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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2-10 15:41:13 更新时间：2013-12-10 15:42:12

　　《辞海》：文化，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又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我们认同这种说法。的的确确，文化是历史的现象，是历史的过程，是历史的积累，是历史的沉积和总结，是体现历史的最直接最根本的东西，是观察、分析、了解、研究、认识社会历史的本质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说，离开了文化，就无从认识其他了。

　　[摘要]文章认为，毛泽东文化观的核心内涵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化，文化是人民群众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形象应当是“主权在民”，文化要服务于人民，文化要成为动员人民，团结人民，激励人民，给人民以力量的精神武器。毛泽东着眼文化的战略是伟大的，伟大的战略造就了伟大的中国文化形象。在改革开放，复兴中华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的文化观能给人们以极大的启迪，从而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关键词]毛泽东,主权在民,文化大战略,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保卫者、承继者、传播者，是发展中华文化的舵手和导师。他一生对中华文化有许许多多的肯定和赞颂，对文化有许许多多的认识和定义，对文化的功用有许许多多的评释和总结，对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有许许多多的展望和期待。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可以发现，毛泽东思考问题，都是着眼于文化这个根本。他及他带领的领导集体思索、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是着眼文化的伟大战略。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论述和认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一、文化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

　　文化是不是带有阶级性，文化同政治、同经济是不是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历史以来，在这个方面就存在着模糊，或者讲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尤其是过去的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化人，对此总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在这个问题上，孔子还算是比较实话实说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他就是在告诉你，文化是同政治紧密相关的，是供统治阶级训化、驾驭老百姓的东西，这时的文化不就是属于统治者阶级的吗？历史上出现过“焚书坑儒”，多个朝代的“文字狱”，多次的文字修编，恐怕都在表明文化的从属性，表明文化同政治的关系。文化从狭义上之所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其实就是其政治从属性。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存在。在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都在淡化意识形态的东西。事实上，各国之间的交流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障碍，这可能是需要淡化意识形态的原因。但是，你总不可能奢望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去驾驭西方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去指导它那个意识形态的市场经济吧。中国有句话叫做“后天造就”，它实际就是通过文化教育的灌输促使社会改变的文化过程。历史以来的统治阶级，总是要用自己的要求和面貌来改变世界，并且希望能成功，甚至不惜一切要得到成功。这不就是阶级性和政治性吗？

　　文化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这应当不是理论上的纷争，而是历史社会的具体和实在。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和这个观点，毛泽东总是从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上，从改造世界上去做人民群众的动员、说服、组织工作，逐步地、充分地调动起人民群众起来投身革命和建设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性、积极性，达到大打人民战争，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的战略大目的。

　　其实，千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未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未成为领导者之前，中国人民正是由于缺少人民自己的文化，才不能不受历代统治阶级，包括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正是由于缺少人民自己的文化，人民对自己的存在和意识关系、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才会认识不清，才产生出种种唯心的，甘当奴仆，不敢、不思反抗，不思改变自己（或只想改变一下个人的地位和生活状况），不想改造世界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旧中国过去的文化现象，是中国的大文化现实。

　　毛泽东比较早地不仅是他自己颠覆上述文化现象，反抗上述社会现实，也在传播着进步文化。1921年，毛泽东提出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劳工会是劳工的团结体，谁也应该同情的”（毛泽东《所希望于劳工会的》）。1922年，毛泽东又明确指出：“请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毛泽东：《更宜注意的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革命，中华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问题当然是唤起民众的问题。人民不觉悟，人民不起来奋争、奋斗，那是一事无成。然而要唤起民众，最重要的是要让人民群众在认识社会的同时，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是处在国家、社会的主宰地位的。而清朝后期，直至民国成立以后相当时期（直到抗日战争），中国当时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老百姓的未觉醒、无觉悟、不团结。因此，纵然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及其对人民的残酷的剥削和沉重的压迫，以及西方列强的凶残侵略和疯狂掠夺，也浑然不觉，似乎只是逆来顺受。难怪帝国主义把中国人当成猪狗，任意欺侮。当时，甚至是连中国的统治阶级也不是中国的主宰，列强俨然成为了中国的主宰，中国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如毛泽东1923年指出那样：“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断言，中国近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当时领导革命的领袖们，如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尚简单的“排满”，没有把革命的本质和焦点放在同时也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方面。因此没有大规模地宣传、教育、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人民群众没有认识自己，更无法领悟自己应当成为世界的主人，能够和必须主宰这个社会，更没有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一切剥削、欺压他们的阶级作坚决的不懈的抗争，寻求本阶级的解放。也就是说，当时还没有形成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没有真正地作为人民自己的文化来影响、教育、感召人民群众。当时的文化还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文化，是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的政治服务的，那是一条属于对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政治路线。因而，在事实上，中国还是进入了军阀割据，政治黑暗的混乱时期。怎样才能让人民群众真正认识自己的存在及在社会前进中的作用，当然只有施以文化教育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人主要的、更多的还只是做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的许多工作，农民方面还是事实上忽视了。1926年，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因此，毛泽东提出：“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要讲什么是当时的政治，我们看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要问什么是当时最需要的文化，我们看能够让农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能够影响、宣传、教育、动员、组织农民起来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文化。

　　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相信马克思所说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相信“重要的仍在于改造世界”（转引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才会始终十分重视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民，认识人民，了解认识人民群众在想些什么，需要些什么，反对些什么，拥护些什么；再经过深入人民群众，用事实和深入浅出的最为显浅、普通的道理说教，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认识如何改造自己，又通过改造自己去改造世界，再转过来改变自己，使自己还原成为社会、成为世界的主宰。可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亲自深入人民群众中所做的及其布置同志们所做的一些调查，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1年）、《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等，都有着划时代的文化发展意义。其目的，都是运用生动的例子，告诉人民群众社会存在的实际，促进人民群众意识产生新的进步飞跃，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投入到改造世界，改变自己的运动中，从而创造出改变那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然后再去影响和作用于改变那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这实际就是由剥削阶级统治和主宰，转变成为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文化过程、历史过程、斗争过程。我们不能不深刻地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最必要、最深刻的，是建设和发展属于人民群众自己阶级的文化，也就是人民群众能够充分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化，而不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的“治化”文化。文化要从政治路线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而不是让人民群众自然地成为剥削阶级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掠夺我们国家资源侵夺我国人民利益的“奉献者”和牺牲者。而共产党人应当就是这种人民群众文化的保护者、承继者、推广者、培育建设和发展的策源者。

　　毛泽东曾经严肃指出过：“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事实就是如此，你能想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那些东洋文化、汉奸文化、西洋文化，能够唤起中国民众奋起与日寇及其走狗们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四十年代末期，地主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如果让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腐败官僚文化树立、发展起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厦可能建立起来吗？历史的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这个道理了，文化就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这里我们想起了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李宗盛关于文化方面的直白。李先生用“喂鸡”比喻当下音乐市场中的唱片公司，说：“原本一堆鸡要喂鸡饲料才会长大，突然有间唱片公司喂碎报纸，发现有些鸡长得不错，于是其他唱片公司摸仿，所有听众就开始吃碎报纸，以后你喂鸡饲料，它反而吃不惯了”。他还以“猪”比喻听众，说“听众是猪，你喂他什么饲料，他长什么样子，持续喂他便宜的东西，他就变得便宜。”李先生都把听众当禽兽了。确实，那些所谓“音乐家”们的焦点不在音乐，而是利用音乐赚钱。来钱快而多的真谛在，先把听众视为禽兽，再变着法子糊弄他们。你看，那些愚弄残疾人和农民、忽悠卖拐、把红灯比为猴子屁股之类的小品，那些谀颂帝王将相、宣扬乱伦孽情的电视剧，不也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吗？在这场文化变戏法中，人民群众被当成傻子，“被禽兽”了。人民群众被“喂”在低端快乐中，爬向更高层次的愚昧（转引自《讽刺与幽默》2011年10月14日王乾荣文章）。这个例子让人再明白不过了。文化始终是要影响和作用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现时我们一些“文化人”所建设发展的文化，是要将人民群众引导向那里？他们在为什么服务？这种文化真的是没有阶级性和政治性吗？它不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吗？这种类型的文化，果真是人民群众文化？是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吗？是能让人民群众鼓起干劲、振奋精神，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强国努力奋斗的文化吗？

　　我们再说一下《南方人物周刊》王大骐先生一篇介绍“上流生活”的文章（疑似故事）。说的是北京某高档小区，每天清洁工们蹲在地上清洗路边的鹅卵石，她们一颗颗地把鹅卵石拿起，然后用抹布逐个清洗，直到每颗都能在阳光下骄傲地闪闪发光。居民楼里的大理石地板和墙壁冷酷地令人想起博物馆里摆放法老灵柩的房间，人们把花园改成了菜地，在里面种植白菜和番茄。一到冬天，房间里的中央空调就开始轰轰作响，吹出来的热气只能覆盖头顶以上的空间，你无法忍受，可以花8万块钱装德国的水暖系统。傍晚的院子里是带着孩子出来散步的保姆们，她们来自四川和河北，还有年迈的老人们，有时候她们一个人手里也许就握有10套房子的产权。四处玩耍的孩子们操的是纯正的美语，他们上的是国际学校，他们跟这个国家的距离很遥远，离父母似乎更遥远。游泳池更衣室里，两个孩子正在讨论着家里到来的陌生女人，他们已经很久没见过自己的妈妈。夜半时分，楼底下超跄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这帮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孩子们有一天甚至拖来了一辆酷似F1比赛里的赛车。这让我想起了那个笑话，当一帮富商们在所有车都买过比过之后，正愁没有了人生的意义，这时候一个哥们骑了匹马来，说这比劳斯莱斯烧钱，一众友人于是又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引用王大骐先生的文章，近似典故了。我们设想一下，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树立起此类文化形象，让此类文化主宰或作为引导，中国的崛起和富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大有希望吗？我想起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转引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真是岂有此理！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也应当是同一的，相适应的。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形象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我们能说得过去吗？换句话讲，腐朽的、令人作呕的文化形象和文化现象，不属于人民，不属于劳动者阶级。它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没有丝毫意义和作用。尽管我们现在不喜欢讲阶级，而以阶层以代之。但是，须知劳动者阶层，占人数居多的中下层，也是同那些腐朽的、令人作呕的文化形象和文化现象格格不入的。

　　人们熟知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一个两岁女孩，前后两辆汽车共三度碾压，7分钟内18个冷漠的过路人，折射出多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某些人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假如这种现象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的文化现象，成为一种集体习惯。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如何构建？

　　1940年，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毛泽东的大文化观。文化不仅不脱离阶级，不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而是紧密地联系着，也必然是结合紧密的。这种观点，在当今世界，仍然不失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是思想准备、是有力武器

　　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他的革命和领导革命的生涯里，始终坚持这种理念，始终遵循这种思想的指导，按照这种思考去实践。就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坚持了这种理念和大原则。重视掌握和运用好文化这个武器。

　　大家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别于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说，历史事实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国际意义。然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和能够为国际提供借鉴和经验，并非轻而易举，也不是一蹴而就。革命前，要有正确的舆论先导；革命中，要有先进的理论指导，要有政党的正确领导，有人民大众的团结艰苦卓绝的奋斗。一句话，就是中国必须要有新的文化气象和树立起新的文化形象。这是毛泽东的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是毛泽东对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是毛泽东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和经验，创立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的文化机关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正是根据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文化问题的根本主张和斗争目标被提了出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制定了。这个纲领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内容：在文化方面的任务是破坏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奴化思想与在华文化的侵略机构；反对和批判本国封建阶级的尊孔读经、复古主义的旧礼教旧思想；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的民族性，即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它当然应当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要批判地吸收，取其精华，剔除糟粕；还要采取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为中国广大人民喜闻乐见。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的科学性，就是主张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要充分尊重和注意继承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但不能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的大众性，就是主张文化的民主化，文化应该为全民族中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服务，并逐步使他们成为文化的主人，而不能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特权；革命文化工作者要同广大劳动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吸取养料并为他们服务，把文化的提高与普及结合起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使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革命武器。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注意团结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培养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的大批教育家、科学家、工程师、医生、艺术家、新闻出版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必须在80%以上人口中扫除文盲，必须逐步地扫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必须团结一切中西医，积极为人民防治疾病。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思想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应当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不过，共产主义思想只是用于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是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国民文化的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引自《毛泽东思想辞典》）我们重温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回顾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多么残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经济多么困难的革命建设年代，我们伟大的党不都是在致力于带领广大的中国人民为贯彻落实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树立起新民主主义文化形象，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而努力奋斗吗？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一句话，这种文化是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文化。这个“人民”，是全民族中绝大多数劳动群众，而不是其他什么异化的所谓“人民”。这样一来，说文化是思想准备，是有力的武器，也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了。当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比之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要丰富得多，形式更为多样性了，其对政治和经济的作用更加明显了。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文化不仅是革命的思想准备，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同时又是建设发展的思想准备，是建设发展的有力武器。这一点是不容我们有丝毫怀疑的。实践中，毛泽东在十分重视对文化纲领和政策作系统的深刻的研究和阐述的同时，更为重视用新的文化思想去宣传、教育、动员、组织、武装人民群众。让文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文化，让人民群众真正有文化，使文化对人民群众产生智慧和力量。

　　首先，毛泽东强调要认识文化的重要性，要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毛泽东不仅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文化是思想准备和有力武器，而且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借用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话来进一步说明文化的重要，说明理论指导的重要。他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实践论》）。要求人们认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行动就是实践。是否真正认识了文化的重要，树立起文化形象，是要通过行动实践的。对文化对经验的学习就是一种文化实践，少了不行。因而，首要的就是向人民输送文化，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学习文化，学习已有的成功有效的经验，形成学习进取浓厚风气的文化形象。

　　第二，毛泽东始终重视通过宣传让人民认识文化的重要和重视树立文化形象。毛泽东写了包括《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作了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那么多的讲话演说，始终朝着一个目标，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中华文化深入人心，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自己民族的、科学的文化形象，以振作精神，鼓足干劲，积极投身到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和建设中去。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人民性的特点，毛泽东提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我们应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前途，经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就是这样，让广大人民认识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真正特点，帮助人们树立自己的真正的民族文化形象，振奋起民族精神。也许，“唤起民众”的精髓正在于此。文化是人民创造的也是属于人民自己的文化，我们就是要让文化服务人民，回归人民。长期以来，我们党正是紧紧围绕让人民有文化，树立人民的文化形象展开自己的工作，使工作有了很好的成效，使革命和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三，毛泽东毕生都重视和善于用文化去武装人民群众。毛泽东是通过工作上的重视和方法上的改进，用教育说服的手段，以及以身作则来实现用文化武装人民群众的。毛泽东始终强调：“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告诫全党：“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实际上，毛泽东很注意在实践中的用文化武装人民群众，认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井冈山时期，他就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当时井冈山地区一切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使广大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广大劳动人民才是真正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文化，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社会，也认识了形势，有了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把他们动员、组织起来，为着实现某种对人民有利的目标，也就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事了。中国革命的事实，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实已经作了生动的证明，改革开放的事实也正在向人民展示和证明：用文化武装人民群众非常重要，任何时候，党必须重视和善于用文化去武装人民群众。现阶段，我们强调在公共决策中让公民有序参与，不仅强调公民应当合法、自主、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而且更强调政府应当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原则。但是，在现实中，有时候我们还有的政府官员缺乏对公民的信任。我们还缺少让公民有序参与的公正、透明、合理的制度。这同用文化去武装人民群众是有很大差距的。

　　值得十分重视的另一面，是我们的对立面也在运用文化作为武器来同我们战斗。日本侵略我国所作的一些准备和在战争中的策略就充分表明了文化形象素质的重要。日本1937年编印的《长江下流地方兵要地志拔萃》，对江南地区中国汉民族有17条概括性总结：一、个人主义。爱钱财和储蓄观念强，缺乏国家观念，不关心政治。二、同业者合作，同乡人团结紧密，商业道德观念强。三、爱面子。四、极富附合和雷同性。五、保守而尊大。六、实用主义强，恩义感薄弱。七、天命观念强。八、形式主义重，巧于词令。九、富于妥协性。十、上层阶级人士极尽怠堕享乐之能事，而一般老百姓极勤勉，性敦厚，身体强健，耐劳动。十一、长于宣传，易被宣传所鼓动。十二、猜疑心重。十三、情况恶化时极脆弱。十四、守成观念重。十五、尊重祖先坟墓。十六、对强者屈服顺从，对弱者虚张声势，也是他们天命观的反映。十七、回避责任。《广东省兵要地志概说》对广东人评述：“当地汉族人先天与一般中国人不同，比北方的中国人勇敢富有团结力、敏慧、狡黠顽固，性极残忍”，“历来两广地方恶汉凶徒四处为盗，在此处作战要特别注意后方的警备”，“排外、排日思想旺盛”。（转引自2011年11月1日《文摘周报》转《中国国防报》沈克民文章）对这些概括性的描述，与其说是日本在战前对中国有过十分周密细致的调研，以作供进行战争所用，勿宁说是日本对中国人文化形象的研究、了解和描绘，以作侵略和霸占中国战略成功企图的充分准备。日本人首先是利用文化作为武器的。对此我们不感到不寒而栗吗？由此，我们又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事实上已经表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武力上不能取胜我们，但是西方列强，西方资产阶级们不是将演变中国的希望放在中国第三第四代人的身上吗？他们用什么作武器来战胜我们，使我们的“第三第四代”人屈服，恐怕就是文化思想的武器，不是别的。而他们想要实现他们的目的，总归是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和帮手的。我们有的某些国人正在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助手和帮凶。现实中，那些肆意贬低中华传统文化，丑化愚弄工农、谀颂帝王将相、宣扬乱伦孽情等的文化产品，正在成为武器刺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受伤害。当前，我们缺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事实。由此我们想起林语堂。林语堂一生在美国享尽大名，他两本英文写的歌颂中国文化的畅销书《生活的艺术》与《吾国与吾民》，不但没有逢迎西方的品味，附合洋人的偏见，反而处处流露出一种顾盼自豪的民族自豪感。他不只谈中国的锦绣河山，也谈中国的生活饮食。他教美国人怎样饮酒，怎样喝茶，怎样欣赏盆景里的假山假石，怎样在机械的生活中自得其乐。我们想，如果我们的文化使者都能那样“出征”，西方资产阶级演变中国的梦想还会成为现实吗？我们能没有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吗？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撰写了大量的涉及关于文化建设发展方面的著作，作了大量关于教育改革、科技革新和革命、培育无产阶级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等有关文化建设发展，用文化武装人民群众，提高全国人民、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批示、指示和讲话，为树立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调动鼓舞民众积极性，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这是我国仍至世界人民永远不忘记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之一。甚至我们的对立面也不敢忘记毛泽东。

　　毛泽东将文化看成是革命建设发展的思想准备，当作是革命建设发展的有力武器，是一种极富远见的正确的战略思维，永远给我们向前迈进以启示和指明方向。

　　三、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摘自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要把革命、建设、发展推上高潮，推向成功，获得胜利，首先得使文化建设有一个高潮。这不仅是毛泽东的思想，也是历史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历来农民是没有文化的，只有地主有文化、有钱人才能进学堂读书学文化，掌握文化武器。这种状况在中国甚至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1927年初在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时发现，乡村正在大办名为农民学校的夜学，全省乡村有几万所学校。这是农民“争”来的结果。而当时在湖南办学校学文化提高文化水平与农民运动发展是互相促进的。井冈山斗争时期，在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提倡下，苏区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都操在工农劳苦群众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用一切方法，给群众政治上物质上的一切可能帮助，加速进行文化建设，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据资料，当时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此项只算到江西、粤赣两省，福建未计）32388组，组员155371人；有俱乐部1656个，工作人员49668人。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进入了列宁小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20969人（其中男12076，女8893人），进入列宁小学的12806人（其中男生8825，女生3981），占总数的61%；失学的8163人（其中男生3251，女生4912），占总数的39%。而之前，学龄儿童入学不到10%。由于妇女要求教育强烈，当时组织妇女入学学文化成效很高。仅兴国夜校学生15740人中，男子4998人，占31%，而女子10752人，占69%；兴国识字组组员22519人中，男子9000人，占40%，女子13519人，占60%。当时的识字组都是在群众家里，领导识字运动的有乡村识字运动委员会，既有乡的识字运动总会，又有村的识字运动分会。就这样，由识字运动总会、分会、识字组共同组成庞大有序的群众学文化运动，在苏区一切城市和乡村，大规模地开展扫除文盲的群众运动。由于苏区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报纸的发行也扩大了。当时中央苏区有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从发行三四千份增加到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销二万七千份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苏区中工农剧社与工农歌舞团，农村俱乐部也在广泛发展着。群众体育运动也蓬勃开展，甚至在偏僻乡村也有田径赛，许多地方都设有运动场，苏区还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和教育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专门教育和普通教育都得到很大的发展（资料来源《苏维埃中国》）。正是由于执行了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大规模展开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运动，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正是由于苏区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文化建设成就，以至在后来的苏区扩红、反围剿、发展经济、巩固革命根据地工作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3年，毛泽东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结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革命战争中，尤其是抗日战争的严峻时期，毛泽东尽管认为“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同上）。但是，毛泽东同时又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同上）。毛泽东的战略思维里，要将革命，不管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推上高潮，使革命获得胜利。首先，必须有一个文化运动和文化建设发展的高潮，舍此，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成功。因而在长期的残酷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领导全党始终不懈予以极大关注和致力搞好的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建设。而要搞好文化建设，就必须有思维和行动上的创新和创造。创新和创造，是文化运动的必要的和重要的内涵，要使文化运动产生新格局，出现新局面，需要有引导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文化建设上，毛泽东要求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提出：“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舞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毛泽东：《论新阶段》）。看看，上述教育政策都是破除陈规陋习的创造，正是这些创造，使抗日后方的文化运动焕发了生机，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使文化教育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为了能够真正掀起文化运动的高潮，毛泽东要求：“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同上）。强调“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毛泽东：《论政策》）。在形式和方法手段上，“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同上）。反复地告诫和强调“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任务》）。重视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的人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同上）。要求“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同上）。正是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指导和帮助全党，特别是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文化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认识到应当坚持的立场、应当保持的态度、自己工作的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提高。从实际上解决了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问题，即“主权在民”的文化建设发展的核心和根本问题。我们不必用更多实际例子去细说，只要简单回顾历史就会十分清楚，我们党不断壮大和强大，团结抗战的主张不断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动员起来参加到抗日战争的火热斗争中，甚至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也建立起来了，抗日力量在敌人后方日益活跃，革命力量集小胜到大胜，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还是以“主权在民”这个文化核心理念作为指导和方法手段，以中国是要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的重要理论，教育和帮助广大人民认识蒋家王朝的反人民本质，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为谋求自己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起来奋争。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起来了。这就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文化战略，文化建设和文化运动是成功的。正是由于有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高潮在中国掀起，正是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深入中国人心，让中国人民通过一个个文化运动，通过一个个文化建设发展的成功，看到了中国的前途，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就是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振奋起精神，鼓起了勇气，不屈不挠地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抗争之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首先是“主权在民”，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文化理念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是完全彻底的胜利，其区别于任何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核心正在于“主权在民”的文化观。它要比“民为重”、“民为本”更为直接、具体、深遂和进步。无疑，毛泽东是这一理念的伟大的创造者、成功者。

　　革命时期是这样，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主权在民之后，“主权在民”的文化观还不会、也不能寿终正寝。更重要的还是真正落实，让人民当好“家”，作好“主”是一个更科学、更长远的持续的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正是由于有如此的变化，在这样情况下，有可能把人民当家作主，即“主权在民”的文化观抛弃了、忘掉了，有可能让人民再作另外一种新形式的仆从。毛泽东这种警示是不可忽视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工作重点，也就是中国大陆工作的重点要实现转移，我们认为，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上，就是要将工作重点转到促进发展经济上来。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始终强调，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要结合着经济一道去做的，实际上经济与政治并没有截然分开；二是城市的管理和建设中心，实质还是经济工作；三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位的重要的是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四是强调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其实际就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五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太长时间就提出了走工业化道路。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学会管理和建设的效果体现在哪里，当然就是城市秩序首先是城市经济秩序的不断好转和规范，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大和进步，城市经济的发展，即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日益繁荣方面。城乡兼顾，当然就是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都得到健康发展。这就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让全体人民共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格调。新中国之后的多次大动作，大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业化等等，似乎是政治运动，但实质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只不过在行动上，由党和政府领导这些运动的开展，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让人们总感觉是政治运动而已。这种纯政治眼光和角度的观点应当改变。毛泽东的政治工作要的不是轰动效应，更不是欺世盗名，他要求政治工作的效果是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人民受益上的。在实际上，出现过一些失误、挫折，也有过某些人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应当说那是由于对新生事物探索所出现的极为正常的情况反映。

　　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方面服务于人民，另一方面又是要让人民自愿自觉起来。这实质正是一种从提高人民素质的大目标和根本目的出发，将改造改善工作寓于轻松愉快、自由自觉之中。并通过这些方式，掀起一个又一个文化建设高潮。这种文化状态和文化发展的思维确实是毛泽东的独创，在现实上十分得体和有效。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文化建设高潮不断推向前，毛泽东不断告诫人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高度肯定和赞扬：“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面临的是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旧的一套和用过并且有成效的那一套不一定适合运用了。但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形象还应当是“主权在民”，是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的具体实践，而不仅仅是提倡而已，这就是新中国的质上的区别，目的目标一样，在新的形势、新的情况下，面对新的问题，就必须有创新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合理的思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要人们去努力学习，努力实践，才能逐步提高。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多年，由于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剥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软弱可欺的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毛泽东指出：“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正是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掀起一个又一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认识和适应，使得我国无论在国民经济恢复，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中国文化形象在国际、在整个世界成功地树立了起来，得到世界人民的公认和肯定。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当今时代，“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中国文化理念，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还必须坚持和牢固树立。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共产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不这样，就不能促进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这样，就不可能在中国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这样，就不能建设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这样，就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毛泽东是伟大的，毛泽东着眼文化的战略是伟大的，伟大的战略造就了伟大的中国文化形象。今天，在改革开放，复兴中华的伟大实践中，我们需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核心不是别的，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主权在民”。要相信，我们这一文化形象是充满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