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判决书存在的价值

　　自2013年1月1日起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来，法律界几乎都把目光聚集在本次修法改动较大且尚有完善空间的制度上，如律师的辩护权、简易程序、刑事和解。但是如果说在刑事司法改革历程中忽视另一被遗忘的重要领域——刑事判决书，那将是莫大的遗憾。判决书不仅应该是庭审中控辩双方对峙辩论的缩影，更应该是法官作出判决书时分析证据，结合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如何推导出被告人有罪的真实写照。

　　论文摘要：审判公开公正是现代法治的题中之义，而判决书公开公正又是判决公开公正的具体体现。此次修法却遗漏了这一重要篇章。判决书说理程度不够的原因何在，及如何寻找出路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判决书说理,审判委员会,量刑程序

　　一、问题的提出

　　（一）从判决书存在的外界因素说起

　　判决书是刑事案件经过侦查、起诉、审判一系列程序之后的最终“战果”，是国家刑罚权、国家强制力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法律文书，关乎当事人生命、自由、财产的生杀予夺。裁判文书必须合乎法律规定，逻辑严密、语言明了，结论明确。我们必须提高裁判文书质量，以体现司法公正为目的，强化裁判文书对事实的叙述和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加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经对审判过程中判决书存在的问题给予严厉的的批评：“现在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形象。”强调指出：“要提高办案质量，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程序合法，认定事实准确，证据确实充分，裁判文书叙述事实清楚，说理充分，引用法律条文准确无误，说服力强。”必须“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在一直倡导把法治作为管理社会，创新纠纷解决手段的今天，审判公开化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同时判决书公开也是审判公开的题中之义。所以当越来越多的判决书进入人们的视野时，判决书书写模式化、简单罗列事实和法律，对于案件的推理、证据分析很少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同时当代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民众对法律案件的关注越来越多，相反的是民众对国家权威、司法权威的可信赖程度也在降低。

　　（二）判决书自身存在的问题

　　判决书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首部、正文、落款。正文部分是判决书的重点，其包括提起公诉的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基本情况，案件的具体情节，公诉机关的查证事实及追诉的主张，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法院的庭审分析过程和结果。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社会大众关注的不仅仅是最后被告人被施以的刑罚，更重要的是法官如何评判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怎么排除和保留每一证据，以及如何应用法律来定罪量刑的，为什么判此罪而非彼罪、量以此刑而非彼刑的。但是大部分判决书都很少能够详细的给出定罪量刑的充足理由。仅仅是“事实+法律=此罪此刑”模式。

　　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定罪说理和量刑说理界限模糊，导致的后果是只是重定罪说理而忽视量刑说理。在查阅的判决书中能够很清晰地明白被告人被施以此罪，但是在定罪之后为何被告人被处以此刑而非彼刑，说理论证不清。对于同种犯罪情形被处以差距极大的刑罚也并不罕见，此时应该首先由法官先扪心自问“此判决是否能够政府自己的内心？”，被告人不服判，甚至引起公众的质疑更是情理之中的。

　　二、问题存在的前因

　　（一）法官的尴尬

　　首先，在以科层制为主要管理模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下，法官的独立审判几乎变成了“镜中花，水中月”。首先，我国为法院的集体独立并非法官的个人独立，同时在法院内部又存在合议庭的审议制以及角色微妙的审判委员会。首先，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重大、疑难的案件交由审判委员会审理决定，并且前提是在合议庭自愿的情况下交由院长决定。但在实务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案件的最终判决权还是属于审判委员会。同时在法院外部，法官办案会受到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等庭外决策的牵制，法官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不敢也不能独立做出裁判。总之在重重影响下法官的独立话语权也成了奢侈，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法官不敢、不能在判决书中完全公开裁判的理由。

　　其次，翻阅所有能查到的判决书，便会惊人的发现“本院认为”四个字作为法院审理意见的承启话语存在于每一份判决书中。难道说每一位法官及其陪审员都会那么神奇的在每一个案件中达成一致意见吗？在判决书中不同意见也被掩盖。如果判决书不展示不同意见就会因此失去了部分判决理由，因为不同意见，从法官独立而不仅仅是法院独立的角度来看，本质上从属于判决理由，是少数法官的判决理由，是未被判决书主文采纳的判决理由，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判决书的说理功能。判决书公布不同意见有利于增强它的说理性。因为对少数派法官来说，如果提出少数意见，他得准备迎接当事人和社会的挑剔，如果他掩盖其真实意思不提出不同意见，就有可能陷入错误的判决中，而在错案追究制下，他要受到惩罚。因此，法官不得不认真分析案情，谨慎地作出判决并充分地说理。对多数派法官而言，为了夺得法庭内部的主导权，撰写多数意见的法官也往往必须详细论证，以便影响、说服或者反驳自己的同事，或为了获得足够的支持，做出适度的妥协，以便把那些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的观点也包纳在司法判决书中。无论少数派法官还是多数派法官，都可以通过表达他的个人意见展示其渊博的法律知识、独特的法律视角和敏锐的逻辑分析能力，从中获得精神愉悦因而乐于说理。通过阅读这样的判决书，我们从中可以感觉到法官个人的才华，崇高的敬业精神以及为判决所付出的辛劳，容易被其说理所感动。

　　再者，法官的办案压力大。据调查，一个县（区）级法院每年审判的案件数量达到400多件，也就是每一个法官在一年中几乎每天都要坐庭审判，可以想象一个法官在经过长时间的庭审后所获得信息量是多么巨大，如果说再让办案法官像完成一件文献作品那样去完成判决书的书写，这几乎也成了很不合理甚至是过分的要求。

　　最后，尽管判决书在整个审判阶段乃至整个刑事诉讼中都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判决书的书写对法官的业绩考核影响不大。

　　（二）制度的制约

　　首先，我国属于成文法的法体系国家，法官在作出判决书时必须有法律依据，因为罪刑法定原则也是我国一项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基于此，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律有规定的事项才可以判决没有规定的就属于无法可依，就不能凭空裁判。同时法律规定的过于书面化，只是生动的现实生活的抽象化，因此依据法律推理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直到得出犯罪与否的结论，这都要求法官在书面化庭审——也就是作出裁判书时必须简单明了。相比普通法系的美国，由于该国家属于判例法系国家，法官作出裁判的顺序是先找到类似案件的判例及其使用的法律规则和原则，同时也不得不详尽的论述选择这一判例的理由，这可以说同时也是原本案件作出何种判决的理由。最直观的现象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在作出的裁判文书少则几十页多则上百页。因为他们在作出裁判是不仅要给出裁判所适用判例的充足理由，并且他们会同时运用法哲学等理论科学加以论说。或许让人无法理解为何年事已高的大法官们为什么会花费如此大的精力投入到裁判文书的制作的？首先，许多大法官凭借制作精美的判决书而成名的不在少数；其次，他们所做的这些判决书不仅仅具有裁断此案的效果，同时也是此后作为判例的佳作。

　　到目前为止，有关判决书的书写和模式的规定过于泛化，具体操作性的规定较少。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是，如果说新修的刑事诉讼法大部分制度都被改的地动山摇的话，那此次修法关于判决书的法条却显得相当的吝啬。刑诉法第197条规定，判决书应当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署名，并且写明上诉的期限和上诉的法院。有关判决书的规定大多规定在法院的内部工作文件中，并且多是在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时期公布。1992年，《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正式颁发，要求裁判文书（包括调解书）均应写清事实、证据、理由和处理结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强化裁判文书的说服力与公信力。在刑事判决说理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向民事裁判文书学习，判决理由的论述应当突出刑事诉讼过程尤其是庭审过程，体现控方、辩方的法律意见以及法院评析控辩双方法律意见的理由。由此开始，刑事判决说理制度由以往的以法院为中心开始向以控辩庭审为中心的转变。而1999年最高院对1992年格式的刑事裁判文书部分进行了修订，并最终颁布了《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格式》（1999年7月1日执行），以此为标志，我国刑事判决文书制定正式开始走上规范、高速的发展时期，而刑事判决说理突出科学、民主、对抗的诉讼特点，形成了当今刑事裁判文书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各方诉讼主体平等对抗的司法公正形象，也标志着刑事判决文书日趋成熟。

　　三、问题的进路

　　判决书要征服被告人和公众甚至是法官自己，必须以理服人同时也要以果服人。针对该问题笔者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一）慰藉法官的提法

　　首先，坚持法院的整体独立不变是宗旨，可以大力推进法官责任制。具体的案件由具体的法官来负责，对于案情简单，当事人认罪，证据条理清晰的犯罪案件，由具体法官牵头负责，只有那些案情复杂的案件才由合议庭资源由院长决定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最小程度上杜绝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尽量避免判决书的书写者在没有参加过庭审的情况下就做出判决的情况出现。

　　其次，完善判决书书写激励机制。目前法官的考核还主要是关注“结案率”、“改判率”等，这些激励考核机制中很少关乎判决书的内容。要建立一些关于书写判决书的激励机制。优秀裁判文书评审制度，制作者署名制度等。在判决书的书写过程中明确指出不同法官给出的不同意见，在最后裁判结果中有不同意见的法官必须加备注说明。优秀裁判文书评审制度可以先在一些法院做试点推行，对于那些优秀的判决书可以作为模板展示以便激励其他法官。

　　（二）判决书自身的价值提升

　　明确定罪说理和量刑说理的界限，具体来说应该是加强量刑说理。对于应经可以确定罪名的案件，应该详细论述具体处以多大幅度的量刑，应严格把握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量刑规则。

　　在法院作出认定时应尊重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在分析控诉机关给出的证据后应再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以及提交的证据予以分析，更不能只是简单拷贝公诉机关的指控，对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视而不见或者有意的回避。

　　把判决书说理不规范纳入到上诉理由体系中。虽然法律规定只要被告人不服从判决就可以上诉，但是实践中对于上诉理由的审查也是非常严格，最后被告人只得——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这一回复。把判决书说理不够充分纳入上诉理由中，同时也可以保证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