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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1-19 09:49:57 更新时间：2014-01-19 09:21:57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综合研究了家族权力、家族文化和家族经验等不同维度的家族涉入因素对中国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实证了不同维度的家族涉入因素对中国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不同，弥补了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外包决策关系的系统性经验研究成果几近空白的缺陷，进一步揭示了家族性特征对中国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路径，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家族企业治理决策及效率边界的差异化特征。

　　摘要：文章利用重庆和浙江两地制造业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家族涉入与企业外包倾向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现阶段中国家族企业外包倾向强于非家族企业；第二，家族管理权、领导企业的家族代数与家族企业外包倾向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与家族企业外包倾向之间有显著的负向关系。研究结论对我国家族企业成长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家族涉入,外包,家族企业

　　一、引言

　　家族企业治理决策是决定企业绩效与持续成长的关键也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实中，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系统性治理差异性的一个具体领域是企业外包决策。所谓外包主要指，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签订合约以生产本企业所需要的某些商品或服务。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外包决策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何存在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问题已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交易成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等都成为解释家族企业外包决策差异性的重要理论基础。前期文献认为，家族企业是家族涉入企业所形成的复杂系统，因此家族企业外包决策可能受到家族涉入因素的影响，但这些相关研究成果强调家族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也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家族权力、家族经验等家族涉入因素对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可能影响，如Memili、Chrisman和Chua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指出，家族企业较非家族企业较少选择外包，家族控制权集中度、传承过程等家族涉入因素影响家族企业外包决策。但总体上看，目前学术界综合考虑家族权力、家族文化和家族经验等不同维度的家族涉人因素对家族企业外包决策影响的经验研究成果很少，而有关中国不同地区家族企业的较大样本的经验研究成果更是空白。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比较

　　关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差异性问题，国外学术界的主导性观点认为，家族企业较少选择外包决策。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解释，人力资产作为资产专用性的关键因素影响家族企业治理决策，家族成员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产不容易转移或潜代，导致家族企业选择层级治理和内部化生产活动的交易成本比非家族企业更低；联系家族成员个体福利和家族福利的利他主义行为能够培育信任、交流和互惠，家族企业成员互惠性的利他主义行为有助于减轻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员工表现出较高的组织认同、忠诚与承诺，降低了家族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此外，高水平的家族所有权往往与风险厌恶联系在一起，家族企业所有者存在着风险厌恶的趋向，因此家族企业在战略选择上往往是保守的，由于外包合约安排中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不容易控制，风险厌恶增大了家族企业选择层级治理机制的偏好。

　　一些研究揭示，家族企业趋向于采取关系取向对待利益相关者，发展与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的强关系（如外包关系），而华人社会关系导向或关系集体主义文化特征会进一步增强华人家族企业发展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强关系，并把这种“强关系”看作是相互依赖的；同时，家族所有权所强加的资本约束及封闭性限制了家族企业对外部股权融资及负债融资的使用，为缓解随着家族企业成长出现的财务资源瓶颈约束的矛盾，家族企业可能会将企业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由此提出假设：

　　H1：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趋向于选择外包决策。

　　（二）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

　　1家族权力（家族所有权、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家族企业外包决策受家族所有权的制约。第一，较低的家族所有权增大了家族企业决策制定中的参与性和差异化，当所有权集中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家族成员时，所有者家族实际上拥有完全的权威。例如，当家族企业完全或主要由创始人所有时，此时创始人（所有者）控制家族企业的信息流动，塑造家族企业的战略行为及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家族企业趋向于根据创始人已建立的价值观、任务和愿景运行而不寻找新的战略机会。因此，具有高所有权的家族企业可能更关注改进企业营运专业技能等内部问题。随着家族所有权的降低，家族企业与伙伴间的交往更频繁和开放，开放性则强调发现和利用企业外部的新机会如外包；第二，当所有权集中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家族成员时，由于潜在继承者更可能来自创始人的直系家族，从而维持家族控制的社会情感价值可能更大。随着所有权变得越来越分散和差异化，产生社会情感价值的非经济目标降低，家族企业目标差异化及企业内部机会主义行为增加，嵌于家族成员的人力资本的优势降低，从而家族企业层级治理的吸引力降低。

　　家族企业外包决策也可能随着家族管理权的变化而变化。第一，家族成员涉入企业管理，有助于培育心理所有权，更好地识别和理解组织目标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增强其责任意识和组织承诺，这为家族企业外包行为提供了更大和更灵活的支持，也有助于家族企业吸引外包合作伙伴；第二，家族成员涉入企业管理，限制了家族企业外部职业经理人的引入及对新管理能力的吸纳，为缓解随着家族企业成长出现的管理资源瓶颈约束的矛盾，家族企业可能会将企业非核心业务外包。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H2a：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H2b：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家族文化（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华人家族文化以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强调家族的权威性和关系导向。在个体层面上，华人社会关系依家人、熟人和生人关系之循序而降，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华人社会对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家人表现出极高的信任，对具有地缘、业缘等熟人表现出有限的信任，对生人则呈现出很低的信任或不信任，本文将前两种信任关系统称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它是华人社会传统家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华人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制度规范的设计、制定和实施涉及巨大的交易成本，该交易成本通常是处于创业和成长初期的企业难以承受的。这意味着，处于创业和成长初期的家族企业没有能力构建社会信任资源或构建社会信任资源的交易成本较高，从而家族企业可能趋向于与具有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关系的企业构建外包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的相埘封闭性及其与社会信任之问的逆向关系，限制了家族企业将生产活动外包给处于家族或泛家族网络之外的其他企业的机会，尽管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创业和成长初期的家族企业外包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为维护家族或泛家族关系企业可能存在一些苦不堪言的成本，这意味着，随着企业成长，家族或泛家族信任的交易成本可能呈递增的态势。因此，从长远来看，家族企业外包合约安排取决于企业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由此假设：

　　假设H3：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家族经验（领导企业的家族代数）对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家族会更多地考虑企业如何在代际间进行成功的传递。当家族企业主将权力的交接棒授予家族内部成员时，家族涉入就变成为跨代际的多代涉入。领导企业的家族代数影响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第一，组织理论认为，领导者在塑造和维持组织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家族企业创始人通过在家族成员和其他企业员工之间建立主导性的态度、规范和价值观，导致第一代家族企业通常显示出较强的家族价值观凝聚力及较高的集团内部信任水平，而后代家族企业可能是兄弟联盟或堂兄弟联盟，潜在的不一致、竞争利益和冲突更大；同时，由于家族企业内部资源往往与创始人的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多地依赖外部环境的信号与支持，家族继任者不太可能完全利用企业内部资源。因此强调亲属和社区重要性的家族价值观的凝聚力效应在后代家族企业会减弱，从而后代家族企业外包倾向增大。第二，按照资源基础理论的解释，第一代家族企业的知识和能力通常嵌入于创始人之中，组织资源可能是高度隐性的，家族企业与潜在合作伙伴很难就合作中所需利用的资源价值进行讨价还价，因此以资源利用为导向的战略合作如外包不太可能在第一代家族企业发生。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H4：领导企业的家族代数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方案

　　（一）调查样本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0年对浙江和重庆两地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2009年11～12月首先在重庆选择了15家民营企业进行实地深入访谈，为设计问卷提供现实依据；之后于2010年3～4月又在重庆选择了50家民营企业进行问卷的试发放和预调查，以此对问卷中的部分项目进行了调整；2010年5～7月，以浙江和重庆两地有关制造业民营企业的高管人员等为主要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回收问卷467份，有效问卷418份，有效率为69.7%。问卷的基本情况是：重庆企业191家，占45.7%，浙江企业227家，占54.3%；企业平均员工规模249人，最大值6800人，最小值3人；企业平均寿命9.3年，最大值56年，最小值1年；成品制造企业214家，占51.4%，非成品制造企业202家，占48.6%；选择外包合约的企业212家，占53.7%，未选择外包合约的企业183家，占46.3%；家族企业311家，占77.4%（本文中所有者家族持股比例在50%以上并且企业高管团队中至少有一个家族成员的民营企业），非家族企业91家，占22.6%。

　　（二）测量工具

　　1外包倾向（SUBC）。采用虚拟变量来测量，将选择外包的企业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

　　2家族企业（FF）。将所有者家族持股比例在50%以上并且企业高管团队中至少有一个家族成员的民营企业界定为家族企业，并赋值为1，其他类型民营企业赋值为0。

　　3家族权力。选择“家族所有权”（FO）与“家族管理权”（FM）两类指标。其中：家族所有权用“所有者家族持有的股份占企业股份总数的比重”来测量；家族管理权用“总经理是否由企业主本人或家人担任”来测量，并将总经理由企业主本人或家人担任的企业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

　　4家族文化。选择“家族或泛家族信任”（FTRU）指标，借鉴杨学儒和李新春的量表，采用5等级李科特量表来测量，取值范围从1（很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测量题项包括：（1）与老板“血缘”关系越近的人员做事更令老板放心；（2）与老板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关系的人员做事更令老板放心；（3）老板信任亲友，不担心他们会利用机会谋取私利。探索性因子分析揭示，KMO为0.613，因子载荷最低为0.546，累计方差解释能力为66.399%；信度检验显示该量表的Cronbachα值为0.736。

　　5家族经验。选择“领导企业的家族代数”（FGO）指标，采用直接测量的方法，将第一代所有的企业赋值为1，第二代所有的企业赋值为2，依此类推。

　　6控制变量。包括产业属性、企业规模、企业寿命和产业价值链，其中：（1）产业属性，选取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以控制产业属性的影响；（2）企业规模（SIZE），用2009年底企业员工人数（单位：人）的自然对数来测量；（3）企业寿命（AGE），用企业成立时间到2009年的时间长度（单位：年）的自然对数来测量；（4）产业价值链（IVC），成品制造企业取值为1，非成品制造业企业取值为0。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报告了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我们发现，样本民营企业选择外包合约安排的比重较大（其均值为0.537），我国民营企业往往通过外包合约安排将企业非核心的业务外包，进而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相关分析显示，家族企业、家族管理权、领导企业的家族代数与民营企业外包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10），而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产业价值链与民营企业外包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5）。（二）假设检验

　　由表2知，我国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外包倾向存在明显的差异，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家族企业外包倾向强于非家族企业（β=0.462，p<0.10），假设H1得到验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实证了华人家族企业的“弱组织、强关系”特征，即华人家族企业趋向于发展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强关系，利用网络关系以弥补组织自身的柔软与不足。

　　由表3知，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虽有负向影响但并不具有显著性（β=-0.960，p>0.10；β=-0.862，p>0.10），假设H2a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是，高水平的家族所有权意味着所有者家族对组织目标的长期承诺，这为家族企业外包提供了更大和更灵活的支持；同时，家族所有权所强加的资本约束和封闭性可能导致家族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以弥补家族企业成长中出现的财务资源不足的缺陷。导致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的负向影响变小甚至产生正向影响；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713，p<0.10；β=0.663，p<0.10），假设H2b得到支持；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364，p<0.05；β=-0.325，p<0.05），假设H3得到验证；领导企业的家族代数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942，p<0.05；β=0.801，p<0.05），假设H4得到验证，由于本文样本家族企业只涉及到第二代家族企业，这表明第二代所有的家族企业外包趋向强于第一代所有的家族企业。

　　五、结论与启示

　　家族涉入是影响企业外包决策的重要变量，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由于系统地受到家族性因素的影响而与非家族企业明显不同。本文在将家族涉入界定为家族权力（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家族文化（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和家族经验（领导企业的家族代数）的基础上，利用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涉入对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现阶段中国家族企业外包倾向强于非家族企业；第二，不同维度的家族涉入因素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的影响不同，即家族管理权、领导企业的家族代数与家族企业外包倾向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与家族企业外包倾向之间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本文的理论价值是：第一，对中国家族企业外包决策展开跨地区的经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出目前我国家族企业外包倾向强于非家族企业，该结论与Memili等有关发达国家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实证研究结论相矛盾，这说明家族企业外包决策可能受制度环境（如经济制度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第二，探讨了家族权力、家族文化和家族经验等不同维度的家族涉入因素对中国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实证了家族性因素是影响中国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重要变量，而不同维度的家族涉入变量对中国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不同。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家族性特征影响我国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路径，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家族企业治理决策及效率边界的差异化特征。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家族企业外包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第一，对我国民营企业或家族企业外包行为的探讨，应该区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不同家族涉入程度的家族企业等；第二，从推进家族企业外包合约安排的角度来看，现阶段不应该强调引入非家族成员担任家族企业总经理的职业化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第三，鉴于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与社会信任之间的逆向关系及其对家族企业外包倾向的负向效应，因此作为家族企业领导人应该重视企业社会信任资源的培育，积极促进家族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第四，家族企业领导人应重视第二代领导人的培养，积极推进家族企业的换代传承，这对家族企业外包合约安排有重要现实意义。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我国家族企业应积极通过外包合约安排将企业非核心的业务外包，进而培育家族企业核心竞争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有关家族企业外包决策的测量仅仅考虑了外包倾向，没有考虑外包范围、强度等维度与内容；对家族管理权的测量仅仅考虑了家族成员担任企业总经理的情况；同时也没有考虑伙伴认定等家族企业外包过程关键变量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