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范文一个符号的所指变动与空间政治

　　在上海，外滩几乎是无可争议地作为城市的标志性符号出现的。在2009年上海评选出的“新沪上八景”中，外滩以最高票数当选，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外滩之所以能成为上海地标，首要一点就是因为“今天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城市有如此多样的建筑荟萃，它们屹立在那儿，互相形成对照。”上海作为现代性大都市，其鳞次栉比的建筑无疑是最为突出的表征之一，而外滩又是公认的最为集中体现这一特点的地方，或者说外滩是最具现代性的物质呈现。

　　摘要：在上海，外滩如同一个注脚，包容了自开埠以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同时其自身也经历种种具有深刻复杂性的变迁。本文试图在展现“外滩”作为一个地标、一个符号的内涵（所指）变动的同时，揭示出隐藏其后的空间政治逻辑。外滩，从早期的殖民地象征，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的体现，发展至今天的城市国际化、市场化的合法性代言。

　　关键词：外滩,符号,所指变动,空间政治

　　外滩在哪里？外滩是什么？

　　在一个上海人眼里，也许这个问题要么是立即作为甄别本地人的标准，要么是成为一个颇具挑衅的问题。然而，这又实实在在是一个问题。

　　一、外滩：何以成为问题

　　要解决“外滩”何以成为一个“问题”的问题，可先以如下几段描述为例：

　　A.“十里洋场”的中枢是外滩，即入港口面朝黄浦江的一条堤。它不仅是港口，而且也是英国殖民势力的一个窗口。外滩的风景线处处点缀着英国建筑，尤为醒目的是：英领馆最早的大楼，建于一八五二年，一八七三年重建；汇中饭店；英国上海总会有世界最长的酒吧台；沙逊大厦和华懋公寓；海关大楼（1927）以及汇丰银行（1923）。

　　B.二十余幢西方风格的各国建筑上，社会主义中国象征的红旗猎猎飘舞。仿造英国大笨钟在美国制造的大钟，悬挂在正大门为古希腊神庙式的欧洲复古主义风格的海关大楼顶端，每到整点奏响《东方红》乐曲，钟声响彻黄浦江两岸。这就是外滩。

　　c.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重心也由南而北，浦东的开发和振兴使上海走到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春风吹醒了沉睡多年的上海外滩，中外金融机构也纷纷抢占外滩。上海做出了“清巢引风”的重大举措，将外滩金融街房屋大置换，吸引海内外的“老顾客”重新前来落户，再显远东“华尔街”的风采。

　　D.“出了地铁口，你就可以看到东方明珠了。反正你随便从哪个方向走，你朝着它过去一定可以走到。那是外滩的标志性建筑，不远就到。”

　　可以看出，外滩并不真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明的存在，甚至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比如上引A段中的英领馆大楼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而今天可能会更多地强调东方明珠（女IJD中那位行人对笔者的回答），那么这种变化仅仅是一个建筑物的变化吗？进而言之，东方明珠是作为新时代的建筑出现的，而“外滩”这个词的出现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那么“外滩”又是如何将这个新时代符号容纳进来，或者相反，东方明珠如何闯入“外滩”的符号所指、并成为具有标示性意义的构成因素？

　　二、地域扩张与符号外延

　　无论是哪一个时期，无论是它涵盖了哪些地域，将外滩作为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而按照符号学理论的先驱、美国现代哲学家莫里斯（c.w.Morris）的说法，“如果某个东西A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控制了指向某个目标的行为，而这种方式类似于（但不必等同于）另一个东西乃在它被观察到的情况下用以控制指向这个目标的行为的那种方式，那么，A就是一个指号。”从中可以看到，符号（指号）具有三个要素：一是代表事物的符号（形式），二是被符号指涉的对象（指称），三是对符号的解释（意义）。需要立即指出的是，符号是显示意义的工具，而这个意义则是处于恒久的流动中的，这也就是拉康（Lacan）所说的“漂浮的能指”与“滑动的所指”。

　　具体到“外滩”来说，其地理意义上的变动或许是最容易厘清的（但同时也是严重缺乏准确界定的）。它的产生直接与上海开埠有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五口通商”，“外滩”就从原先上海老城厢外的一块芦苇丛生的荒滩地逐步发展成为“十里洋场”的中枢。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外滩所涵括的范围仍然局限在黄浦江西岸，其中最能代表外滩的风貌则是“从金陵东路外滩到外白渡桥长仅1.5公里的弧线上，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地矗立着52幢风格各异的建筑，有英国式的、法国式的、古希腊式的等等”。直至今日，上海的旅游解说词中依然有这样的表达：“当年许多外国银行、总会、领事馆等云集于此，有东方“华尔街”之称，形成旧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缩影。”

　　与这种描述相对照的则是，“百年沧桑，上海政府于1992-1993年间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将原来的马路扩建成十车道的宽阔道路，并在北面建起来造型独特的吴淞路闸桥以此减轻外白渡桥的重负。随后又建起了延安东路高架，使该地区的交通更为通畅，更展现了国际化大都市的强劲活力。沿江则修建起防汛墙和绿色长廊，各类雕塑和建筑小品坐落其间更使得外滩诗情画意。站在黄浦江边的观景台上，江风拂面，江面波涛粼粼，百舸争流，江上海鸥高低飞翔，可一览大城市港口的绚丽风光。隔江而立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耸入云霄，国际会议中心造型优美，金茂大厦，中银大厦等跨世纪的摩天大楼更是欲与天工试比高，以及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宏伟的气魄更使外滩借得美景。”

　　两相比较之下，可以发现随着时代变迁，外滩已经有了双方面的扩展。首先是地域面积上已经横跨黄浦江两岸，使得外滩不再仅仅指浦西。从这个角度也就颠覆了上海民间曾经流传的俗语“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幢房”，因为外滩一直都是城市现代性的表征，而今的浦东即使不是作为外滩的核心，也一定是作为外滩的参照，作为外滩的识别出现的。外滩另一方面的扩展在于建筑物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上海人或外来者之所以把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作为外滩的标志，正是因为这些建筑物的高度。孙玮认为，“外滩作为媒介，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这个方式构筑了现代性都市文明的社会基础，展现了一种与农业文明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说，这种现代性都市文明的物质基础则是与这些建筑物的品质、高度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很好理解，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合作拍摄的五集历史纪录片《外滩》的第五集就直接以“天际线”为名。这个名称所展示的恰恰是今日评价外滩的最重要基准之一。另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随着外滩所涵盖范围的变动，其作为一个符号所承载的意义也发生了明显和深刻的变化。其一，自然是本体意义层面上的地域面积变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地表建筑等各附属物的变动，毕竟时间如黄浦江流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其二，外滩作为城市的标志性符号，其所承载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薛理勇等人的研究，外滩在确立之初，是为“华洋分隔”的目的，而经中英双方或明或暗的博弈妥协后，成为英国领事馆所在的。而在解放后，人民中国对外滩的定位虽然多有变化，但基本上都维持了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更是将其定位为上海的“公共客厅”。其三，如前文所引述的四段材料可见，外滩在早期是被视作殖民主义景观符号的，所以像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大楼等常常在各种影像中不断被呈现为旧中国的屈辱性关联。而在今日导游的解说词中，外滩则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尤其是浦东作为市场改革试验田的成功范本加以呈现的。于是乎，这里就显现出外滩作为一个符号的引申意义。

　　三、“外滩”变迁中的空间政治

　　2009年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外滩》。该片在国内第一次以纪录片手法讲述外滩，其总导演周兵表示，“外滩如同上海的一个注脚，地理区域并不宽阔，却包容了上海乃至中国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如果说《故宫》是一个国家的记忆，一个公共的记忆，那么《外滩》应该是一个充满多种梦想的寓言。我希望这次的创作围绕着人的情感，人的命运和命运变化中的细节去寻找属于外滩的答案。甚至有一种冲动，我希望把固化的外滩当成一个生命体去创作，经历了一百年的她就像人生充满起伏，很多个体梦想和国家梦想交织在里面。”显然，拍摄《外滩》是有一种展现历史变迁的冲动和努力的。而这种历史变迁最为突出的还在于由建筑的变化等折射出来的空间政治，以及一个政权塑造内在共识的愿望。

　　洪长泰在分析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举措时提出，大、小、高、低是建筑学的基本概念，但从政治角度看，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因为它们代表政权的高（优）与低（劣）、先进与落后，甚至是好与坏的问题。换言之，它们牵涉国家权力的象征意义。与此相似，外滩的变迁也蕴含着这样一种空间政治逻辑。不过，与天安门广场不同的是，外滩首先是作为殖民统治的象征出现的，即它虽然是近现代中国走向现代性的起点之一，但是这个进程是以英国主导中国被迫的不平等条约方式予以确认和展开的。因此，外滩主导权的回归就已经被赋予了第一层含义，也就出现了前引B段材料的情景，《东方红》乐曲响彻黄浦江两岸，以此昭示人民力量的强大及其对殖民历史的克服。从这个层面上看，外滩的空间政治就是一种历史变迁中的正义叙事模式。

　　无独有偶，在上海还有另一个地方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变迁。那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昔日的跑马厅。该地是随着抗战胜利而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艰难收回的。而这一跑马厅收回事件就被蒋介石赋予了政治象征意义。他在1946年2月11日的演说中说：

　　大家都知道，八年以前，我们要像今天一样，在跑马厅开会是件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大家现在能够自由的在这里开会，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和各位相聚呢？这就是由于我们全国同胞八年来艰苦抗战的精神，……因此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各地所有的租界……（注：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毫无疑问，这段话也适用于外滩的收回。而在1949年之后，外滩的象征意义就不再只停留在上面列出的正义叙事模式上了，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就成为新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为共和国贡献了近八分之一的财政收入，①在这样的语境下，外滩和上海一起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成就的象征。

　　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随着全国经济的普遍发展，上海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其作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则日益凸显。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浦东开发如火如荼，外滩的空间政治意义更多的体现在经济层面上。不过，与改革开放前有所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上海人“发现，自己终于厌烦了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中国内陆城市，厌烦了对自己都市身份的刻意改造、隐藏和遮盖，厌烦了1950年以后内心对过去租界历史的惭愧、歉疚和负罪感”。由此带来的两个相互联结的后果：国际化和市场化。所以陈丹燕说“上海对世界主义、或者说普世文明，或者说全球化的渴望，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如前所述，外地游客今天去外滩，可能很快会被当地人以东方明珠作为指引，自己也极有可能将之作为识别标示。即便是带有很强官方色彩的大众传媒呈现的各种有关外滩的影像，东方明珠也必然是不可或缺乃至重点强调的地标性建筑。一方面这是上海在有意识地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识别系统，一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悉尼的歌剧院；另一方面则是东方明珠极佳地体现了上海的“更高、更快”的追求。而与东方明珠一起的金茂大厦、环球中心等等摩天大楼，以及这些摩天大楼上展示的国际品牌广告，共同构成了今天外滩的诠释：这些产品以及外国人的到来，不是一个半世纪前的殖民再现，而是上海走向国际化的明证；这些不断刷新城市天际线的高楼，不是当年的万国建筑博物馆复活，而是上海不断市场化、现代化的体现。

　　惟其如此，也就很好理解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东方明珠作为新时期的建筑，被纳入到外滩的符号意涵当中，正是其具有的阐释空间。而通过“外滩”这个符号指向与意涵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的变迁以及社会对其意义的阐释与建构。日本学者佐藤卓己认为“城市就是媒介”，因为“建筑物在向人们发出信息，繁华的街道、公园，或者说办公室与工厂是为了交流而创造出来的空间。”那么，从不同视角解读这些建筑物发出的信息，将有助于我们发现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空间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