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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贞革新后，创新精神成为中唐后期文学的主体精神。罗宗强说：“贞元末至元和年间，出现了一种改革朝政、渴望中兴的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现了唐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文坛充满革新精神。”[1]永贞革新在对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也影响到他的诗文创作。白居易于《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篇、杂律诗等诗歌中倾注了较大的关注民生、思考现实的热情和智慧。凡此种种，文学作品中这些积极的内容，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具有时代精神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丰富的人生体验。本文就永贞革新与白居易诗歌的创作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具体的探讨和论述。

　　摘要：永贞革新对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中唐的现实出发，白居易的部分诗歌表现了“疾贪吏”、“活疲民”、“念寒隽”等积极的内容，倾注了较大的关注民生、思考现实的热情和智慧。

　　关键词：白居易,永贞革新,诗歌创作

　　永贞革新虽然昙花一现，但这场改革的积极意义和对文学的影响确是不容忽视的。诸如禁宫市与出宫人、举贤才、禁横暴等施政措施，是封建社会里比较开明、有一定进步思想的有识之士所共同具有的思想和主张，更是一些文人学士诸如元稹、白居易讽喻诗的直接素材。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2]此诗也是白居易有感于永贞革新中出宫人事件，咏叹唐宫人悲惨的状况，可见出宫之举大快民心。对于“罢宫市”、“五坊小儿”等政策，白居易也是举双手赞成的。他作《卖炭翁》，就以诗歌的形式，典型地反映了这类罪行。白居易《卖炭翁》诗，“学术界一直认为是讽刺当时时事之作，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永贞革新”时的感触”[3]，本诗题下小序“苦宫市也”。宫市是贞元末年最扰乱民心的弊政，至顺宗即位进行永贞革新时，才下令禁止的。关于宫室之历史，陈寅恪先生说：“自天宝历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矣。”[4]

　　在永贞革新时，白居易虽没有实际参与其事，但他的行动表明了他对革新积极拥护的态度，他用诗歌作无情的揭露和讽刺。他在《新乐府》、《秦中吟》及一些杂律诗中表現了他在努力地实践着“歌诗合为事而作”[5]的主张。部分诗歌中表达的“疾贪吏”、“活疲民”、“念寒隽”的强烈感情与永贞革新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疾贪吏

　　白居易的讽喻诗首先把矛头指向以宦官、藩镇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保守势力。如《新乐府五十首》之一的《黑龙潭》诗云：

　　“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驾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盆冷。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6]

　　这首诗对“贪吏”、“龙神”、“巫婆”及当时社会的迷信和愚昧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讽刺。《元白诗笺证稿》：“但此篇末节云：‘肉堆潭岸石……九重泉底龙知无？’是所谓龙者，似指天子而言。狐鼠者，乃指贪吏而言。豚者，即谓无辜小民也。……则此篇至为直接诋诮当日剥削生民，进奉财货，以邀恩宠、求相位之藩镇者也。”[7]

　　另外，《秦中吟》中的一系列组诗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如：《轻肥》[8]痛骂那些大臣、大将军，自己吃得满脑肥肠，不顾江南干旱，衢州出现人相食的惨况。《买花》[9]揭示出长安城里富贵人家奢侈豪华的生活，是靠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供养着。《歌舞》[10]一诗，讽刺那些执法的官，整天醉生梦死，根本不管狱中囚犯已被冻死，而那些囚犯又常常是冤屈的。《伤宅》[11]，警告大官僚不要建筑奢华的住宅，还想“直欲保千年”。《立碑》[12]揭露为自己歌功颂德碑文，多是阿谀不实之词，不管说得多么堂皇，后人总要怀疑的，不如真正肯为人民做好事。从这几首诗的内容上看，对官吏贪婪、税收沉重、人民生活困苦等表达了强烈的感情。

　　二、活疲民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白居易再次外任，担任苏州刺史。和上次出宰杭州主要是避开朝中政治斗争不同，白居易这次主动要求出任苏州刺史，主要是觉得分司东都洛阳太清闲了，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为有了上次任杭州刺史可以放手治郡的经验，所以这次到苏州，他更想勤政爱民，以报效朝廷。初上任之后，在《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有所表露：

　　“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自顾才能少，何堪宠命频。冒荣惭印绶，虚奖负丝纶。候病须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以兹为报效，安敢不躬亲。襦袴提于手，韦弦佩在绅。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13]

　　他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勤政爱民、报效朝廷的热忱，也得到了后人的由衷赞叹。

　　为了处理烦剧的郡务，白居易常常是“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14]甚至于“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题笼鹤》）[15]白居易在分司东都时曾是多么地沉溺于饮酒与音乐，但是在苏州刺史任上，这一切的消遣都让位于政事了。

　　白居易在苏州任上一年，虽然为时虽短，但由于他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政省刑宽，使得苏州人民获得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实惠，深受州民的爱戴。宝历二年（826）九月，白居易因眼病久治不愈，免郡事休官。他临行的一日，河岸上欢送的人群扶老携幼，对这位刺史依依不舍，随行了十多里。故白居易曾有《别苏州》诗云：“青紫行将吏，斑白列黎田亡。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16]由这里可以看到，白居易热爱人民，同情人民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白居易的好朋友，当时为和州刺史的刘禹锡，也禁不住感叹道：“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溪。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太守驻行舟，阊门草萋萋。挥袂谢啼者，依然两眉低。”颇有自叹弗如、见贤思齐之意。后来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也时常想到人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17]

　　三、念寒隽

　　《新乐府》中的《涧底松》，是诗人为寒俊英才鸣不平之作品。其诗曰：

　　“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涧底寒且卑。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谁喻苍苍造物意，但与之材不与地。金张世禄原宪贫，牛衣寒贱貂蝉贵。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18]

　　唐代虽以科举取士，但在用人制度上依然沿袭旧制，真正有卓越才能的读书人没有达官显贵的引荐，往往被委弃不用，以致湮灭无闻。于是诗人又一次痛心疾首，又一次缘事而发，以涧底松既寒且卑和老死不逢的苦况，来讽喻和针砭这种社会不公。诗虽咏物，却没有在状物摄神方面铺洒笔墨，而是以涧底松为引线，借题发挥，将不动声色的感慨渗透于物象之中。松是喻义，金、张、厚宪才是正意。好一个绵里藏针，将怜才惜才之意、忧国忧民之心一下子穿住，从而取得寄情遥深的艺术效果。

　　白居易作为一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其《新乐府》、《秦中吟》及部分杂律诗一类具有稽政与怜民的诗歌，留给了后人丰富的思想遗产。因此，在《旧唐书》中，史官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居易文辞艳富，尤精于诗笔。所著诗歌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19]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隋唐五代思想史·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99.

　　[2][5][6][8][9][10][11][12][13][14][15][16][17][18]白居易.《白居易集》.岳麓书社，1997：45，41，63，26，27，26，24，25，832，834，833，781，923，55.

　　[3]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118.

　　[4][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三联书店，2001：251，298.

　　[19]刘煦.旧唐书柳宗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