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杂文艺术性赏析

　　鲁迅先生对其杂文的自我评价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从“不留面子”上可知其爱憎分明，有“诗”一般的浓烈感情；从“常取类型”上可见其形象性和典型性，有“诗”的特质。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需要经常性地思考问题，然而，同时也是文学家的鲁迅在论及时事进行思想表达时，怎会满足于一般说理和程序推论？其会通过形象思维，捕捉艺术形象，开创生动感人表达方式，寄情理于其中。鲁迅的杂文有运转自如的辩论和得心应手的擒纵，其逻辑思维能力极强。并且逻辑力量不单是罗列理论，更有诗情画意的文字表达。所以说，鲁迅先生前期杂文在艺术性上拥有“诗”的因素和形象性特征。

　　比如，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其表达阶级对立思想时语言形象而不抽象。“因此在我们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由此可见语言的形象性和写实性。对比鲜明强烈，并可借以突出矛盾的典型化特征，通过热烈爱憎惊醒读者，为下文将“中国的文明”比作“人肉的筵宴”做好铺垫。

　　可见，鲁迅先生前期杂文艺术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寄道理和感情于具体形象之中。

　　二、鲁迅先生后期杂文的艺术性

试论鲁迅杂文艺术性赏析

　　鲁迅先生后期杂文愈加全面和深刻有力。在《三闲集·序言》中，其提出“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然而1927年血的事实却让其思路“因而轰毁”，之后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其阅读了“科学底文艺论”，并对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进行了翻译，“以救正我——还因我及于别人——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此可见，鲁迅后期杂文的艺术性主要体现为辨证地看待问题。

　　鲁迅先生针对当时一些人片面性理解陶潜、钱起等人始终持批评态度。

　　当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世人所欣羡时，鲁迅却写道：“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仪’，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当钱起的“曲终人不见”被人们认为“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表现的是永恒”，推此一联为诗美的极致时，鲁迅却说从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全诗分析，是不好证成“醇朴”或“静穆”的。该诗为应诗而作，自然无法在考卷上大发牢骚。但如再读钱起的《下第题长安舍》，“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鲁迅先生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其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鲁迅先生后期杂文在知同代之人论当今之世时，更多地显示出了全面、辨证地看问题的艺术性。比如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忆刘半农君》里，鲁迅在肯定刘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的同时，客观地指出了刘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并且“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但鲁迅仍承认刘的为人，“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纵然后来两人因思想差异弄得“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激动的。”

　　可见，鲁迅先生后期杂文艺术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待事物全面分析，一分而二，区别对待。

　　总之，我们要按照前后两个时期对鲁迅先生杂文艺术性进行赏析，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能够相互印证其艺术性。

　　参考文献《伪自由书前记》。

　　2、《灯下漫笔》。

　　3、《三闲集·序言》。

　　4、《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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