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论文范文参考

　　社会学上的身份一词倾向于使用Status之意。例如，韦伯（Max.Weber）在界定身份的内涵时侧重于考虑“生活方式”和“社会声誉”，认为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或否定的特权，这种身份建立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一定的教育过程以及因出身或职业而获得的声望之上”。也有研究者认为，身份是由一组社会事实和社会事件构成的，比如父母是谁、教育程度如何、出生时间与地点、从事何种职业、婚否等。从社会学视域来看，最初的身份概念是传统的、有阶级性的，具有等级、地位、特权等含义。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上述身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对等的现代契约关系所替代，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规则以及权利、责任的合法化理由等。

　　哲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中的身份一词则倾向于使用“Identity”之意。有研究者认为，身份是个体标示自身的“标志”，或者说是某种自我认同的同一性和这种同一性得以标示的独特标记。也有研究者把身份理解为个体与其所生存的文化环境之间的联系。总之，身份就是人们对自己是谁，以及什么对自身有意义的理解与认同。所谓身份认同，就是人们对自身归属的主动寻求，是在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考量下，在与外界的互动作用下，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的持续、主动建构的过程。

　　综上所述，笔者归纳出大学教师“身份”的两种内涵：一是指社会身份系统中大学教师的身份，亦指教师这一职业的“生活方式”及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声誉”和位置；二是指大学教师在大学组织及其文化中的身份，是个体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和价值意义的理解和认同。大学中有一套复杂的社会身份系统，教师在大学中也有着多重的复杂身份。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学教师在身份上出现异化和迷失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其自身的职业生活和个体发展。

　　二、当代大学教师身份迷失、异化的表征

　　（一）大学教师沦为“政治人”

　　陈寅恪曾说：“站在国家的立场，就像战争的意义太大，不能完全交由军人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乃至大学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由大学教授们决定。”在我国，意识形态化的大学教育及其教师存在广泛的唯官是尊、唯官是荣的思想，大学行政化色彩和官方情结浓重。当前，“学而优则仕”的现象在我国大学中十分普遍，有一定成就的教师大多希望获得相应的行政职务来体现其价值。很多大学教师在有机会从政做官之后，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放弃了学术研究，偏离了大学教师研究学术的天然使命，甚至有一些学者追求的目标就是“封官”和“定级”。同时，大学教师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经常混为一体，他们往往把政治立场的一致性无意识地用在学术研究之上，成为官方（或者政府）无条件的接受者或阐释者。在政治上，大学教师与官方或政府保持一致无可厚非，但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原则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自由交流。在高度行政化的环境下，大学教师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自然很难对体制、世俗观念等进行客观评价。

　　（二）大学教师沦为“经济人”

　　在当前市场文化的浸润和工具理性的渗透下，高等教育对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异常关注和重视，社会和市场需求成为衡量大学“办学质量”和“教育服务”的标准。于是，大学开始像商业组织一样运转，知识的传递和创生不再重要，能否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货物和商品”则是大学考虑的首要问题。“大学教师的学术成果不再由‘有效性’标准来衡量，而由‘是否能出售’等功利标准来衡量。”知识的象征性价值、文化价值以及道德提升力量逐渐被淡化，大学教师的职业信念也开始动摇。很多大学教师走出象牙塔的束缚而融入各种社会经济事务中，从而获得大学里不可能获得的高额经济报酬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认可。这种外部认可的不断强化导致大学教师对经济产出等事务比对学术研究和发展更感兴趣。然而，过多地参与社会事务和经济行为，无疑会遮蔽大学教师的学术视野，解构大学教师的职业理想、独立人格以及批判精神。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趋势和功利化取向。“市场取向”使得外部社会的认可和市场竞争成为主导大学生存的基本法则，大学学术发展的规律不复存在，学术风气越来越浮躁，必然造成大学教师的精神缺失。著名美国学者布鲁贝克（Brewbacker）曾说过：“所有现代社会，无论其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如何，都需要建立一个传递、分析、批判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换言之，凡是需要理性分析、学术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和大学教师。”

　　（三）大学教师沦为“专业人”

　　当前，我国的大学教师存在过分强调专业化而遮蔽社会公共责任，过于强调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忠实取向而丧失批判和反思精神，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和技能技巧而失落人文情怀的不良倾向。高等教育强调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式化、制度化以及规范化，使得大学教师成为彻底的顺从主义者，成为当下社会公共生活的“局外人”乃至“旁观者”，造成大学教师公共话语表达权利的失却。这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各级各类教材的遵从，对书本知识的崇拜，对课程安排的绝对服从，教育教学中教师缺乏批判的态度与和反思质疑的精神，日益成为社会支配阶层的附庸，沦为一些研究者所谓的维护错误观念的“文化保安”、灌输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甚至异化成一个“反教育者”。“知识分子带着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构成了大学教师的集体无意识，它导致大学教师在权威和所谓专家面前俯首称臣，不敢进行深刻地反思与理性地批判，进而导致了大学教师权威及其理论的实践乏力。”由于过度追求教学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及精确化，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学生，在教育中都已经被不同程度地“物化”。大学教师不再享有批判的权利和意识，其社会身份也日渐边缘化，不得不“两耳不闻窗外事”，成为社会的“无语者”和“旁观者”。在大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视域下，注重教学技能和技巧的提高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这种过度技能化和工艺化的功利观念下，我们只能看到“产品”而看不到“个人”，从而导致大学教师的人文情怀和精神引领职能慢慢失落。

　　毫无疑问，异化的大学教师无法成为社会理想的代言人和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要改变这种现状，唯一的出路就是坚守普世的大学精神（即自由、独立、批判精神），复归大学教师的合理身份。

　　三、坚守普世的大学精神

　　大学是理性、严谨的学术机构，同时也是社会的精神寓所。在当前多元、复杂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大学的自由、独立以及批判精神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鲜明路标和思想旗帜。

　　（一）自由精神

　　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是萌发思想的温床，是培养“成人”的地方。自由精神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没有自由的大学根本谈不上精神。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讲中就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他治理北京大学的核心理念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美国大学很早就确立了“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的“三A原则”，目的就是尽可能地防止政治或其他因素干预大学，从而实现大学的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笔者认为，如果大学场域中自由基础不复存在的话，大学精神的塑造根本无从谈起。大学的职责与使命就是追求真理、探究学术、培养“成人”，而要完成这一职责和使命，必然需要自由的精神与环境。大学追求真理必然要求思想自由，探究学术必然需要学术自由。自由是人之天性，只有在自由和宽松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具有自由天性和完满个性的“成人”。长期以来，自由都是大学所追求的生存方式和组织原则。历史上众多知识分子捍卫独立人格的自由精神，正是我国大学教师自由精神的最高追求。

　　（二）独立精神

　　只有独立的大学，才能建设独立的大学文化，才能培养个体独立的人格。首先，大学的独立精神是由其独特使命决定的。大学具有探求科学、培养人之个性与德性的双重使命，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都必须尽可能地排除外界势力的侵入和干扰而独立进行。其次，大学的独立精神是由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决定的。在社会系统组织中，大学是独立的主体，独立是大学得以存在的根本保障。学术逻辑是大学的内在逻辑之一，学术逻辑生长的土壤就是大学必须独立。当然，大学独立并不是倡导大学走向自我封闭，而是要大学尽量去除政治或行政方面的依赖或干扰，保持独立的办法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等。大学教师只有秉持良心，忠于自己的思考，独立地作出判断，既不盲从，也不故意标新立异，才能实现大学教师“志业”的理想和目标。

　　（三）批判精神

　　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曾说：“民主社会必须鼓励批判精神，包括自我批判。对于民主而言，批判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在崇尚民主的大学中，批判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正如美国教育家赫钦斯（R.M.Hutchins）所说，如果在一所大学里没有异见或反对的声音，或者大学本身默默无闻，隐没于社会环境之中，那么这所大学是没有尽到其职责的。从西方大学发展史来看，批判精神贯穿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全部历程。大学以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为基石，进而不断反思现状并实现自我超越，成为审视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眼睛。大学的超越性正是通过培养具有理性和批判精神的人来实现的，可以说，批判精神是大学自由精神和独立精神的自然衍生物。大学教师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良知和代表者”，主要源于其理性的质疑精神和勇敢的批判精神。因此，在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异常逼仄的当下，大学的批判精神与大学教师的担当意识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希望所在。

　　四、复归“知识人”的合理身份

　　大学教师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基础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基于知识论的视角，研究者认为大学教师应该不断学习，提升专业素养，做一个终身学习者。从政治论出发，有人认为大学教师应该成为创新科技与文化的重要实现者和知识的生产者。从道德论视角看，有研究者认为大学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成为社会道德的楷模。结合大学的精神特质，笔者认为，大学教师必须以大学精神为引领，回归其“知识分子”即“知识人”的合理身份。

　　大学教师的之所以为“知识人”，不仅在于其广博的知识、高深的学术能力，更在于其内在的人文关怀、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作为“知识人”的前提是拥有“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知识人’具备一种对社会核心价值的普遍关照，他们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价值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知识人’似乎是从来就对事物现状与传统不满的人，他们依据真理对现实提出疑问并反对不合理的现实。‘知识人’认为自己是“理性、正义、真理”的看护人，是社会道德标准的保护者。”“知识人”身份要求大学教师，除了在教育上兢兢业业之外，还要对对社会、国家、人类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切地关怀公共事物和利益并超越个人私利之上，能够依循人类的基本价值原则进行独立思考，敢于批判和反思丑恶现象，推动人类基本价值得以实现。作为“知识人”的大学教师，担当着社会的道德规范、生活方式、价值模式的建构与阐释的崇高使命，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批判反思精神，以传播普世价值观念为社会的前进提供思想的“火种”。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人”既不是一种职业，也不从属于某个阶级，而是一种超越阶级意识、阐释终极价值、关怀社会大众的“精神生命”。

　　“知识人”的精神寓所实际上就是大学，大学与“知识人”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精神共契性”和“统一性”。大学与“知识人”之间，存在巨大的相互吸附力，“知识人”依托大学与社会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并充分展现自身的精神特质。大学浓厚的学术气息、宽松的精神氛围、独特的制度环境为“知识人”身份的大学教师提供了庇护和家园。对于大学来说，“知识人”是大学的缔造者以及大学生命力的体现者，同时也是大学精神的最高代表者。而对于“知识人”身份的大学教师而言，大学是其最适宜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是其庇护所和生存家园。“知识人”与大学相互依存的关系，决定了大学教师的信仰与大学精神的内在契合性和一致性。大学教师的“知识人”身份赋予了大学组织机构人格化的魅力，使大学展现出独特的精神气质。离开了“知识人”及其意蕴，大学精神则无以存在和言表。

　　自由、独立、批判精神大学的精神特质，也是作为“知识人”的大学教师的精神依归。大学教师只有摆脱“政治人”“经济人”“专业人”的牢笼，而复归“知识人”的合理身份，才能契合自身发展、学校发展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