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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栏目：工商企业管理论文
发布时间：2013-12-12 15:43:32  更新时间：2013-12-12 15:49:31

　　企业道德风险一直是国内外备受关注的，历久弥新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地影响了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问题是阻碍其健康发展的绊脚石，是阻碍其正常运营的根源所在，是导致其效率低下的主要动因。研究如何防范和控制国有企业道德风险，以约束国有企业所有者、管理层甚至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这一背景，分析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形成动因，构建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将有助于从根本上降低和防范国有企业道德风险。

　　摘要：日益突出的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声誉效应，从管理者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按照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构建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旨在反映管理者和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从而约束管理者行为并激励其努力工作，为监管部门的工作提供依据。这对于降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促进国有企业蓬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声誉效应,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一、引言

　　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相关的研究主要从外部治理（JerryMander，2001）、经济法律规范（EllaJoseph，2003）、制度与政府关系（GarywISon，2000）、企业道德创新概念（DomingoGarciaMarza，2005）、内部组织和权力架构治理（DawnMarie，2005）、道德审计和伦理反思（DomingoGarciaMarza，2005）以及企业分类系统治理（KennethE.Goodpaster，2003）七个视角进行研究。但现有的管理方式缺乏对道德风险的控制，其遏制力度不足。对于道德风险的评价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环节，因此构建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从声誉效应视角出发，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探讨，设计出一套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并切实有效地降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这不仅能丰富国有企业管理和治理理论，而且有利于指导实际工作。

　　二、相关文献综述

　　从构建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这一研究目的出发，本部分先对声誉效应和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总结。

　　（一）声誉效应相关理论

　　声誉即声望名誉，是一种保证形式，一种隐性激励机制。具有代表性的声誉理论有声誉信息理论和声誉资本理论。声誉信息理论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研究了声誉的价值和传播机制，强调了声誉的信息效应。声誉信息效应认为：声誉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作为一个向外界传递公司绩效和财务状况的信号，能够反映出企业的内部特征，影响参与主体的决策与行为。声誉资本理论中，Kreps认为声誉是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企业是声誉的承担者。良好的声誉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提升市场价值、构筑竞争壁垒，有利于企业永续发展。

　　（二）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文献综述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上，而对道德风险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较少。

　　对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控制，李翀（2001）从制度因素层面提出用制度创新的方式来抑制国有企业道德风险[1]；彭晓洁（2006）提出要逐渐建立一个市场化、规范化、职业化的经理人市场[2]；陈继初（2010）指出将激励与监督两种防范机制一并融入到报酬合同的制定中[3]；张维（2010）对VaR模型进行修正建立了一个道德风险度量模型（BVaR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国有公司道德风险度量方法——行为偏差分析法，依据企业主体的行为偏离正常值的程度来计算道德风险值[4]；宋卫武（2011）提出的道德风险防范措施中，加强权力制衡的关键点是对决策环节的制衡[5]。

　　对于道德风险评价体系的建立，孙玉国（2009）针对上市公司，运用财务管理指标设计出一套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应付职工薪酬与净利润比例在内的7个指标[6]；李玉志，赵炳盛（2010）利用回归技术的方法，指出影响过度投资与在职消费的资本结构指标[7]；孟凡良（2012）从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三个视角建立综合测评管理行为分析模型，设计出一套中央企业经营者道德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盈利能力、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全局观、政治远见、企业共同成长、社会形象和企业内形象8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8]。

　　（三）研究述评

　　一方面，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控制和防范缺乏力度。仅仅从激励和监督视角提出一些措施，控制内容过于宽泛、防范手段落后、控制措施不具有可操作性，并且道德风险难以识别，难以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从道德风险评价体系指标的建立来看，目前的研究是从财务指标、资本结构来构建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从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三个视角设计企业经营者道德风险预警体系，很少考虑一些个人因素、非财务指标、行业差异性，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标准化的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体系。

　　我国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问题日益突出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选拔前缺乏对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进行有效评价，进而对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管理和防范。可见对道德风险进行评价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环节，因此研究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声誉效应视角下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新思路

　　通过对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形成动因的分析，提出了本文从声誉效应这一视角研究的原因及意义。

　　（一）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形成动因

　　我国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片面追求政绩的机会主义风险、追求物质享受的腐化型风险以及满足自身私欲的犯罪风险。其成因主要包括：1.制度“硬核”引发信息不对称。在逐步深化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进程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委托代理关系应运而生，成为道德风险出现的制度性根源。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是中央政府委托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委托企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又存在企业经理人与其员工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样长距离、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势必会削弱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控力度，减慢信息的传递速度，降低信息的真实性，继而导致代理人有机可乘，出现道德风险问题。

　　2.利益驱动。对于国企而言，国家、企业的利益驱动与管理者的利益驱动不一致。前者的动机在于实现国有资产增值、国企价值最大化以及完成政策任务额。而作为管理者这样的“经济人”，其行为动机是多元的，包括获得个人报酬、提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增大权力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其主要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的诱惑力和驱动力，增加了道德风险出现的频率。

　　（二）声誉效应对道德风险控制机理

　　前文对于道德风险形成动因的分析表明，控制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重点在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加大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趋同性以简化代理人的动机。企业管理者的声誉不仅能够约束其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且能够激励其努力工作，趋同企业与管理者的利益。因此声誉效应在加强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建立，降低和防范道德风险行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声誉可以披露管理者市场中的关键信息，约束管理者的行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良好的声誉是企业管理者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斯蒂格利茨（2010）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学“经济人”及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假设前提下，如果博弈重复发生，在长期的、动态的重复博弈下，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良好的声誉，实现自身的长期利益最大化。管理者声誉是一种信号，能够向企业内外部传递其个人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是其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为企业甄别管理者提供了信息工具，为企业的各项决策提供了参考，为企业的监管提供了依据。

　　另一方面，声誉是一种“隐性激励”，能够激励企业管理者努力工作，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相结合。在重复博弈下，声誉为契约的实施提供了隐性激励，行为主体往往会为了长远的利益，而放弃由欺骗带来的短期利益，进一步实现合作均衡。KMRW声誉模型证明，当一个博弈参与人的支付函数（特征）不为他人所知时，该参与人为获得长远利益，可能会积极主动地建立好的“声誉”[9]；在有限次博弈中，如果博弈局中人的非理性人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博弈策略是“针锋相对”，即一旦违约，将不会与其合作，解除合作关系。声誉效应对道德风险控制机理如图1所示。

　　因此本文着眼于声誉效应这一视角，设计一套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预期采用德尔菲法与D-S证据融合法对每一个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测算出不同阶段每一位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水平和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一方面将其作为实行奖惩制度的依据，以约束其行为；作为管理者日后晋升考核的依据，以激励其努力。另一方面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能够反映其监管力度，为监管部门的工作提供依据。本文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在理论上完善道德风险防范的相关研究，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预期将这一套评价体系应用到具体实际中，从而降低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促进国有企业蓬勃发展。

　　四、声誉效应视角下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从微观上讲，管理者层面指标体系旨在评价国有企业最高层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水平，并建立档案作为其选拔和奖惩的依据，以约束其行为，激励其努力工作，继而降低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从宏观上讲，管理者层面指标体系与企业层面指标体系的组合，旨在反映出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揭示其监管力度和激励程度，为监管部门的工作提供依据。因此进行了以下的框架设想和指标的选取。

　　（一）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前文分析的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形成的动因表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发生于管理者个人和企业两个层面。现有研究提出的道德风险防范机制表明，对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规避与防范应采取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激励与监管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因此，本文依据学者张维、孙玉国、李玉志，赵炳盛及孟凡良提出的观点，借鉴上市公司道德风险指标、职业经理人声誉评价指标的确定，针对国有企业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结合道德风险的防范机制，依据总体性、重要性、动态性和实践性原则，基于声誉效应视角，从管理者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方面，按照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个层次设计了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二）评价指标的选取

　　1.管理者层面指标的选取。针对国有企业管理者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因素，在声誉视角下评价道德风险，将其分为经营管理能力和个人素质两个方面。其中经营管理能力包括业务绩效、经济与成本和满意度。

　　（1）业务绩效以市场指标为考核标准，包括净资产报酬率在内的7个指标，遵循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结合、短期效益指标与长期效益指标结合的原则。

　　（2）经济与成本指标能够从成本的角度反映出管理者管理能力和道德风险水平的高低。首先，管理费用占全部成本比例和管理费用增长率与净利润增长率比例这两个指标的高低能够反映管理者支付的管理成本有无价值，评价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水平。其次，管理者的决策环节是道德风险易发生的环节，一些掌握重权的管理者往往为获得个人利益而有意做出错误决策，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酌量性成本占全部营运成本比例及构成情况能反映出其决策的正确与否，意义所在，能消除其追求物质享受的腐化型风险。经营管理能力层次模型如图2。

　　大多数学者认为个人素质包括个人特征、领导能力和伦理道德。本体系加入了任职背景这一指标。个人素质选取一些定量指标来评价道德风险，不同的水平分别反映了道德风险的不同程度。包括任期长短在内的12个三级指标。个人素质层次模型如图3所示。因此，管理者个人层面的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2.企业层面指标的选取。对于企业而言，制度的制定及实施情况和自身的实力水平都能够用来评价道德风险。因此从制度层和实力层两个方面来设计企业层面的指标，制度层包括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能够有效反映企业在道德风险控制措施制定上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反映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水平。实力层包括企业竞争力和政治责任。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自身竞争力和政治责任能从其双重身份角度反映道德风险水平。企业层面的基本框架见图4。

　　其中激励机制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指标，监督机制包括资本结构指标、监管力度和惩处力度指标，三级指标的选取：

　　（1）物质激励指标既有绝对指标又有相对指标，能有效反映其工资水平。

　　（2）资本结构指标用来揭示管理者的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道德风险行为。其中留存收益比率与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都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长期借款率与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都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控股模式是用来衡量在职消费的；国有股东对过度投资具有遏制作用。企业层面设计了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25个三级指标（见表3）。

　　表1、表2和表3的组合为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以及由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49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指标层。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形成动因进行分析，认为降低和控制道德风险的关键是对道德风险进行测评和度量，基础和前提条件是对道德风险进行评价。本文将声誉效应引入道德风险，借鉴以往学者提出的指标，针对国有企业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结合道德风险的防范机制，依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基于声誉效应视角，从管理者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方面，按照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个层次设计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道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在国有企业选拔企业管理者时，能够向外界传递候选人的道德风险水平，影响管理者以后的职业生涯，对管理者具有激励和约束的作用，有效控制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风险。相比于高道德风险管理者，低道德风险管理者拥有声誉信号成本优势，更容易获得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职位。与此同时，这一体系还能够评价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有利于监管部门进行各项工作。对于国有企业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鉴于国有企业不同行业各指标权重值不同，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影响因素复杂，本文并未进行实证研究。而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将会使其更有说服力，这将是该问题继续研究和深入的方向。针对这点不足提出以下两点研究展望：首先，分行业采用德尔菲法和D-S证据融合法确定权重。包括表2所示的管理者评价指标体系的各个层级指标的权重，表2和表3两个表相结合的各个指标的权重。其次，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确定权重之后，针对不同行业建立管理者个人层面的道德风险评价模型和企业层面的道德风险评价模型，并将其真正地应用到实际中。

　　参考文献：

　　[1]李翀.论道德风险与国有企业制度创新[J].河北学刊，2001，21（1）：57-60.

　　[2]彭晓洁.我国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特殊问题和防范思路[J].价格月刊，2006，（7）：37-38.

　　[3]陈继初.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道德风险防范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16）：172-174.

　　[4]张维.国有公司金融运作道德风险度量模型探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3）：53-55.

　　[5]宋卫武.浅谈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防范[J].航天工业管理，2011，（2）：24-27.

　　[6]孙玉国.浅议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道德风险防范[J].经济研究导刊，2009，（21）：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