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论文范文新媒体时代灾害信息的传播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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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2-09 15:14:11 更新时间：2013-12-09 14:53:57

　　近年来，国际国内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灾害信息成为了政府危机应对、媒体新闻报道、受众新闻消费的重要依据和来源，新媒体时代的灾害信息传播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摘要：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普降暴雨，严重影响了市内交通，并引发了洪水和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通过这场灾害事件，可以发现新媒体时代灾害信息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与草根媒体的反议程设置并存；自媒体在信息传播、灾害救助与舆论监督中发挥重要作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不断深化；政府组织的灾害信息传播能力和危机控制能力显著增强。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灾害信息传播,反议程设置,自媒体,危机控制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61年一遇的暴雨袭击，暴雨形成的积水严重影响了市内交通，并引发了山洪和泥石流灾害。据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北京7.21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情况的补充公告》显示，截至8月5日，遇难人数升至79人。针对这起灾害事件，国内外媒体都给予了充分关注，进行了大量报道。社会公众也积极通过自媒体发布信息、评论新闻、表达观点，主流媒体和草根媒体之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成为了新媒体时代灾害信息传播的典型案例。

　　一、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与草根媒体的反议程设置并存

　　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这一理论诠释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时代中媒介对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成为了传播学上的经典理论。但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主动权由媒体的一元传播转为媒体和受众的二元传播，主流媒体尽管仍然努力发挥自身的“议程设置功能”，但是社会公众传播意识的增强和媒介素养的提升，也直接催生了草根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出明显的反议程设置特点。

　　反议程设置是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阻力，是草根媒体对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解构，通过虚拟的新媒体空间，在网民中形成舆论，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打破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意图，形成对抗性观点。反议程设置也属于议程设置，只不过是主流媒体意图之外的一种结构方式。在面临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时，新媒体时代的受众不再像“魔弹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应声倒下”，而是根据“客观议程”迅速对“媒介议程”作出判断，并将判断的结果（或赞成或反对）通过新媒体或人际传播方式形成“小众议程”进而逐渐形成“公共议程”。

　　7月21日北京暴雨之后，《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等国家级主流媒体迅速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表1、表2）

　　在这场灾害事件中，作为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对此进行了连续的报道，在报道中相继使用了“应对强降雨京城总动员”（7月22日）、“抗击强降雨大爱涌京城”（7月23日）、“打好救灾善后维稳攻坚战”（7月24日）、“救灾善后众志成城”（7月25日—8月16日）、“最美北京人厚德润京华”（7月23日、24日、26日）等专版和专栏，进行持续、深入和全面的报道，这些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灾情通报”、“灾害救助”、“政府行为”、“先进事迹”等方面。主流媒体试图通过选择新闻和配发评论的方式来指导受众的新闻消费，形成“抗洪抢险”的社会合力，尽快实现灾区重建和恢复灾区生产的目标。

　　但是，灾害事件中折射出的政府行为引发了大量社会公众的质疑，他们通过草根媒体发表了不同观点。嵇少丞的博客中贴出了二十多张图片，指出“北京暴雨之后怎么如同发生强震海啸一般可怕”，图片中那些坍塌的路面、桥梁似有所指；潘金虎的博客中载文《北京7.21特大暴雨形成的探讨》，指出了京城的排水系统和预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马相龙律师更是在博客中发出了“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追问……这样的反思和质疑还有很多，尤其是在微博上，人们借助新媒体发表观点的匿名性不断表达意见，其中不乏虚假的信息和偏激的评论，但是网友们来不及证实或者无心证实就到处转载，依靠新媒体巨大的影响力形成了针对主流媒体的反议程设置。

　　《北京日报》7月25日头版报道了《市直机关为本市特大自然灾害救灾捐款》，北京市相关部门也号召机关党员干部带头，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为“7·21”特大自然灾害救灾捐款活动，凝聚全市群众众志成城，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救灾工作中来，民政部门随即公布了捐赠账号。但是“捐款”号召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行动上都未能实现目标，一部分社会公众通过草根媒体发表了不同声音，甚至用粗俗的网络语言进行对抗。与此同时，在QQ群、QQ空间、微博中出现多条“抗捐”信息，这些信息具有自媒体中的一贯特点，利用诙谐幽默的讽刺手法，吸引网民大量转载，解构主流媒体关于“捐款”的议程设置，达到反议程设置的目的。

　　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草根媒体的反议程设置是并存的。当前，我国55.6%的网民年龄处在10岁至29岁之间，高中以下学历的网民比例占到了78.4%。正是由于网民的特殊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导致了我国网民的叛逆性强和判断力弱这样两个特点，这也影响到了主流媒体议程设置效果的发挥。

　　二、自媒体在信息发布、灾害救助与舆论监督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络和手机媒体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阅读新闻和表达观点越来越便捷，而且能够满足个体成为“中心”的愿望。藉此，新媒体迅速发展。

　　自媒体信息传播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自媒体最大的特点即平民化，这表现为传者的平民化、受者的平民化、媒介的平民化以及讯息的平民化。目前，自媒体传播的代表性方式就是微博传播。在灾害事件中，微博凭借其迅速、灵活又不乏真实的传播态势成为了新媒体时代的核心草根媒介，在灾害信息发布、灾害救助和灾害事件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追求信息传播速度、信息传播质量和信息接收便捷程度的过程。在北京7.21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中，自由灵活的自媒体传播主动承担起信息发布的责任。通过表1和表2可以看出，针对这次特大灾害，《新闻联播》是从7月22日开始的，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则从7月23日开始的，相对于灾害事件的发生来说，上述媒体的报道都稍显滞后，而在7月21日晚上暴雨成灾的同时，微博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本次灾害事件的大量信息，网友“夏芒”、“摄影师陈杰”、“周小平同志”、“摄影师兔子”等博主在微博上发布新闻图片和暴雨信息，更有甚者，“孙融一萝卜”和“王煜全”等博主主动通宵播报路况信息，这些信息的发布，弥补了主流媒体信息报道滞后的不足，满足了受众尤其是灾区受众的灾害信息需求，彰显了自媒体在灾害信息传播中的优势。

　　除此之外，在灾害救助方面，自媒体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次灾害事件中的灾害救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灾害发生过程中的救助，第二个阶段是灾害发生之后的救助，自媒体在第一个阶段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灾害发生时，传统大众媒介无法报道现场，自媒体成为灾区公众自救和互救的主要渠道。例如“如刀岁月27”在微博中两次发布博文称：“本人公司在左家庄街甲2号北京国际友谊花园1号楼6H，公司有水有零食有电视有电脑有wIFI有床有沙发有三国杀能洗热水澡！全部免费提供！不是炒作！我也不是坏人！困在附近的可以过来避难！都是北京人就想做点儿自己能做的！可以私信我，我会通宵守在电脑旁！不用跟我客气！同时祝赶路的朋友平安”；而博主“小蝎子熙熙”则通过微博发布了求救信息：“求救！！！位于小西天牌楼内几百米.志强北园门口，有一位骑摩的的北京大叔摔倒，导致脑出血.全身哆嗦，我已经拨打了无数遍120.999他们都说全部救护车已经出去执行任务，好心人已经把大叔从水里拉起…大叔半身不遂动都动不了了.谁能带大叔去医院阿！！！！”。显然，自媒体上的信息传播在灾害救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自媒体还成为网民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客体是公共权力、公共事务和公共人物。任何一次灾害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元素，因此，灾害信息传播也不可能仅仅指向灾害事件本身，灾害事件中，公共权力的运行、公共事务的处理以及公共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而网络关注、网络围观、网络问责等成为了灾害事件中自媒体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在北京7.21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中，一些网民通过自媒体对市政建设和灾害预警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戚聿东”在微博中将北京市的排水系统和紫禁城的排水系统进行了对比，感慨“星转时移，泥沙俱下，标准日低，今不如明”，并提出了“继往开来不反思，悲剧永远免不了”；博主“袁伟时”更是直接指出“北京暴雨，议论纷纷。有一个重要因素：舆论监督的强度不够！”。在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传播中，可以看到各种质疑的声音，“为什么高速上出现积水之后，高速仍然对后面车辆放行？”“如果有预警，知道可能来山洪，我们至少可以腾挪一下货物，不至于损失这么大”。虽然这些信息的真伪尚需验证，但是广大网民通过自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意识和勇气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问题的解决产生推动作用。

　　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和融合不断深化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对立到认同再到合作的过程。事实证明，一旦脱离新媒体技术，传统媒体的发展也要受到制约，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媒体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负效应，如信息源真伪难辨、信息把关能力欠缺、干预司法现象时常发生、网络侵权频频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但是，新媒体的信息发布速度和信息反馈的便捷有效性大大超越了传统媒体，成为受众信息消费的主渠道之一。近年来，传统媒体纷纷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来增加媒介竞争的筹码，如央视网、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传统媒体，新华论坛、新华博客、新华播客、新华拍客、新华收客和新华微博加大了新华通讯社这一传统媒体的社会影响。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它们之间互相提供话题和新闻线索。北京7.21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表1显示，《人民日报》在7月23日第六版刊登了《微博讲述·感动瞬间》和《微博，暴雨中传递正能量》两篇文章，专门摘登微博网友发布的文字和照片，讲述了灾害事件中令人动容的各种情形，并肯定了微博在灾情传递、灾害救助和舆论引导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当前的灾害事件中，传统媒体对微博内容的报道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新闻报道体裁。除此之外，由于新媒体信息发布的门槛较低，信息传播者数量巨大，他们像人身的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之中。他们作为信息传播者，不断监视着周边的环境，一旦出现他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时，就通过新媒体进行发布，这一优势是传统媒体不具备的。由于受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在一些重要新闻尤其是灾害事件发生时，专业的传播者无法达到现场，呈现为“缺席”状态，很难捕捉新闻事件第一现场的信息。在这种情形下，新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常常成为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由头，许多传统媒体常常从新媒体中获得新闻线索，利用专业手段进行较为深入的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为传统媒体提供了新闻内容。

　　同样，新媒体也从传统媒体中获得新闻话题。这种话题的获得主要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转载传统媒体的报道，互联网上的很多网站，本身并不具备生产新闻的资质，也缺乏专业的采编人员，但是互联网对信息的需求却很大，这就导致了很多网站转载传统媒体上的报道，以7月23日《人民日报》报眼消息《北京暴雨我们守望相助》为例，在百度上输入该新闻标题进行检索，得到了包括和讯网、网易、知音网、千龙网、大公网、腾讯网、搜狐网等在内的相关网页约34.6万个。可见传统媒体为新媒体提供了新闻，新媒体也将传统媒体上的声音传播得更广。第二种形式是新媒体常常围绕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讨论和互动。灾害发生之后，为了安抚社会公众的情绪，推动救灾善后工作的开展，《人民日报》、《新闻联播》、《北京日报》都对在救灾过程中涌现的模范人物和感人事迹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经由主流媒体报道之后，网民迅速在网络媒体上进行了讨论，这种草根讨论使得传统媒体的报道得到了民众的响应，人物形象和事情经过更易于打动人。从主流宣传向草根讨论的转化，消除了一部分受众与主流媒体之间的距离，实现了宣传形式的生动化，增强了传统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融合和互动分别指向两个维度。融合是传统媒体适应市场竞争的选择，其普遍做法是将传统媒体搬上互联网络，形成电子版，打破传统媒体上线性传播的限制，给予受众更大新闻选择权。这种融合是一种低级的形态，远未实现“媒介融合”这个概念应有的内涵，媒介融合实际上是“传播主体为最大化地获取利润和满足受众需求而寻求全方位覆盖受众的良好愿望和理论假设。这是它的内涵所在和本质属性。其表现形态是一种跨媒体的传播聚合，媒介融合不是一种媒介替代另一种媒介，而是在当下复杂的媒介生态中集网络平台于一身，各就其位、共同发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融合和互动指向的另一个维度是赋予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平等的媒介地位，将普通网民的自媒体信息传播行为和体制内的专业媒介行为等量齐观。这才是传统媒体应有的姿态，才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和合作的基础。

　　四、政府组织的灾害信息传播能力和危机控制能力显著增强

　　灾害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构成了复杂的三角关系。政府行为的出发点是灾害救助和社会舆论引导，并挽回或者增强政府形象。媒体在双重体制的约束下，一方面要实现政府的宣传意图和社会效益，一方面还要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以此获得广告满足媒介发展的市场需求。社会公众媒介素养不断提升，对灾害信息的需求也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在传统媒介一统天下的时代里，公众被动的接受信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介独大的传媒格局被打破，灾害信息传播渠道渐趋多元，公众不再满足于纯粹意义上的国家宣传，渴望更加真实和客观的灾害报道。

　　无论是1998年的南方洪水报道还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报道，抑或是2008年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报道，都受到了传统灾害报道的惯性影响，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遭到了受众和传媒理论界的质疑。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府和媒介都面临着社会压力，灾害报道的惯有框架被打破，灾害信息传播开始正面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并加大了行政问责的报道力度，2008年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正体现了这一转变，在中国灾害信息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09年发生在云南的“躲猫猫”事件，经由网络传播之后，云南省委宣传部一改“捂盖子”的传统做法，主动“揭盖子”邀请网友组成事件调查团赴滇开展调查，自此开始，“揭盖子”成为政府灾害信息传播和危机应对的重要思路。2010年春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李长春通知提出“各级党委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这成为新形势下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能力的行动指南。

　　在北京7.21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中，北京市各政府部门的灾害信息传播能力和危机控制能力显著增强。在灾害信息传播方面，《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和北京市相关部门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及时对灾情进行报道，市领导身先士卒深入灾区，主动检讨工作失误，向遇难者默哀。面对灾情，北京市主要领导表示“绝不瞒报”，在通报灾情的新闻发布会上，遇难者的人数不断更新，遇难者身份在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官方网站上公布。真实、客观、迅速的灾害信息传播不但消灭了各种谣言产生的土壤，也让受众看到了一个担当、亲民、坦率的政府形象。

　　灾害事件中，政府组织的危机控制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暴雨之后，政府组织通过新闻媒体实现了新闻与宣传的紧密结合，一边报道灾情，一边发掘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并将之与“北京精神”的宣传结合起来，增强了灾区民众的悲壮感和自豪感，为救灾善后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市直机关在灾害发生后第四天自发捐款的行为经媒体传播之后，也成为政府组织进行危机控制的重要举措。当然，在灾害信息传播中，媒体和政府之间的配合也会出现瑕疵，比如《北京日报》在7月28日报道的新闻《确保主汛期不再死一个人》，就不符合唯物主义的新闻报道逻辑，这样的标题很可能对以后的灾害报道产生消极的影响。不过总的来说，以北京7.21暴雨洪水泥石流灾害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的灾害信息传播活动中，政府组织不断提高自身与媒体打交道的水平，灾害信息传播能力和危机控制能力不断提升，这是可喜的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新媒体时代催生了灾害信息传播的新特点，这些特点既是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主体的主动迎合，也是转型期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新媒体，无论是政府、传统媒体还是受众，都应该顺应这个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改善自身行为，在灾害信息传播中发挥自身的力量，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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