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经世大典》的修撰与元中晚期的朴雅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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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3-26 14:40:24  更新时间：2014-03-26 14:18:24

　　《经世大典》的修撰是奎章阁学士院地位提升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作为元代自蒙古立国至天历二年（1329）文宗时期近百年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乐等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经世大典》是元代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在集中撰修的过程中，由于元文宗的积极参与和褒扬，奎章阁文人团体逐渐形成言必有据、叙事严整、语简而当的朴雅的审美倾向。

　　摘要：《经世大典》是元代中叶由奎章阁学士院领修的大型政书，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政治期待和政治倚重，它的修撰几乎成为奎章阁学士院体现其政治影响，并借其政治影响力而发挥文坛领袖意义的分界性标志。而由撰修《经世大典》所确立的“朴雅”文风，通过奎章阁文人们的文坛影响在元代中晚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经世大典》,奎章阁学士院,文风,元代文学

　　一、奎章阁学士院与《经世大典》修撰的密切关系

　　《经世大典》的修撰过程非常匆促，但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政治期待和政治倚重，《经世大典》的匆匆上马、匆匆完成让奎章阁学士院的作用更加突出、集中地发挥出来，几乎完全成为奎章阁学士院文士们体现他们的政治影响并借其政治影响力而发挥文坛领袖意义的分界性标志。

　　《经世大典》被提上修撰议程是元文宗再次即位之后匆匆开始的。据《元史》记载，奎章阁学士院组建于天历二年（1329）三月，最初只有6名人员。天历二年（1329）八月十五日，元文宗杀死兄长元明宗和世再次即位。九月十三日，元文宗即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一道采辑本朝典故，以唐、宋会要为标准范式，编撰《经世大典》。[1]（3册，P740-741）据虞集应制所作的《经世大典序》记载，《经世大典》的修撰几乎倾尽一朝之力：

　　太师丞相、答剌罕、太平臣（王）臣燕铁木儿，总监其事。翰林学士承旨大司徒臣阿璘帖木儿，奎章大学士臣忽都鲁笃尔弥实，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右丞臣撒迪，奎章阁大学士太禧宗禋使臣阿荣，奎章阁承制学士佥枢密院事臣朵来，并以耆旧近臣习于国典任提调焉。中书左丞臣张友谅，御史中丞臣赵世安等，以省台之重，表率百官，简牍具来，供给无匮。至于执笔纂修，则命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臣赵世延，而贰以臣虞集，与学士院艺文监官属，分局修撰。又命礼部尚书臣巙巙，择文学儒士三十人，给以笔札而缮写之。出内府之钞以充用。[2]（26册，P66）

　　为保证尽早完工，不仅燕铁木儿这样的政治大员亲自总监其事，朝中习于国典的耆旧近臣全都成为修撰大典的顾问，元代中央政府部门的档案公文，主要包括元朝皇帝圣旨以及枢密院、御史台、中书六部的奏章档案等，皆供《经世大典》修撰参用，而朝中所有谙习国朝典章故实的大臣可供奎章阁学士院随时提点调用。为保证修撰所需要的资料、文件、档案等能供需不匮，中书台、御史台等权力部门首先以省台之重为百官做出表率，简牍具来，供给无匮，凡人员、资源、费用等皆尽国家之力，全面绿灯通行。

　　天历三年（1330）二月，元文宗见《经世大典》久未功成，便将大典撰修事专属于奎章阁学士院。这一决定引起翰林国史院的强烈不满。本来奎章阁学士院在位秩品级上是比翰林国史院还低的文化机构，可是《经世大典》的修撰工作实质却是由奎章阁学士院领修，翰林国史院辅助修撰。翰林国史院对此已有不满，而且在修撰过程中，奎章阁学士院可以任意调用包括中书台、御史台等权力部门的资源，其实际权力甚至可以凌驾于包括翰林国史院在内的所有文武百官和朝中各个职能部门之上，因此，当元文宗命令《经世大典》的修撰工作专属奎章阁学士院时，翰林国史院一直隐忍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开始有意阻挠《经世大典》的修撰工作。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奎章阁学士院在修撰大典过程中认为历朝的典章事实不够完备，请求翰林国史院提供修实录时百司所上呈的事迹材料。其时兼任翰林院学士承旨的是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当奎章阁学士院的人请求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成吉思汗以后的事迹时，塔失海牙说：“《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1]（14册，P4179）后元文宗去协调，塔失海牙则对元文宗说：“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1]（14册，P4179）元文宗也无可奈何。此事最终以奎章阁学士院的妥协结束。

　　《经世大典》的修撰起初由赵世延、赵世安领其事。赵世延是有名的儒臣，而且熟悉法令条文。元仁宗初年，赵世延曾汇集仁宗以前有关官吏监察纠劾制度的文献，以格例条画有关风纪的内容类集成书，名为《风宪宏纲》，此书共二十册，在仁宗皇庆元年（1312）颁行，所以赵世延领衔《经世大典》的总裁的确是非常恰宜。赵世安是金将赵柔的曾孙，在天历元年（1328）元文宗夺取帝位的过程中拥戴有功，升为中书参知政事，天历二年（1329）封为中书左丞，提调国子监。虽然赵世安出身于武功世家，但从赵世安与虞集、马祖常、许有壬、释大欣辈的交往唱和来看，赵世安在国家晏安、歌舞升平之际也颇有意于文，因此，由赵世延、赵世安这两位权臣来领导《经世大典》的修撰工作至少可以做到不功不过。后来赵世安退出，又由赵世延与虞集总裁，紧接着，赵世延退出，最终《经世大典》的实任总裁由侍书学士虞集担任。就《经世大典》的修撰而言，有虞集这样一位元代中叶的文坛斗山式人物来出任总裁，其质量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

　　《经世大典》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10门，共880卷，另外还有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乃元代自立国至天历二年（1329）文宗时期近百年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乐等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3]《经世大典》所参用的材料有元代中央政府部门的档案公文，主要包括元朝皇帝的圣旨，枢密院、御史台、中书六部的奏章档案，以及当代人的许多著作、口头文献和前代文献。由于《经世大典》原书早已散佚，人们只能根据《元史》诸志及一些相关记载来推测它的采书情况，而这么一部皇皇大著的完成，从天历二年（1329）九月十三日下诏开始撰修之日算起，一直到至顺二年（1331）五月一日呈奉朝廷，所用时间却不到两年，它的完成，虞集“任其劳居多”[4]（P223），可以想见虞集所费的辛劳程度，实际上在大典撰修过程中虞集便已经由于用眼过度而视力急剧下降，到撰修完成时，虞集目疾已经转深，不再能自己写字了。综观《经世大典》由起修到最终完成的过程，尽管修撰的决定显得很仓促，但因为最终选择了那个时代最合适的人作为修撰总裁，不仅大幅度地提升了它自身的价值与文化品位，而且也非常有力地提升了以虞集为领袖核心的奎章阁文人以及更广大的奎章阁文人群体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高强度、高密度的政府大型撰修活动，之于参与修撰的奎章阁文人创作风格的深刻影响是难以言喻的，而以虞集为领袖的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坛影响以及这种由撰修《经世大典》而形成的文章创作风气，势必也将引动天下士子追摹风从。

　　二、《经世大典》“会要体”修撰体例与

　　奎章阁文人朴雅创作风格的形成

　　从编撰内容以及元文宗的重视态度来看，《经世大典》编撰的目的就是为不谙政事的元文宗提供直接的制度参考和政治指导，所谓能“使一代之风轨，蔼然先王之遗烈焉”，从而最终“究所长其为圣治裨益”[4]（P223），其实质是一部为切合实用的大型政书。作为元代自立国至天历二年（1329）文宗时期近百年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乐等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的大型类书，《经世大典》可谓元代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因此，对于领修《经世大典》的奎章阁学士院以及参与且作为主力修撰者的虞集、揭傒斯、欧阳玄、宋本、康里巙巙等元中晚期优秀文人来说，这种对国家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乐等具有政府性、制度性、条文性、知识性、事务性、实用性特征的内容加以编撰、整理、表述的修撰过程，也会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创作理念与实际创作，使他们不期而然地在创作风气上规范自己，自觉要求崇高正大、端方严肃、内容具体、概括准确、表述扼要、条理清晰的表述风格，概括起来就是“朴雅”。

　　《经世大典》一书，今已佚失，其内容见于《元史》各志以及《永乐大典》的一些记载。尽管这样，苏天爵所编撰的《国朝文类》中，卷四十到卷四十二收录了《经世大典》的146篇序文，由这些对《经世大典》修撰起直接指导和规范作用的序文以及相关记载还是可以测见该书修撰的要求及风格。《经世大典》一书，“其目则《周礼》之六典，其制则近代之会要，其事则今枢密院、御史台、六部总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务。而其牍藏于故府者不足，则采四方之来上者，参之祖宗之成宪、功臣之阀阅”[5]（P1249）。关于《经世大典》的撰修体例与写作风格，《元史》说它是元文宗要求大臣准唐、宋会要体例而著。《唐会要》一百卷，由宋人王溥在苏冕《会要》四十卷、崔铱《续会要》四十卷的基础上，续以唐宣宗以后的典章制度编撰而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会要体著作。就《唐会要》的著作性质来看，宋元所修的正史《艺文志》将之归入“子部”，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又将《唐会要》归入史部“政书类”，而其最早修撰者苏冕则自称“《会要》亦国史之支也”（《唐会要》卷四十二）。《唐会要》主要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变迁，的确具有史的性质。虞集在《经世大典序》中指出，全书的修撰原则也完全是按照史书的写作原则，“悉取诸有司之掌故”，对本朝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秉实具书，“上送者无不备书，遗亡者不敢擅补”[2]（26册，P66）。作为《经世大典》的总裁，虞集不仅议立篇目，而且在每门每类之前设立序录，交代立目旨意。虞集在他撰写的大量序文中表现出非常清晰明显的考史以极事理之思想。通过这样一种对元王朝自立朝之后各项典章制度演变原委的勾勒，虞集等奎章阁馆臣们期望向年轻的文宗皇帝陈述出最为详尽切实的历史经验，从而给予他执政以有效辅导。比如，虞集在《政典总序》中的叙述。虞集作为南方来朝的文士，对于元王朝以兵革起兴的历史富有高瞻远瞩的眼光，通过他的分类、统综能看出他曾努力思考过元王朝在军事上独具优势的原因，故而能巨细不遗，既注意到元王朝军事从战争策略到军队编制、武器装备、赏罚制度等大方向上的制度变革，也能关注到小细节上，如对马政、驿传、急递等一些促成元王朝建立之初军事上无往不利的事物特征的叙述。由此可以看出虞集具有史家作文的态度，博洽万方的同时，追求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在通晓沿革的基础上，叙述具有本末。由虞集留下来的文章来看，他的散文作品主要是序、记、跋、碑文、书启等，细细考量，的确体现出他作文热衷于叙述、具有源流本末的特点。

　　且由虞集的一篇序文《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来考察虞集作文喜欢叙述事物源流本末的特点。全文根据其表达意思可以大致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主体，详述与刘叔熙的交往过程；后一部分简述刘叔熙欲北游至京师。在前一部分中，虞集是通过叙述刘叔熙刊刻先人刘清之、刘敞、刘攽等人文集的过程来交代他与刘叔熙之间的交往。虞集在序中谈及刘氏兄弟父子的学问著作，其实是有意而为。就宋史修撰而言，刘氏兄弟父子是绝不容忽略缺漏的。像刘敞，他除了与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大家交游密切外，其《春秋》研究具有开新宋代学风的意义，虞集文中一再提到的他的《七经小传》，据宋人晁公武评论说：“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后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敞。’”[6]（1册卷一下，P82）宋人王应麟也认为：“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7]（中册卷八，P774）四库馆臣认为刘敞“以己意改经”，不仅变先儒淳实之风，与王安石相同，而且“开南宋臆断之弊”[8]（总目一经部卷三十三，P663）。而不论宋人还是清人如何评价，刘敞在两宋学术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忽略的。元王朝自世祖平定江南之初就试图修撰辽、金、宋三史，虽因种种因素迁延至虞集离开朝廷都尚未着手，但虞集一直密切关注此事，并以宋代世家后裔身份而注意于两宋故家文献的存留。《经世大典》的修撰，使虞集本来就相当强烈的修史意识和史料文献叙录意识得到集中强化和理念上的提升，所以他在序中不惧繁复、原原本本地叙录刘叔熙刊刻刘清之、刘敞、刘攽等人文集的情形。写作此序的至元四年（1338），辽、金、宋三史的修撰事宜再次被大臣们提到议事日程上，甚至有人提议再由虞集担任总裁官。而虞集对于修撰人才的识鉴以及撰述的理念的确有非常系统的看法，这篇文章也有所呈现。当虞集描述完与刘叔熙的交往过程之后，笔锋一转，谈及故旧史料的散佚与叙录问题，并通过肯定王应麟、虞应龙、袁桷、王士点等人的态度来表达他对朝廷三史修撰人才选拔的意见，从而顺理成章地转到给刘叔熙北游之行送别的意思上来，文章写道：戊寅春，叔熙来告别云：“将游观乎燕、赵、齐、鲁、晋、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游乎，慎勿苟然也。观夫山川之形胜，封域之离合，考古人之遗迹，风气之变通，习俗之升降，文史之遗阙，皆子家学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明敏，因以肆其问学，而资其见闻，今圣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闻令望，济济之多，讵可遗吾叔熙者乎？”[2]（26册，P191）

　　刘叔熙作为宋代故家之后，又有文献整理经验，他北游的目的就是试图借此在史馆谋得一席，而虞集前面用一千多字以故家文献刊刻情况来详述与刘叔熙交往的经过，实际也是在间接赞赏和荐举刘叔熙。整篇文章在构架上诚如赵汸所云“陶镕粹精，充极渊奥，时至而化，虽若无意于作为，而体制自成，音节自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2]（54册，P365）。在文风上也诚如虞集在《经世大典序》中所提议的那样，除尽力采摭文献之外，还“修饰润色”，“通国语于尔雅，去吏牍之繁辞”[2]（26册，P66），这篇文章在整体上的确是秉性情之正，章法规矩，力斥浮辞虚饰，始末沿革具有叙录，文辞平实严整。

　　由文献记载来看，至少《经世大典·宪典》部分是由揭傒斯主持完成的。《宪典》主要叙述法律制度的沿革，而法律制度沿革史的修撰，除了要注意到立法的严肃性、宽泛性和有针对性外，最讲究叙述的明确严整、不蔓不枝、逻辑明清、简洁赅要。揭傒斯完成《宪典》后，元文宗看了非常欣赏，赞扬说“兹非唐律乎！”[9]（P468）《经世大典》以《唐会要》为范式，则元文宗对揭傒斯的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由于修撰《经世大典》的经历以及元文宗对他的欣赏，此后揭傒斯的文风更是以朴实、峻洁、雅正为主。再摘录一段揭傒斯的文章：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然金亡四十三年，宋始随之。许公居王畿之内，一时用事，皆金遗老，得早以圣贤之学佐圣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故其用也弘。吴公僻在江南，居阽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荐，强起而用之，则年已五十余矣。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故其及也深。[9]（P454）

　　这段文字来自于揭傒斯奉敕所撰《吴澄神道碑》，整段话行文雍穆典则，又表意中肯堂皇。吴澄与许衡两人先后是元代思想哲学界的大师，论起他们的实际影响来，许衡发力于元初，当时朝中勋臣贵戚子弟多是许衡学生或再传弟子；而吴澄影响于元中晚期后，包括程钜夫、元明善、虞集、揭傒斯在内的绝大多数馆阁重臣都为其思想所披靡。由这段文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揭傒斯文章擅长简要精准地概括，不以个人是非为转移，判然而分，质明体立，绝不混淆。实际上，揭傒斯的文风与虞集朴雅的文风有着异构同质的特征，但作为《经世大典·宪典》的主笔，揭傒斯需要对人心的微毫之差做出判断，需要在渊远的法典、案例记载中，用最精准的文字为当代人心世道立下典则，所以相比较而言，揭傒斯文风的朴雅更以文势浩然凌厉、文法森严、运笔稳沉的气质而著称。《经世大典》之后，揭傒斯任辽、金、宋三史的主修和总裁官。丞相问揭傒斯修史之道何者为本，揭傒斯答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9]（P474-475）如果结合揭傒斯主修《经世大典·宪典》的背景来看揭傒斯的这段用人理念，能感觉到它们的先后依辅关系。

　　由《唐会要》一书的具体卷目来看，它虽是国史之支，却又以事为类，具有分门撰述的工具性著作特征。《经世大典》依据唐会要体例，按照天、地、春、夏、秋、冬的顺序进行编撰，全书共880卷，另有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10门，这种注重分门别类、体例分明的修撰意识，不仅在总裁官虞集所撰写的146篇序目中深有体现，在其他各门类的具体修撰中也表现突出。比如，在《经世大典》修撰过程中用力甚多的欧阳玄，他文章的朴雅风范就体现为明显的分门别类、具体考实特征。《经世大典》修撰之后，至正十一年（1351）贾鲁治理黄河取得重大成功，欧阳玄以位高年迈之躯，亲自调查走访，获取资料，最终完成《至正河防记》，全文四千余字，系统地记述了贾鲁治河的指导思想、施工方法、治理经验以及治河手段和治河的全过程。欧阳玄在文中表达写作原则，认为当初司马迁、班固等人记载河渠沟洫时，“仅载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后世任斯事者无所考则”，所以他的记载一定要通过访问总指挥贾鲁知道治理的方略，又要通过“询过客，质吏牍”来明确治理的具体细节，以使“来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这种写作理念与叙录原则的确与《经世大典》的“会要体”风格非常一致，且随引一段以辅证：

　　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异焉。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疏、濬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益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減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4]（P570-571）

　　欧阳玄对于治河的总体方略、具体做法及依据都能以赅要准确的文辞严整地叙录出来。宋濂曾对其文章有一段比较文人化的评价：

　　著其典章之懿，叙其声名之实，制其事为之变，发其性情之正，阖辟化原，推拓政本，盖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于光岳气完之时，通乎天人精微之蕴，穷乎历代盛衰之故，洞乎万物荣悴之情，核乎鬼神幽明之迹，贯乎华夷离合之由。举其大也，则极乎天地；语其小也，则入夫芒秒。而后聚其精魄，形诸篇翰，沨沨乎，泱泱乎，诚不可尚已。[4]（P916）

　　这段评价实际也是说欧阳玄的文章往往能在对事物本质源流有清楚的追溯与了解的基础上，既能概括综合事物之本质，又能描摹洞察事物之细节。倘若究核欧阳玄修撰《经世大典》的背景以及《经世大典》的撰修体例与要求的话，就不会对欧阳玄这种写作态度以及作文风格感到意外。后至元六年（1340）七月，康里巙巙奉顺帝命与翰林学士承旨腆哈删修《大元通制》。《大元通制》之书，乃“详定旧典”[1]（11册，P3304），“缵集于延祐之乙卯（1315），颁行于至治之癸未（1322）”[4]（P141），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是元王朝自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中，用于司职部门的法典大成之作。据《续文献通考》判断，康里巙巙等人重加损益的《大元通制》由于颁行于至正之时，遂改名《至正条格》[8]（629册，P739）。至正五年（1345）十一月《至正条格》修完，康里巙巙也在这一年去世。据欧阳玄《至正条格序》记载，此作“遍阅故府所藏新旧条格”，“杂议而圜听之，参酌比校，增损去存，务当其可”，共有“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五十有九”[4]（P142），再一次呈现出《经世大典》门清类别、体例分明的朴雅特点。

　　《经世大典》修撰过程中用力甚多的揭傒斯、欧阳玄、康里巙巙等人得到了极好的训练。《经世大典》完成之后，康里巙巙在顺帝至元之初主持删修《大元通制》，揭傒斯、欧阳玄成为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这些大型撰述工作的顺利完成，既缘于他们自身的学识修养，更得益于他们修撰《经世大典》的经验。后人评价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人的文风原委时，往往从其学术渊源背景上探求，就实说来，家庭的学术背景只是他们创作理念形成的基础，而《经世大典》密集式的修撰过程才是他们写作理念付诸实践并真正成熟且影响同人及天下的根本。

　　三、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晚期朴雅创作审美风气的形成

　　虞集于元统元年（1333）《经世大典》完成后不久由京师返回江西临川，虽与京师文坛还保持密切联系，但其影响主要在地方，而京师文坛是由揭傒斯等人率领的馆阁文人主盟。揭傒斯至正四年（1344）殉职馆阁，康里巙巙死于至正五年（1345），大都文坛为十三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欧阳玄以及九十年代出生的苏天爵等所主持。由于这些人的影响与作用，由《经世大典》撰修而形成的朴雅风格成为那个时代的创作审美风气和审美倾向，风靡天下。影响的发生是通过双向的互动而产生的，一方面是虞集等人通过寻求呼应来表达和彰显他们的朴雅审美倾向；另一方面，天下求进的士子通过符合虞集等人的朴雅审美倾向而获得肯定，从而推动虞集等人的审美倾向成为时代的审美风气。

　　在修撰极其紧张、元文宗急切想见成书的情况下，虞集曾向文宗提供了一份馆臣名单，以助撰修：

　　礼部尚书马祖常，多闻旧章，国子司业杨宗瑞，素有历象地理记问度数之学，可共领典；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太常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褧、通事舍人王士点，俱有见闻，可助撰录。[1]（14册，P4178-4179）

　　这一名单虽具列一干人，但只是虞集的美好愿望，他们并没有参加《经世大典》的修撰。1不过这些人与奎章阁文人还是渊源最深，从虞集举荐的理由来看，也正是从朴雅的修撰理念来看待、欣赏他们的，而从知识储备和著述风格的特点看，他们也的确符合修撰《经世大典》的要求，所以虞集才希望他们能参与进来以加快修撰速度。

　　首先被举荐的是马祖常。马祖常曾师从蜀儒张，张学问出自金华王柏，是王柏的高弟。马祖常读书好古文，非三代两汉文不读。《经世大典》修撰之际，马祖常50岁，在馆阁任职十余载，与虞集、袁桷等馆阁文人走得最近，相互影响最深，正是读书识见、创作风格臻于成熟完善之际。早在至治三年（1323），马祖常还以馆阁任职之便利与闲暇，将自己在御史台上疏的奏章编撰成《松厅事稿略》。无论是作文风格，还是实际工作经验，以及撰述经验，马祖常都非常符合《经世大典》的修撰要求。而马祖常死后，官方对他的著作评价说：“博闻强记，淹贯经史，盖由沉潜道义之既笃，扬历台阁之有年，故其著述，绰有渊源，可以追佩前哲，模范古人。”[11]（P6）这一文风评价与《经世大典》修撰所要求的朴雅风格非常一致，虞集以多闻旧章而首荐马祖常，也可见虞集对其之认可与欣赏。

　　杨宗瑞是马祖常的同年，也是延祐二年（1315）首开科举取中的进士。据《元史》载，杨宗瑞在泰定元年（1324）七月曾以翰林修撰升为礼部郎中，配金符，奉即位诏往谕安南，其时杨宗瑞奉命前往安南颁授《授时历》法，则他的确是通于历象、地理等学问的干才。现有文献中暂未找到杨宗瑞的集子，未见其太多作品，但他在馆阁之暇与虞集、马祖常、揭傒斯、欧阳玄、柳贯、许有壬、陈旅等时有唱和，而且他在至正八年（1348）以翰林国史院学士与黄溍、张起岩等任总裁官，撰修后妃、功臣列传，由现今留下来的有关元代后妃、功臣列传的记载可以依稀确定杨宗瑞文风对于虞集等人崇尚的朴雅文风的追随。

　　谢端是延祐五年（1318）的进士，与宋本同在江陵师从王奎文，俱有才名，人称谢、宋。姚燧以文自负，而读者往往不能句读，谢端一见即能指摘其用意所在，故姚燧对谢端另眼相看，并对人说：“后二十年，若谢端者，岂易得哉！”[1]（14册，P4206）谢端在才学上“于前代君臣得失，古今文章美恶，历历能道其详”，对“辽、宋、金国兴废，人物贤否”也十分精熟，而且作文“简而有法，序事核实，言无溢美”[12]（P200），正符合《经世大典》朴雅的修撰风格，是非常合适的人才，可惜未参与。

　　至于苏天爵之才学与智识，不仅是同辈中佼佼者，而且是虞集等人一手栽培所成，其为学为文“博而知要，长于纪载”[1]（14册，P4226），尤其具有朴雅风格。苏天爵一生编撰《国朝文类》70卷、《国朝名臣事略》15卷，《辽金纪年》、《松厅章疏》5卷，其《滋溪文稿》也大量记载本朝人物传记。宋濂等尤及见其风采者，在《元史》本传称其“身任一代文献之寄”，绝非溢美之词。虞集曾评价苏天爵说，“积学抱沉默，时至有攸行。抽简鲁史存，采诗商颂并”，也是盛赞苏天爵文章“由沉潜典籍、研究掌故而来”[8]（1214册，P2），十分朴雅。

　　李好文是至治元年（1321）进士。泰定四年（1327），李好文为太常博士，遂与孛术鲁翀等几个僚属主持完成《太常集礼》51卷。据李好文天历二年（1329）所作的序云，该著对架阁文牍进行采录，“搜罗比校，访残脱，究讹略，其不敢遽易者，亦皆论疏其下。事虽不能无遗，以耳目所及，顾已获其七八。越二岁书成”[2]（47册，P425）。李好文一生著有《成均志》20卷、《名臣经世辑要》4卷，又集历代帝王故事106篇，“以为太子问安余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历代授受，国祚久速，治乱兴废为书，曰《大宝录》，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恶之所当法当戒者为书，名曰《大宝龟鉴》”[1]（14册，P4218），在虞集、揭傒斯、苏天爵等著述之臣纷纷凋零之后，李好文身任太子之师，由其著述可以看出他是和苏天爵一样堪任文献之寄的著述干臣，虞集荐举他参修《经世大典》非常有道理。还有陈旅。由前面的论述可知，陈旅是马祖常、虞集、苏天爵等人都非常欣赏的才学之士，虞集甚至认为自己退下来之后陈旅可以继续他的斯文事业，可惜陈旅至正二年（1342）就去世了，比虞集早卒六年。陈旅的好友张翥在为其《安雅堂集》作序时，认为陈旅之文受虞集影响而法度加密，“故其所铺张，若揖让坛坫，色庄气肃而辞不泛也；其所援据，若检校书府，理详事核而序不紊也。其思绵丽藻拔而杼机内综也，其势飞骞盼睐而精神外溢”[2]（48册，P583）。同样是朴雅风格的表现，难怪虞集那般欣赏和提携陈旅。

　　宋褧，是宋本的弟弟，泰定元年（1324）进士。宋褧在延祐六年（1319）随宋本到京师，当时元明善、张养浩、蔡文渊、王士熙等人与兄弟二人交往之后，都非常欣赏他们，争相举荐。所以蔡文渊、王士熙当年出任大都乡贡试主考官，取宋本第一，当时宋褧也被选中，因为名额不足而罢。宋褧的学问得自兄长宋本的训诲[2]（39册，P353），比之兄长，宋褧自小敏悟，为学务博，喜欢写诗，认为作诗“造语引事，皆当出唐以前”[12]（P206），由此也可见宋褧之才华。《辽史》、《金史》、《宋史》三史修撰时，宋褧分撰《宋高宗纪》和《选举志》，书成之后，超拜翰林直学士，之后又受命兼任经筵，又以讲说明白，屡承恩赐[12]（P206），由此可见宋褧才学之平实、博奥与详赡。

　　王士点是王士熙的弟弟，东平著名文士王构之子。王构一直任官台省，“宾客门人，一时文学之选皆在”[2]（26册，P92），所以王士熙、王士点兄弟见闻异于常人，都以强记博学著名于当时。王士点并不热衷举业，却慨然有志于著述，在礼部任职时，尝撰《侍仪仪注》若干卷上呈。又曾利用职事之暇考察历代宫殿、门规、池馆、苑囿的名字编成《禁扁》5卷，虞集、欧阳玄都曾为之作序，以详赡而称之。王士点还曾与商企翁合编《秘书监志》，记载元至元到至正初秘书监的建置沿革、典章故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虞集在《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中还盛赞王士点“见书辄记，无复再览。领政事省，朝省吏牍，过目无所遗”，用撰修史书的眼光来肯定王士点乃“异材”。[2]（26册，P191）虞集在举荐名单中列入王士点，正是因为其才学识见和撰述风格方面都非常符合修撰要求。

　　《经世大典》作为国家著作大事，以上虞集所荐举的一干馆阁文臣即便没有真正参与修撰，但他们与虞集等撰述主笔来往密切，不可能不受影响，更何况他们本来就在写作风格和知识储备上极符合《经世大典》朴雅风格的要求。而以上提及的馆臣们都曾至少担任一次乡试或者会试，甚至殿试考官，揭傒斯、康里巙巙、欧阳玄等人后来又担任《至正条格》、三史修撰的总裁官，他们的审美取舍往往能决定士子的名第与黜举，而这显然也能促使天下士子追从他们欣赏认可的朴雅文风。于是，由奎章阁馆阁文人通过修撰《经世大典》这样的“会要体”大型著作而定型的朴雅创作风格，再经由馆阁文人选拔、荐举人才的影响力，最终变成一个时代追从的审美创作风气。

　　综合起来看，由撰修《经世大典》而形成的朴雅风格既是时代著作大事件所促成，同时也是各种时代因缘荟萃所致。而《经世大典》的修撰在其中既起到促成作用，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居功甚伟。这样一种朴雅、正大的创作风格和审美倾向，在以虞集为首的奎章阁文人群体活动频密、影响巨大的奎章阁时代，不仅成为馆阁文臣的风格标签，而且经由馆阁文臣的引领而为一时士子所追从，最终成为时代的创作风格与审美倾向。

　　参考文献

　　[1]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3]魏训田.元代政书《经世大典》的史料来源[J].史学史研究，2010，（1）.

　　[4]欧阳玄.欧阳玄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5]虞集.虞集全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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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王应麟.困学纪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8]纪昀等.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揭傒斯.揭傒斯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程钜夫.程钜夫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11]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