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齐白石“衰年变法”时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齐白石“衰年变法”前后其作品题材、绘画风格的比较，剖析其“衰年变法”时期的社会、心理原因，论证齐白石衰年变法是对传统中国画以及自我形象、内在思想感情的破与立，同时隐含着对旧制度的破与立。“衰年变法”时期的这种艺术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征候和预兆，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有着不谋的暗合和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齐白石,衰年变法,解构,重建
　　齐白石出身于农民家庭，二十七岁始拜师学画，打下坚实的工笔画基础；四十岁后，画风学石涛、八大写意花卉一派；1919年，57岁的齐白石迁往北京定居，以卖画治印为生。此时的白石在京并无名气，求画者不多。也就在此时，他结识了一位最重要的朋友——陈师曾，劝告他要冲破藩篱，走自己的路。于是齐白石接受陈师曾的建议，开始改变画风，从1920年到1929年，他“十载关门”大胆突破，艰难探索，终于“扫除凡格”，“变更”了面貌，独创红花墨叶的双色花卉与浓淡几笔虾、蟹、草虫，时人称为“衰年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扫除凡格实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从此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以水墨淋漓，一派生机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而齐白石的衰年变法，也可视作20世纪初中国画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一、“衰年变法”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体系。当时的北平画坛，摹古之风甚浓，一些人面对素绢“以古人为师，离开古人不敢着笔”，以临摹仿古为能事，以笔笔有来历、有出处相标榜。而齐白石毕竟不是遗民石涛或八大。“农夫”是他本质的一个侧面，泥土的芳香、菜根的味道，汇流在他的肺俯之中（刘曦林语）。他学青藤、雪个、大涤子，虽可形似，却仍有隔靴搔痒、形同情异，故意提高“人格”之嫌。那些传统派画家当然瞧他不起，他潜心学习、多年追求后才脱去民间画风而倾心于石涛、八大的冷逸风格，不被接受遭到冷遇，这其间地域之见、门户之见有之，但也并非仅仅如此。
　　要动摇或打破一种根深蒂固的艺术传统，要造成艺术趣味的变化，还需要造就一批新的观众。20年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恰恰具备了这些条件：清王朝的覆灭，昭示着封建统治的崩溃，石涛、八大那种傲岸不羁、狂怪抑郁的绘画，随之失去了其固有的嘲讽对象和欣赏群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的科学、民主、进步的大旗，又使传统文人画那种似有逃避现实的纯享乐审美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基础。从世界范围内看，艺术关心社会发展、关心人生命运，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可以说是社会和时代为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拓展了生存空间。
　　二、“衰年变法”对国画传统的破与立。衰年变法的十年间，齐白石广泛借鉴了八大、石涛、赵子谦、吴昌硕等大家的文人画风格。他将八大的冷逸与赵子谦、吴昌硕等人的含蓄沉厚相结合，终于创造出了饱含生命活力，富有民间生活意味，又不失文人画高雅气息的齐氏花卉，走上了传神写意、张扬主体生命意识的艺术道路，开一代之新风。其绘画题材和风格遗弃了传统文人画表达作者自身雅逸、清高的描绘对象和方式，将被传统文人视为粗野的乡村瓜果、菜蔬、蝈蝈、蝗虫乃至锄头等纳入画中，仿佛将醇美天然的甘露引入都市，使久居都市的人们感到清新自然。
　　三、“衰年变法”对自身形象思想的破与立。变法前齐白石学石涛、八大，竭力追求“大雅”，竭力将自己妆扮成文人画家，但是不被承认。于是他索性放弃那种追求，揭去面纱，不仅不向脸上抹粉涂脂，反而镌刻“农民”二字于面颊之上，反“雅”为“俗”，彻底抛弃狭隘的小农意识，不但不以农民出身自卑，反以农村赋予他的特殊的视角及朴实的语言，描绘自己的熟知。
　　齐白石避难北平是迫于家乡匪患，他对城市的感觉是异样的。他的心、他的根在另一个地方，不容易融入眼前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齐白石始终是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保留着农民的气息。在本质上他是孤独的。北平的文人圈他无法介入，仅廖廖可数的几位友人偶有往来。齐白石对家乡的思念，对他“借山吟馆”的向往，对父母、儿女的牵挂乃至对他侍养过的蚱蜢、蟋蟀、蜻蜓、螳螂等等都怀有深深的依恋。这种思念，他无法诉说，也无人可诉，只有通过自己的绘画作品加以抒发。原本那些粗陋的“野物”，一旦进入他的作品，观者读解到的是淡淡的乡情，浓浓的童趣，家乡的景致成了他精神的桃花源。他的作品与他的梦相通，成为一种天国的图画，一种乌托邦的境地，一种虚构的关于生活传说。作品中既有对现实的自然再现，也有非现实的、故意和任意的成份，成为一种希望的现实，充满着完美的意义。其红花墨叶、兼工带写的形式风格中，阴柔与阳刚浑然天成。
　　可见，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是其自身心理情感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是对自我形象、内在思想感情的破与立。一种艺术风格或一件艺术作品，随观赏者的经历不同各自感悟到的见识也常常不同。我们可能为一件艺术品所折服，但是这件作品却不一定能感动精神上与我们接近的其他人，更何况那些经历不同、精神追求相异的人呢？
　　四、“衰年变法”对社会制度的破与立。艺术表达社会目的，一种是以明白公认的形式表现社会内容，即直接表白信仰、叙述学说；一种是在作品中极力避免诉诸社会，而以隐喻的形式再现社会内容。前者具有明确清晰的含义，艺术家对它有清醒的意识，观者对它的接受或拒绝也很清楚；而后者则是不自觉的，人们对它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作品不着意表现社会内容，不以有意招揽观者为目的。艺术作品能否被社会接受在于它能否使较多的观者取得相对趋同的艺术感受。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势必反映在对艺术作品形式、内容的好恶上。人民群众的觉醒，以及艺术走向生活的趋势为齐白石的变法及日后的艺术发展提供的肥沃的土壤。
　　齐白石以那种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内涵的乡土乡情的描绘，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现状的不满。齐白石所描绘的一幅幅美景，似涓涓溪水流入社会，唤起人们对美好河山的珍爱，对田园风情的留恋，对侵略者暴行的痛恨。
　　艺术家作为一种风格的代言人，不仅是社会的喉舌，也反映着一个社会阶层共同的内在需求。齐白石将传统中国画不可逾越的表现内容予以解构，破坏了它的仪式乃至制度，从一定意义上预示着社会变革的到来。他在《大白菜》一画上题道：“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这当然不是仅仅是在为“大白菜”鸣不平！美术理论家麦克卢汉说，前卫艺术预示着社会的变革，依靠它，我们可以尽早地发现社会的精神的危机和征候。艺术中这种征候往往走在社会前面，是社会将要发生变革的反映和表现。可见，齐白石的作品表达了以他为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不满，预示着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到来，其衰年变法隐含着对旧制度的解构，对新制度的呼唤。
　　五、齐白石衰年变法，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绘画形式、观念和社会形态的破立有着不谋的暗合。所不同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过分追求形式的纯化，虽然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却脱离了社会、失去了大众；而齐白石的衰年变法，破与立中包含了继承与创新，不仅继承了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审美趣味，而且与社会命运紧密结合，有感而发。作品格调清新、趣味盎然，与颓废主义的无病呻吟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