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同祠的艺术

　　摘要：考察北朝佛道教造像碑出现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许多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要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佛道教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作全面的研究，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资料积累的过程，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现已发表的观点和资料数量有限，所以，笔者在此只能对造像碑的地域性、渊源和世俗性方面作简单的阐发，在观点的提炼的过程中，本文主要是通过从佛道教混合造像碑出现的地域性，探讨其形式的渊源。希望能为这方面的研究作一些参考。

　　关键词北朝,佛道同祠,造像碑，地域性，渊源

　　佛、道教造像碑，是一种融合了汉代墓壁雕刻艺术和摩崖雕刻艺术的宗教崇拜图腾艺术形式，其形式一般都是以微浮雕为主要制作手段，浮雕图案一般以历史故事、神话，或是供养人的车骑行列和男女眷属形象为主，表现手法多以薄肉雕或阴线刻凿出，碑文及供养人姓名，以阴线刻为主。造像内容为佛像和道像。丁明夷称“前人利用此碑的史料，主要是作史学的阐发，而对碑中透露的有关北朝道教造像的信息，则注意不够”。他认为该碑下部所刻两身造像即为“碑额所题‘佛道二尊像’”。所以这样的碑文在历经一千多年的自然以及人为破坏后，大部分都还能较完整的保留下来。像这样的以佛、道为一体的碑文在北魏时期尤其多，并且大部分都集中出现在关中地区。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佛道混合造像碑出现的地域性，探讨其形式的渊源。希望能为这方面的研究作一些参考。

　　一北魏佛道教混合造像碑出土的地域性探讨

　　佛、道教造像碑北魏佛道教造像碑出现的地区以关中地区为主，关于佛、道教造像碑在关中地区兴起的原因，现有的结论有以下几种：一、陕西地区是道教北迁后初定中原的地方，初期道教造像在此出现有其必然性。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汉中五斗米道教主张鲁降曹，随之北迁□城，大批五斗米道信徒随之北迁，定居中原。从此，陕西地区开始有道教信徒。北魏时，在此地区出现了世奉天师道的豪宗大族，如冯翊万年县(临潼市东北)的寇氏家族等，又由于长安道士受到北魏皇帝的优宠，这使道教在此地得到普及和发展。道教的兴盛带动造像碑艺术的发展，并具有地域性。二、天师道的改革，道教的宗教形象效仿佛教造像。史料记载，寇谦对天师道教进行改革，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和气之术，整顿组织，加强科律，增订戒律和斋醮仪范，模仿佛教，重视诵经礼拜，开始有了道教老君、天尊造像的出现。最初道教造像的出现是完全模仿佛教造像的。

　　佛道教混合造像碑是宗教艺术，它是否繁荣与当地宗教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两汉时期，关中地区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最为繁荣的地区，外来文化传入中原都必须通过这里，西汉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最先使外族文化到达关中，以为汉朝的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就在关中地区之内，有关汉朝佛教在中原传播的记载很多，我们可以推断，北方佛教的传入，关中地区必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里载：永平“八年(公元六十五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5]从记载中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已受到明帝的重视，并且影响到汉朝的贵族阶层，佛教在上层阶层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较汉时，显出了其系统性和规模性，首先，是大量佛经的传入。汉代佛教译经的数量很少，除《四十二章经》外，桓、灵之间共译出佛经五十三卷部，七十三卷。这些译经中，《般若道行品经》较大，为十卷本，其他的译经多是一卷、二卷本，而且大都是从梵文大本中节抄下来的，显得很零碎、极不完整。[1]而魏晋南北朝的的译经数量已远远地超过了汉朝的译经数量，《魏书•释老志》记载：“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2]不仅佛经的数量大增，在建筑、造像和僧尼方面的规模也是惊人的。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之世“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3]又载：“太和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京城(平城，今大同)内寺，新旧且百余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4]《辨证论》(卷三)载：“元魏……国家大寺四十七所;……其王公贵室、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造寺三万余所。总度僧尼二百万人。”[5]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北魏佛教的盛况。这种盛况必定会推动佛教艺术的发展。

　　二佛道教混合造像碑形式的渊源

　　通过以上对关中地区北魏佛道教混合造像碑的探讨，我们可以从其中的历史背景及碑文的内容及形制中追溯佛道教混合造像碑形式的渊源。

　　首先，探索每一种已具一定规模的宗教形式，会发现，几乎都有其渊源，我们可以从史前时期的岩画、原始石刻中发现原始人开始有信仰的痕迹，这是早期宗教产生的倪端。翟宗祝在《宗教美术概论》提到：“如果原始宗教只是一种巫术的话，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正是在巫术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他们叫巫术祭司控制幻觉，用所谓迫使自然服从于人们的意志的方法，来诱惑那些不了解自己受压迫的真正原因而安于自己被奴役的命运的劳动人民。这种接过巫术时代人类的种种创造，把幻想当作事实，把图腾当作偶像，把祈祷当作仪式，把信仰当作信条，从而以一种对一神或多神的崇拜、有一定组织、有明确宗旨、有理论依据的宗教现象便正式出现在文明社会的政治舞台上。这就是宗教真正来源。[6]考古发现证明，早期宗教是伴随着艺术一起产生的，可以说，艺术是宗教的孪生兄弟。最早的偶像崇拜产生公元前二三千年的古埃及，人们开始懂得了从现实事物中寻找神的替身，这是一个具转折性的飞跃，在这之后，宗教艺术才成为一种理性的创造，才有了巴特农神庙的雄伟，《最后的晚餐》的传神，犍陀罗艺术的超然。

　　佛道教混合造像碑作为一种宗教艺术形式，也有它产生的渊源，这种渊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

　　对于道教造像的源流，《道藏源流考》中《道教形象考原》一节有很详尽的阐述：唐释法琳辩正论卷六自注：“考梁陈齐魏之前，唯以瓠盧盛经，本无天尊形象。按任子道论及杜氏幽求云：道无形质，盖阴阳之精也。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作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冯衣食。宋陆修静亦为此形。”是宋代道教，以有形像。[7]可以看出，道教的道义是“道无形质”，无疑的，这种没有宗教造像的传播方式，受到了外来佛教的冲击，佛教一整套完整的宗教造像、经典、建筑模式使其更形象和实在，从而被人接受，这使道教不能不做出回应了，但是，道教本来就没有这些形象的元素，怎么办，那就只能像书中记载的那样：“学佛家制作形像”了。

　　笔者查阅资料中发现，在北魏佛道教混合造像碑产生之前的汉代，就已经出现了佛道共祠的现象，《后汉书•桓帝纪》载：“前史(按：指《东观汉记》)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8]《后汉书•西域传》也载：“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盖华盖之饰。”[9]《后汉书•襄楷传》说到：汉桓帝把浮图与黄老并行祭祠，把佛教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襄楷奏议：“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10]这些是最早的关于佛道共祠的记载，从记载中来看，将佛教和道教混合在一起祭祀的形式，与后来佛道教混合造像碑的形式是一样的，都是将佛、道造像放在一起供奉，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隋唐，佛道共祠的行为也由汉朝的皇宫流传到民间，到了北魏，已经出现了民间自发地为佛道立碑造像，像这个时期的“冯神育佛道教混合造像碑”就是民间结邑而作的。汉朝佛道共祠和佛道混合造像碑所具的共同点证明，后者是由前者延续而来的。

　　这种延续是伴随着汉朝佛道教混合思想一起流传下来的，我们可以从南北朝世人对佛道教的认识中体会到这种思想。《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顾欢传》有一短关于道士顾欢(顾欢：作而引起南朝著名的佛道之争的“夏夷”辩)的《夏夷论》记载：“……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11]这种“道则佛也，佛则道也。”的思想和汉朝的有点相似，但又是不同的，因为顾欢是知道佛道的区别的，他在《夏夷论》中就谈到佛道之异：“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绅，诸华之容：翦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12]作为一个道士，顾欢在佛道教之间的界线问题上尚且持道与佛“即不全同，又不全异”[13]的立场，何况佛道教混合造像碑的供养人们大都是达官贵人或平民百姓，他们只是普通的信徒，并没有真正地出家，他们对佛道教义所熟悉的程度远没有和尚道士那样深，再说，宗教的传播和普及与统治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那个统治者被宣扬成神的政治背景下，普通老百姓的宗教信仰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三教同归”的思想对这个时期的影响要比佛道教的教义要大得多。所以，世人认为，将佛道放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佛道共祠的形式为佛道混合造像开了先例，从汉朝至南北朝这五百多年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下来，河南邓县南朝墓壁画除不少反映儒家思想的题材如孝子郭巨和佛教图像以外，还有画像砖《王子乔与浮丘公》、《南山四皓》、《仙人骑麟》等道教题材，这种将佛道儒拼砌在一起现象，[14]到了南北朝，出现佛道混合造像是不足为怪的。

　　所以，笔者大胆断定，佛道教混合造像碑形式的渊源为佛道共祠。

　　参考文献

　　[1]郭朋参考《汉魏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P80

　　[2]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1978P10转引自《魏书•释老志》

　　[3]《魏书》第八册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P3048

　　[4]《魏书》第八册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P3039

　　[5]郭朋《魏晋南北朝佛教》86年齐鲁书社P821传引自《辨证论》(卷三)

　　[6]参考《宗教美术概论》安徽美术出版社1987年P5

　　[7]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下册中华书局P268

　　[8]范晔(南宋)撰《后汉书•桓帝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P56

　　[9)范晔(南宋)撰《后汉书•西域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P852

　　[10]范晔(南宋)撰《后汉书•襄楷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P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