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地位作用的转变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尤其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地位作用明显降低。这种认识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改革开放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确曾经在人们工作生活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但是这种认识潜在地把过去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当作理想状态，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现在，忽略了时代变化对现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影响，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决定于社会基础和历史时代条件，而且这种决定具有根本性、宏观性的意义。因此，无论是评价还是改进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变化进行深入思考、基本把握，如此，才能认清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以社会结构特点看，即是由国家全面统制、存在个人人身依附关系的时代，进入到自主意识彰显、个性得到宽容的时代。这个变迁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变迁，国为这是社会结构中经济关系与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与此决定性的改变相适应，社会意识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计划经济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国家统制型或政府主导型。在国家与个人的相互关系中，国家的地位至高无上，政治权力与职能覆盖了所有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个人受制于单位、身份、血缘，自主独立性十分有限，个人的利益诉求只能通过为集体服务来实现;而且由于商品匮乏，人民普遍贫穷，人们的身体与心理等基本需求都遭到束缚，存在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个时候的思想政治教育，为配合政治权力达成极强的集体控制，被赋予超出其应有职能范围的能量和地位，充当了政治全面控制社会意识的抓手;由于这个时代里社会上没有直接为个利益考虑的选择，现在很多人容易产生错觉，认为过去人们思想道德所呈现出的“纯真的”高水平，都是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较强的缘故。

　　改革开放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国家基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社会发展机会不断增加，个人从高度集体化约束下走出来，身份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人转变为自由人或社会人，成为独立自主的利益主体，自担风险，自负赢亏，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个人利益只有在利他(为他人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实现(获得利润回报)。同时，伴随经济水平从普遍贫穷到基本小康的发展变化，人们在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还获得了更广阔精神空间，精神需求更加活跃复杂。在此境况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个自由多元、繁荣复杂的局面，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骤减，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明显下降，思想政治教育仅成为政治、经济服务与人格塑造中的一个非强制性手段，与其他社会治理手段一起，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发挥根本保证作用。看到这一点，就不会沿袭旧观念，简单地把思想道德所呈现出的真实“经济人”状态，说成是思想道德的倒退滑坡，并把这滑坡归因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所致。

　　二、从非信息化到信息化的转变

　　从非信息化到信息化，以社会发展阶段看，即是由受教育者掌握较少信息资源、被动接受灌输的时代，进入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信息资源占有方面差别不大、身份平等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信息化则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状态。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信息阶段，作为生产关系的政治上层建筑自然会发生变化。在非信息化时代，由于信息的传递基本上靠人口相传与书信来往，受教育者接触信息的广度较窄、渠道很少，一般而言，在进行教育之前，教育者较被教育者掌握的信息量要大，主客体信息不对称，教育者优势显著，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思想、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而且对于教育者教育的内容，受教育者由于较少受相反观念影响，逆反心理较轻，在这种相对单纯的信息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难度较小，成效也比较明显。

　　改革开放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人们视野变得开阔，信息总量呈几何级增长的同时，信息传播渠道急剧增多，各种信息顷刻间即可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海量的信息和强大的传播文化环境，时时刻刻对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包括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施加巨大影响。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网络已日渐成为每个人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不可或缺帮手。不管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只要愿意和具备相应能力，就可以获得足够多的资料信息。这种情况下，尽管互联网的即时性、开放性、参与性、隐匿性、自由性等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多机遇和有利条件，但也导致教育者在信息接触面及接触量上丧失了相对于受教育者的优势，很多情况下教育者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方式却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面对自主能力提高的受教育者，单独的课堂讲授教育作用下降，教育者不得不在思想深度、教育风格以及其他教育载体上下功夫。

　　三、从传统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

　　从传统社会到法治社会，以社会治理理念看，即是由乡土色彩严重、权力倾覆一切的时代，进入到民主意识凸显、法眼审视天下的时代。具体而言，这个变迁包含着两个重要转型：一个是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的社会，社会关系主要由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亲属和老乡成为一个人一生交往的主要对象，礼尚往来是连接这些关系的基本方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较为紧密，犯错者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很大。而现代法治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人们只是机械地、原子式地聚合在一起，不管在形式上怎样结合，但总会保留较大的私人空间，相互之间情感约束较小。现代社会之所以呈现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道德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教育对象——人的道德素质的变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便再怎么有效，也不可能抵消掉外在道德环境的影响，使教育者达到过去熟人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只能针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化，调整思路，在重新定位教育目标与方式上，提升教育效果。

　　再一个就是从权力社会到权利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在整个社会具有倾覆一切的中心地位，民众“官本位”思想严重，整个社会的权力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中，权力的运行不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缺乏民众参与权力运行的渠道与自由空间。相应地，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关系极不平衡，倾向于填鸭式的单向灌输教育，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不容受教育者发出异样的声音。现代法治社会则是一个权利社会，人们对政治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权力崇拜的观念不断被削弱，特别是经过近年来强化的普法教育和法学研究，人们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政治的压抑状态，个人民主和权利意识大大增加。这种情况下，思想日趋活跃的人们必然会运用现代法治的理念和制度去观察现实生活，甚至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合法性的审视;但是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传统的合法性论证，及对教育地位、作用的制度界定，仍非常薄弱，这就容易使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自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今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定只有在法治的衔接中才能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