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论文中国海洋资源产权界定的探讨

　　摘要：海洋资源有效运转的根本途径是要明晰海洋资源产权。通过对海洋资源产权的相关概念及海洋资源产权的界定内容进行论述，并以漳州市沿海各县为例，说明中国海洋资源产权的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海洋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界定模糊，各种产权权能没有明确划分，各利益主体间的经济关系纠纷不断，这些都影响了海洋资源的有效利用。最后指出，应明确界定海洋资源产权的重要性，以便更好地实现中国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海洋资源,产权,产权界定

　　一、海洋资源产权及中国海洋资源产权有效界定

　　（一）产权的定义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产权定义为，“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1]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2]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德姆塞茨对产权的定义：“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它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使人们在与别人的交换中形成了合理的预期。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为实现外部效应的更大程度的‘内部化’提供行动的动力。”[3]著名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人们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使用资源的权利。他认为，“产权体系是授予特定的个人某种权威的办法，利用这种权威，可以不被禁止的使用方式中，选择任意一种对待定物品的使用方式。”[4]

　　总之，产权不是人对物的关系，而是指人们之间彼此认同的行为关系，这种行为关系是由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使用所引起的，即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它不仅是人们对财产使用的一组权利，而且约束了人们行为规范的社会制度。产权具有排他性、可分割性、可交易性等基本属性。产权的功能是能够明确界定不同民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能够为外部性的内部化提供激励，能够经过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

　　（二）海洋资源产权的概念

　　海洋资源产权是产权持有者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控制程度和享有该资源所产生经济利益的范围。与一般产权含义一样，海洋资源产权同样是“权力束"，即它由一系列权利所组成的，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等。同时，它也具有排他性、有限性、可分解性、可转让性等属性。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海洋资源所有权和海洋资源使用权。

　　海洋资源所有权是所有者依法排除他人，独占海洋资源资产，并通过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方式利用海洋资源资产，以实现所有者应享利益的权利[5]。

　　海洋资源使用权是某一组织或个人通过所有者授权所拥有的对海洋资源资产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利。其内容同时包括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权能和处分权能。

　　（三）对中国海洋资源产权的有效界定

　　1.海洋资源产权界定的内容。产权界定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分清财产的所属关系，也就是说财产归谁所有，谁是财产的所有者；第二，在明确财产所有权主体的情况下，要在产权实现过程中清楚界定不同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对于海洋资源来说，海洋资源的产权界定要实现两点：一是意识实现所有权与行政权的分离，明确所有者的权利和责任范围；二是在清楚界定所有权主体的基础上，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明确界定各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做到权能与利益相对称，权利与责任相对称。

　　2.海洋资源产权界定的必要性。第一，清晰界定海洋资源产权能增加其确定性。产权不清晰会使人们缺少最基本的安全感，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够积极，这样就会导致滥用海洋资源。因此，随着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为了减少海洋资源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因素，我们就应该明晰海洋资源的产权化，这样就会确定人们的经济关系，也使海洋资源的所有者、经营者的权益受到保护，使各权益主体在交易活动中形成一个可以把握的稳定的预期。第二，明确界定海洋资源产权可以使外部不经济性内在化。海洋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由于人们在交往关系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或者权利无法界定而产生的。如果明确界定海洋资源产权，交易的双方就会直接承担受益受损的效应，这样就会受到内部和外部的有效阻止和激励，从而使内部产生更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动力。第三，明确界定海洋资源的产权可以对产权主体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产权的重要功能是激励功能，界定了产权的边界和主体，主体就有努力的动力，并获得与预期努力程度相应的预期收益。特别是在产权体系发生分解，代理关系普遍化以后，更加需要赋予不同的主体以不同的产权并充分界定，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减少代理和监督成本。第四，明晰界定海洋资源的产权可以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功能，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明晰海洋资源产权能够发挥产权的激励约束功能，减少开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解决当前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秩序混乱等问题，实现海洋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其利用效率。

　　二、中国海洋资源产权的现状

　　（一）中国海洋资源现状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海岸带纵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3个气候带，大陆海岸线长达1184万千米；拥有内水和领海的海域面积37万平方千米，享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千米[7]。中国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和渔业水域。四大海域有海洋生物超过3000种，其中，可捕捞、养殖的鱼类约有1700种，经济价值较大的有150多种。辽阔的海域面积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中国海洋资源产权现状及其影响

　　下面以漳州市沿海各县为例，在海洋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问题上，现实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海洋资源各种产权关系模糊不清，所有权代表地位模糊，使沿海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经济的关系缺乏协调。比如漳浦县在滩涂、浅海使用管理商五花八门，有村镇集体管理、有个人开发利用、有祖上习惯管理留下的等等。行业之间、村与村之间争资源、争空间的冲突与集体械斗时有发生且日益明显，严重破坏社会生产秩序，影响社会安定稳定。

　　2.产权不清晰，资源开发的巨大收益被转化为部门、集体或个人的利益，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如漳州沿海各县基本上都存在渔民群众“本地海”、“祖宗海”观念严重，从而导致随便用海的现象尤为突出，无序开发现象严重造成海洋资源不能有效的利用，导致国有海域资源的浪费。从调查的结果来看，目前东山县已办证确权的养殖用海面积228.7万亩，仅占实际养殖用海面积319.5万亩的60%，很大部分的养殖用海都不在政府的管辖之内，使海域资源不能正常地开发利用。

　　3.中国海洋资源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责利划分不清。比如东山县海域管理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在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法》实施前，各县区海域使用方式主要是发包出去用于养殖。由于资源状况不同，加之缺乏统一规范的操作，海域发包问题非常复杂，如发包主体包括县、乡镇、村等各级政府；承包人有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承包合同缺乏法律规范，承包双方在海域资源使用上的责权利不清。二是在海域确权中，存在“办小证，用大海”现象，造成海域资源浪费；一些地区是乡镇办证，个人使用，确权主体与用海主体不一致，造成管海用海双方责权利进一步脱节。

　　4.由于产权权利泛化，国有资源产权诸多权能分散于计划、财政、经贸等政府部门，条块分割格局下资源产权流动受阻，不能向效率高的使用者集中，资源配置效率低。比如，云霄县临港工业发展与渔业用海矛盾突出，根据县委、县政府“依港立县”的决策和厦门港云霄港区、漳州核电、古雷经济开发区及云霄港区等行业规划及重大项目的用海需求，云霄海域大部分养殖区已调整为“保留区”，使云霄渔业用海所剩无几，渔业面临“失海”危机。

　　三、明晰海洋资源产权，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

　　中国海洋资源的产权在法律意义上是归国家所有，但从现实的实践当中，由于缺乏对资源产权的清楚界定，国家产权是虚化模糊的，每个人都能享用国家资源，没有人对国家资源进行负责，这些最终导致了对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也引起了不同利益主体彼此间的经济关系的纠纷。根据中国目前海洋资源产权的状况，要想扭转中国海洋使用的“无序、无度、无偿”局面和规范用海秩序，要想实现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必须明确界定海洋资源产权。

　　海洋资源的产权界定是实现海洋资源高效运营的根本途径。作为国有资产的一部分，海洋资源的产权界定首先要确保国家所有权利益的实现，形成人格化的所有权代表，真正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清晰界定各权利主体的权、责、利，做到权能与利益相对称，权利与责任相对称。

　　中国海洋开发利用中目前尤为严重的是不科学的利用海洋资源，最终严重破坏海洋自然生态环境，如近海环境污染、海洋灾难频频发生等严重后果。因此，要使海洋资源有效得到利用的唯一之路就是实施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产权制度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明确区分海洋资源产权，并通过有效实施有效解决各海洋使用行为主体间的用海纠纷，有效实施海洋使用功能顺序，减少对海洋资源不合理开发的短期行为，进行海洋资源的有效开发，保护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2]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3]聂锐，王元地.现代企业理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4]阿尔钦.公司管理和产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1）.

　　[5]高谊.海洋国土产权论[J].中国土地科学，1995，（7）：11-15.

　　[6]韩立民，陈艳.海域使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

　　[7]安晓宁.中国海洋资源环境现状及可持续利用[J].生态农业研究，1999，（2）.

　　[8]张仁德，王昭风.企业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