》的作者依据大量史料，在对张国焘的错误和背叛行为进行揭露的同时。对于其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展示。

　　上述问题的讨论深化了对于鄂豫皖苏区的全面和系统的认识，亦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综合看来，已有的讨论大多基于政治性的问题，对经济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探讨不多。如鄂豫皖苏区的宣传和文化教育对其发展有何影响？中共党、政府、红军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如何调整的？鄂豫皖苏区的统一化进程等等，均鲜有人研究。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源头究竟是什么也因为各种原因更是付之阙如。而且现有的研究大多将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局限于张国焘个人的问题和“左”的错误，对其全面的分析及放在整个苏区发展史中考量却不多见。综上所述，鄂豫皖苏区史的研究仍大有可发掘的广度和深度。

　　四、理论框架运用和缺陷及一些建议

　　（一）理论框架运用和缺陷

　　1.革命史的解释模式

　　鄂豫皖苏区史的研究是作为革命史的一部分被开拓的，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被置于强烈的意识形态之下来考量的，例如很多有关苏区史的开头部分都是对苏区政治、经济、社会及党的活动描写，得出该地区人民处于较为艰难的境地并极具反抗精神，经党组织的领导最终革命。这个解释模式现在看来未免过于粗略，将革命过程简单化，使得苏区史丧失了其真正的历史意义。例如郑位三在回忆录中提到：“六安那个地方很富，为什么能搞起革命来，黄、麻地区群众生活并不很苦，革命却搞起来了。……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要发动农民。发动农民是共产党的功劳，还要有别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对于郑位三这个看法，也可以查阅其他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来进行定量分析，并不能仅仅采用一种解释模式来套用分析所有的现实问题。目前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研究中，已经出现通过政治学的解释模式来理性的分析鄂豫皖苏区的活动，例如前文提到的黄文治对民众动员的研究等。

　　2.方法论的缺陷

　　正如冯筱才在总结商会史研究时提出方法论制约了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如选精法与集粹法的使用、演绎法的误区、“理想范式”与价值判断、静止孤立的分析、总体论的倾向比较明显等等，这些问题同样或多或少出现在鄂豫皖苏区史的研究中，亟需解决这些制约鄂豫皖苏区史研究发展的问题。例如引用统计学中样本分析的方法来对鄂豫皖苏区的某一问题进行说明的时候，要选取样本（即举例子）的过程要尽量避免个体的特殊性对整体的普遍性产生干扰，这就要求所举例子或样本并非孤证，同时要求样本的来源最好能是来自不同方面——“兄弟证比父子证更有价值”。就笔者所见目前有关鄂豫皖苏区的研究中，大多未能做到这一点，基本上资料的来源是中共一方的资料。

　　（二）改进建议

　　1.研究主题与内容的拓展

　　以往的鄂豫皖苏区史研究，其主题与内容大多与政治相关，并且过于遵循意识形态下的论断，如农民是革命天然的同盟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被认为理当具有积极的革命意识，而时间的流逝也冲没了他们当初的怯懦、犹豫与退缩。处于贫困和迷茫之中的农民如何被唤醒，进而在共产党的教育感召和政治宣传下被动员起来并义无反顾参加革命的这个过去本是不言自明、已成定论的问题，现在反而最有争议，各家莫衷一是、歧见杂存。在问题的选择上，若不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之类的前提下，或许视野可以些许放宽，其讨论与研究将更加深化，如可以对农民性组织（例如皖西大刀会、鄂东红枪会等）进行分析，可以提供另一种视角来解析苏区的革命活动。

　　鄂豫皖苏区的最终统一在过去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三块根据地的统一从最初提出到中央的否定再到最终统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困难和问题是哪些？也是值得后续的研究需要关注的。例如鄂豫皖苏区统一化进程中的商城事件的发生和解决及其影响的讨论。另一个就是党、红军、苏维埃政府及共青团等之间的关系调整和最终确定是需要着重明确的。鄂豫皖苏区党组织机构的变迁不仅仅是称谓上的变化，还有职责和管辖范围等的变更，涉及到很多人和地区；红军番号的变化亦不仅仅是因为上级的命令，其背后的内涵至今尚未总结和分析。苏维埃政府建立和日常运行的真实情况尚需细致的分析和梳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下）》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4）》中不少工作汇报和指示中显示党、政、军及其他团体并不是很融洽，在鄂豫皖苏区统一过程中，如何进行调整及收到效果情况怎样，对苏区的发展有何影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主题。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是鄂豫皖苏区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多数有关研究未能详细地进行分析，仅仅归结于某些个人的错误（如张国焘）或冠以某种错误的结果，而不是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以理性的视角来考察第四次反“围剿”的政治环境、国共双方军事对比情况、苏区的经济社会情况以及苏区的政策影响等等，如黄道炫在《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中提出：“诸如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陕、川陕等，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这些苏区都位于数省交界的边区，都利用着南京政府控制软弱的条件，力量、地域的因素在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绝对不能低估。然而，这一切，到1930年代中期，已在悄悄发生着变化。随着地方实力派挑战的相继被击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素明显弱化，回漩空间被大大压缩。这是一个中共成长壮大的时代，但远不是中共掌握政权的时代。超常的能量，也无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有关鄂豫皖苏区的发展，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样是值得深究的。

　　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及宣传工作尚需重新的考量，鄂豫皖苏区诞生了红军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以及后来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并且坚持斗争之久全国罕见。为何这里的人民能够如此的坚强和不懈的斗争？斗争的火种是如何播下和生根发芽的？这个过程中，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各自采取哪些活动来推行这些宗旨，并且各自的实际效果如何？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从党政军的政策、文件和汇报中搜寻和发掘，还需足够的个案分析来支撑。文化教育及宣传的口号如同一个新兴的流行符号，如何深入人心令人信服，中共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运用通俗化的方式宣传自身的政治目标。让广大的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中共息息相关，并将中共视为阶层的代言人加以维护和保护，例如红四方面军撤离后，很多伤病员在当地百姓家休养生息之后重新回到队伍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2.资料的发掘

　　鄂豫皖苏区史研究的深化是离不开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但是自199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下）》的一套相关资料出版后，鄂豫皖苏区资料的整理似乎放慢了脚步。其他，对鄂豫皖苏区的人口、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的数据统计尚未着手进行。本文认为。鄂豫皖苏区史研究资料的缺乏可以从扩大资料源入手。黄道炫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及其趋向》中提出：“历史研究不能离开对对手方的研究。自说自话的研究难免管中窥豹，难以全面、完整、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笔者比较赞同这个观点，苏区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共的资料系统中，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及统计材料理应受到同等的重视。王才友在《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中提出“苏区史的研究应打通苏区史和白区史，而不是将二者分裂开来，研究者应转变思路、进行对苏区史和白区史的综合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笔者比较认同这类观点。与此同时，应该把对鄂豫皖苏区的研究置于一个长的历史时段里来研究。可以尝试运用长、中、短时段分析相结合来全面透彻了解那段历史。

　　3.理论与方法的重视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引用了一些西方的理论概念和体系来研究苏区史，笔者并不反对这种做法和思路，但是认为在运用这些理论概念和体系之前，需对其适用环境作细致的分析，并且进行适度的调整或重新定义，在这一点上要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研究。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能发展出基于苏区历史的概念，甚至在广泛收集样本案例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模型，这需要苏区研究者的共同耕耘。

　　不同研究者面对相同的史料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与历史的原来面目的接近程度与方法论密不可分。本文认为鄂豫皖苏区史的研究要理性的看待这段被认为并不成功的历史。任何事物的发展包括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是从最初无序的探索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逐渐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相关组织和个人会品尝苦涩的失败，但是就是这些苦痛为日后的不断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我们力求通过中性化的叙述和理性的分析，来描述和还原中共鄂豫皖苏区的发展历程和模式及革命活动，而不是局限在那些原先基于政治考虑的话语限定场景之下。综上所述。鄂豫皖苏区史的研究和阐释方法应该丰富多样。应着重于民国史研究方法的运用、社会史方法的引用和新研究范式的运用以及其他方法的引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