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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2-27 10:50:47  更新时间：2013-12-27 10:18:47

　　《诗》、《尚书》、《春秋》、《国语》以及《管子》、《竹书纪年》、《家语》等文献中有大量纪年纪日，冬至、朔望、日食等天象记载，这些记载连同《殷历》、《周历》等古历法和历代历法专著，在后世各朝制定、改革历法时都被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重视并不意味着对这些文献记载持同一态度，他们在肯定文献记载的同时，也会对其提出质疑，进而做出不同的解读，甚至是否定文献记载的正确性。本文欲以汉至唐代官修历书为立足点，考察历法改革中对传统文献记载的态度，并试图探讨持有这些态度的原因。

　　摘要：以汉至唐代官修历书为立足点，考察了历法改革中对传统文献记载的态度，历代在历法改革中对传统文献记载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献记载持同一态度，他们在肯定文献记载的同时，也会对其提出质疑，进而做出不同的解读，甚至是否定文献记载的正确性。本文试图对这些态度进行分析，并力图探讨这些态度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汉代,唐代,历法改革,传统文献,文献记载

　　1、对传统文献记载的重视、肯定与否定

　　古代在制历、议历、改历时，均对传统文献给予高度重视，以为自己的历法或历法观点构建优势。《后汉书》中记载：

　　刘歆研机极深，验之《春秋》，参以《易》道，以《河图帝览嬉》、《雒书乾曜度》推广《九道》，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岁一超次，与天相应，少有阙谬。[1]

　　古代造历者在鼓吹自己的历法时，极力将符合传统文献记载作为历法的优势之一：

　　如后秦姜岌今治新历……上可以考合于《春秋》，下可以取验于今世。[2]

　　如隋朝刘焯以开皇三年，奉敕修造……会通今古，符允经传，稽于庶类，信而有徵。[3]

　　力图改历的帝王和历法家，也竭力引经据典，从传统中找寻佐证，为颁行新历扫除障碍。东汉章帝在位期间，经过一段历争，欲改行《四分历》时，其诏书中就称：

　　《春秋保乾图》曰：“三百年斗历改宪。”……今改行《四分》，以遵尧顺孔，奉天之文，同心敬授，倘获咸熙。[4]

　　汉灵帝熹平年间，出现过一场“是否符合传统文献记载”的历争公案。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上言，认为历法当用甲寅元而不应用庚申元，因为图谶中没有以庚申为元者，庚申元是太史治历郎中郭香、刘固随意编造的虚妄之说。（[1]，235页）之后议郎蔡邕提出以甲寅、庚申为元均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来源，只是古代的历法各有不同而已。

　　令案情更加戏剧化的是，蔡邕还指出冯光、陈晃以甲寅为元的历法虽然以《考灵曜》为基础，但其中参杂了与《考灵曜》、《甘石星经》旧文均不相符的内容，希望弄清其历法的根据，并以此来改造仪器，进行实测，说服持不同观点的历法家，但二人坚持说自己的历法来自传统文献。（[1]，237页）之后该案以判处冯光、陈晃罚充鬼薪之刑，但灵帝颁书不必追究为终。这一公案可以充分体现古代历法对传统文献的重视。

　　另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在制历、历议时，在人员上多要求儒家经学人士参与其中：“尚书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经史，……请此数人在秘省参侯。”[5]这也显示了历法改革对传统文献的重视。

　　以上几例古代历法改革对传统文献记载的重视，均以对文献记载的肯定为前提，这种肯定倾向在记载与历法推算发生矛盾时，表现尤为明显，《春秋》中日食记载有日期的共有34条，《殷历》、《鲁历》提前一天的有13条，晚一天的有3条；《周历》提前一天的有22条，提前两天的有9条。针对这种情况，《新唐书》评论道“其伪可知矣。”[6]这里的伪，并非指《春秋》的记载有误，而是指这些历法有问题。

　　但历法家在重视传统文献的过程中，并非总是持同一的肯定态度，对不同的文献可能持不同的态度，即使是同一文献，不同人的解读也会完全不同，甚至有肯定与否定之别。

　　时有古历六家，学者疑其纰漏，刘向父子，咸家讨论，班固因之，采以为志。[7]

　　对于古代的传统文献，并非所有人都全盘接受。

　　《春秋》中日食不书朔者有八条：《公羊》曰：“二日也。”《谷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6]，597页）

　　钱乐之因此认为“旧日蚀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4]，205页）但“日蚀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蚀，可谓得天，刘贾诸儒说，皆以为月二日或三日，公违圣人明文”（[2]，563页）而刘孝孙“今以甲子元历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经夫子，于理尤详，《公羊》、《谷梁》皆臆说也”。（[3]，425页）从中可看出不同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对于房，有2种解读，一种认为是房星，即房宿的标准星，πSco[8]。另一种认为是十二辰次之一。（[6]，601页）

　　此外，《国语》单子曰：“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戎寒。”天根朝觌，《时训》也有记载：“爰始收潦”，《月令》也记载有：“水涸”。对于不同文献对同一事物的记载，郑康成的态度是“据当时所见，谓天根朝见，在季秋之末，以《月令》为缪。”（[6]，602页），而韦昭认为“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见乃竭。皆非是。”（[6]，602页）对传统文献显示出了不同甚至是否定的态度。

　　由此可见，古人在对待传统文献时，并非持单一的肯定态度，他们给予传统文献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甚至是否定文献的真实性或正确性。下文中我们将试图探讨古人持有这种态度的原因。

　　2、探讨重视、肯定或否定文献传统的因素

　　2.1传统文献自身的价值

　　传统文献记载着自先秦以来的许多天象记录，历法家认为这些记录为制定、改革、检验历法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后秦姜岌造《三纪甲子元历》，在其历略中论述道：

　　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继月，月以继时，时以继年，年以首事，明天时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羲以降，暨于汉魏，各自制历，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会薄蚀可以验之。然书契所记，惟《春秋》著日蚀之变，自隐公讫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有六……（[2]，566页）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仲尼作《春秋》评价很高，特别指出其中的日食记录对检验历法的重要性。对于传统文献的价值，杜预在《春秋长历》中说到：“日蚀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蚀，可谓得天。”可见至少在杜预心中，《经》《传》在记录实际日食天象上，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对此，杜预有自己的观点：

　　余感《春秋》之事，尝著《历论》，极言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频月而蚀者，有旷年不蚀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数，故历无不有先后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觉，积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推此论之，春秋二百余年，其治历变通多矣。虽数术绝灭，远寻《经》《传》微旨，大量可知，时之违缪，则《经》《传》有验。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日蚀、以考晦明，以推时验；而皆不然，各据其学，以推春秋，此无异于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2]，563-564页）

　　这段文字至少包含两点信息：一是《春秋》、《经》、《传》等传统文献是真实天象的忠实记录者，历法的制订改革必须以此为依据；二是历法制订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准确预知天象——“顺天”，因此对于传统文献，必须把它当成有力的工具，而不是死守文献记载，杜预在此还用“度己之迹”“削他人之足”这一对比喻将“顺天”与“推《春秋》”的关系作进一步形象阐述。杜预的这一观点，既将文献传统置于高位，又揭示了历法家对传统文献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读甚至背离传统的部分原因。

　　对于传统文献的价值，比起杜预，东汉蔡邕更注重与实际的结合。他在论及古代各历的上元均有所不同时，提及“他元虽不明于图谶，各自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当时。”（[1]，235页）强调了不符合文献传统而与实际相符的意义，他甚至提出“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术。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1]，236页）完全把符合实际放在第一位。

　　2.2传统文献自身的多样性

　　传统文献，由于时代、地理、类型、作者等因素，每部文献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涉及到历法，则有各自纪年系统的差异，《大衍历议》中认为：

　　《传》所据者《周历》也，《纬》所据者《殷历》也。气合于《传》，朔合于《纬》，斯得之矣。（[6]，592页）

　　《隋书》中记载：若依《命历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处至多；若依《左传》，合者至少，是以知《传》为错。（[3]，430页）传统之间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各代制定历法定上元时，都力图在传统中寻找根据，如上文提及的东汉“历元是否符合文献传统”公案，但传统中的上元即已各不相同：

　　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1]，235页）

　　天难谌斯，是以五、三迄于来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而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9]

　　对于建正，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均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到颛顼、夏禹亦以建寅为正。而秦正建亥，汉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历，仍以周正建子为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10]“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10]，1258页）

　　传统本身具有多样选择性，后世历法家在选择文献传统时，自然可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文献记载进行论证。《大衍历议》之“中气议”有如下论述：

　　《戊寅历》月气专合于《纬》，《麟德历》专合于《传》，偏取之，故两失之。（[6]，592页）

　　这种传统的相异甚至延伸到了历法家对传统自身的解读中，如对《春秋》的考证：

　　班固以为《春秋》因《鲁历》，《鲁历》不正，故置闰失其序。……《命历序》曰：孔子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历，使其数可传于后。如是，《春秋》宜用《殷历》正之。（[2]，566页）

　　这种因文献传统自身的多样性造成的矛盾加剧了历法家对文献传统的不同解读甚至是背离，可以以己之“矛”，攻彼之“盾”，为自己的历法进行辩护，增加其可靠性的砝码。

　　2.3历法家引用文献传统的最终目的是为自己的历法或历法观点辩护

　　历法家在改革、评论历法时，引经据典，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历法或历法观点优于他者，以文献的力量为自己增势。历法家们对待传统文献有三类方式：一是直接引用单个或同类文献，为自己的观点作论据；二是引用甲乙两种文献，以甲文献批驳乙文献；三是无论同类或异类文献，均运用不同的观点进行解释，以与自己的历法或历论相符合。对于第一、二类方式，前文论述中多有涉及，此处主要对第三种方式进行讨论。

　　刘宋时祖冲之和戴法兴争论历法，祖冲之有一条论述：

　　日度岁差，前法所略，臣据经史辩证此数，而法兴设难，征引《诗》《书》，三事皆缪。[11]

　　这段当事人的话，鲜明地显示出争辩双方均从传统文献中找寻依据，为各自论点摇旗呐喊。其中一条争议点是《尚书》中的“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法兴议曰：“《书》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则中宿常在卫阳，羲、和所以正时，取其万代不易也。冲之以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遂虚加度分，空撤天路。”

　　冲之曰：《书》以四星昏中审分至者，据人君南面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详易准，流见之势，中天为极。先儒注述，其义佥同。而法兴以为《书》说四星，皆在卫阳之位，自在巳地，进失向方，退非始见，迂回经文，以就所执，违训诡情，此则甚矣。（[11]，239-240页）

　　戴法兴和祖冲之对四星昏中的方位问题持不同意见，相互争论，各自对其作出自己的解释，并批判对方的观点。

　　同样以“昴仲”为基础，唐傅仁均的《麟德历》遭到中算历博士王孝通的发难：“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毕见，举中宿言耳。举中宿，则余星可知。仁均专守昴中，执文害意，不亦谬乎？又《月令》仲冬“昏东壁中”，明昴中非为常准。若尧时星昴昏中，差至东壁，然则尧前七千余载，冬至昏翼中，日应在东井。井极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极南，去人最远，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则《甲辰元历》为通术矣。[12]

　　纵观王孝通的全部论述，他最终的落脚点在强调《甲辰元历》的通用性，其方法是对傅仁均的文献传统证据之一“星昴昏中”进行批判，认为傅仁均只选取《尧典》“四仲中星”中的一例作为论据这一作法有问题；同时以《月令》作为依据，对“星昴昏中”这一记载的准确性提出质疑。然而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

　　《大衍历议》“日度议”中，着重阐述了“岁差”的概念，运用“岁差”概念，历议又对“王孝通的批判”进行了批判：

　　又王孝通云：“如岁差自昴至壁，则尧前七千余载，……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谓岁差者，日与黄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则春分黄道交于虚九，而南至之轨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设在东井，差亦如之。若日在东井，犹去极最近，表景最短，则是分、至常居其所。黄道不迁，日行不退，又安得谓之岁差乎？孝通及淳风以为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东壁中，昴在巽维之左，向明之位，非无星也。水星昏正可以为仲冬之侯，何必援昴于始觌之际，以惑民之视听哉！（[6]，601页）

　　这段论述虽然最终也以“水星昏正”作为论据对“星昴昏中”进行了批评，但其论述乃是运用“岁差”观念进行辩护，这里我们无需以现代的眼光评价王孝通和“大衍历议”的观点孰是孰非，仅把关注点放在对“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一文献的态度和做法上。从他们的论证中可以看出，历法家绞尽脑汁，颠来倒去拿“日短星昴”来说事，无非是给自己推崇的《甲辰元历》或《大衍历》增加优越性的砝码。

　　2.4传统在建设中逐渐成为传统

　　传统，并非生来就成为衡量后世历法优劣的标尺。传统在第一次出现时，与其同时存在或先于其存在的传统并不在少数，而为何唯独这一传统成为后世拥护的至高典籍，其他则成为旁门左道甚至逐渐失去传承。这一点与传统本身的建设密不可分，这一建设过程，是与后世历法家不断引用、解读、肯定与否定传统本身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旧唐书》中记载“暨秦氏焚书，遗文残缺，汉兴作者，师法多门，虽同徵钟律之文，共演蓍龟之说，而建元或异，积蔀相悬”[13]，历法兴建之初，制历的方法多种多样，历法也各不相同，随着各代历法的发展，某部历法或历法中的某些部分逐渐发展为后世所遵循的传统。

　　自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其事略见于《书》。而夏、商、周以三统改正朔，为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传。（[12]，533页）

　　后世历法家在各自朝代制定历法时，因循时世，在运用传统的同时，也逐渐改造传统，有时甚至将原有传统弃之不用，建立新的传统。

　　南北朝以前，各代历法为了推合朔望，设置闰月，有设置月大小相间的传统。到了何承天改历法时，为了使推算更精确，对这一传统做法进行了修改，其精良的历法因此遭到批驳：

　　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余，于推交合时刻虽审，皆用赢缩，则月有频三大、频二小，比旧法殊为异。（[4]，205页）

　　何承天的历法在当时未获颁行，但后世皆认为他的历法优良，并在隋朝得到应用。对于“频三大，频二小”的做法，虞邝认为：

　　所谓朔在会合，苟躔次既同，何患于频大也？日月相离，何患于频小也？（[6]，596页）

　　传统自身的建设过程，使得传统文献在不同时期、不同历法家之间遭遇不同的经历，促进传统本身从非传统向传统转化或进一步成为经典。《春秋》中日食有明确日期记载者共34条，日食是对朔日的最好考证。然而殷历、鲁历、周历都不能与朔日全合，各代历法家都试图以己之历法对朔日进行推合，以获得与传统相符的最精确历法。

　　祖冲之考察《春秋》中日食有朔日的记载，以《周历》和《鲁历》为范围，认为二者取其一（[11]，238页）。到了唐代，《大衍历议》“合朔议”认为这些朔日记载并非出自同一历法，对传统的态度与前人迥异：

　　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皆与《周历》合。其所记多周、齐、晋事，盖周王所颁，齐、晋用之。……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与人逐原伯绞，与《鲁历》、《周历》皆差一日，此丘明即其所闻书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楚人所赴也。……此则列国之历不可以一术齐矣。（[6]，594-595页）

　　此外，历代官修史书中提及历法时，对文献经典的引用有一个从少到多的趋势。汉人制历议历时少用文献传统作为佐证，《史记》中涉及文献传统仅1处《春秋》，《汉书》较之有10多处。自此以后，逐渐有增多的趋势，并在唐代达到一个高峰。虽然这涉及修书者以及历法发展状况等因素，如《旧唐书》“历”部分传统文献的引用很少。但在趋势上可看出自汉至唐对传统文献的关注越来越强，这种重视除数量上的变化外，更表现为从对文献的简单引用，演变为对文献的反复解读、考证。这一点充分显示了传统自身的建设过程。

　　2.5外界因素的作用

　　对传统文献的尊崇以及文献自身地位的逐步建立，除传统文献自身的价值以及历法家的目的性外，其他因素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一是自汉代以来儒家学说地位的确立。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书”，以加强皇权的统治地位。此后，儒家学说在汉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诗》、《书》、《礼》、《易》、《春秋》被确立为“五经”。以经为中心，逐渐发展出经学，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儒家经学博士可以利用经学权威干预国家政事，在国家政治制度如礼乐建制、刑法制度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14]朝廷政事甚至可以直接依据儒家经典裁决罪行，而且还能得到帝王和大臣们的赞同。[15]自汉代以后，儒家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成为人才培养、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的推动。汉代建立官学，发展兴盛，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都教授儒家经学，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16]教授经学的博士既是老师，又在朝廷为官，而这些儒学弟子则是官员的后备军。此外，汉代统治者使用“察举”和“征辟”并辅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这些方式都把儒家学说的内容包含其中，甚至是直接作为考试内容。汉代以后，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逐渐发展并完善，到隋唐科举制度趋于完善。知识分子若想进入统治阶级，必须通过国家设立的教育制度或人才选拔制度，而这些制度均指定了学术的范围甚至是教学、考试的范本。这些范围的确定和范本的规划必然将一些文献推至传统、经典的位置，成为知识分子乃至以后的国家官员夜习日用的工具。

　　本文在分析了古代历法改革中对传统文献记载持有不同的肯定、否定态度后，从传统文献自身的价值及其多样性，历法家重视传统文献的目的，传统文献自身的建设过程以及儒家学说、教育及人才选拔制度的推动等方面分析了古代历法家对传统文献持以上不同态度的原因。这些因素的复杂性一方面影响了了古代历法家对传统文献的不同态度，同时也提醒了现代学者在对待古代文献和古代学者的文献引用和研究时必须持谨慎的态度，从文献本身及其外部环境多视角对其进行关注和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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