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大众传播属性与文化的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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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3-26 14:49:43  更新时间：2014-03-26 14:43:41

　　秦汉以来，在中国的文化生态中，精英文化几乎占据了全部，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这种一元的、单线的文化生态模式中，民间的、大众的文化不仅登不了大雅之堂，而且缺乏大范围传播的媒介。这一情况直至宋元才有所变化。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商业化运作使其很快成为一种大众传播的手段。诸葛蔚东在其专著《媒介与社会变迁》中写道：“15世纪中期，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由此而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出版物成为一种时兴的大众媒体，以往孤立的个人开始成为受众，信息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读书多是一种个人行为……在印刷术出现以后，同一性（uniformity）、同步性（synchro-nazation）随之成为一种全新的观念。”[1]（P11）这一论述基本上也适用于明中后期的商业出版，但须稍作修正，笔者认为印刷术只是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可能，而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出版，是商业出版使“以往孤立的个人开始成为受众”。

　　摘要：明中后期出版的商业化使其具备了大众传播的某些属性，引发了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精英文化居于绝对霸权地位的一元化、单线性的文化生态模式，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与知识的下移，使明中后期形成了“主流文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非主流文化”（以启蒙思潮为主体）和“市民文化”三足鼎立、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格局，这无论在传播史还是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一切都印证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已经蕴含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明中后期已经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关键词：商业出版,大众传播,文化下移,明代

　　引言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图书的复制是靠抄写，无法批量生产，因此，价格也比较昂贵，一般的平民百姓根本无力购买，阅读是少数有权有钱阶层的专利。唐代，印刷术发明后，书籍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但在宋朝以前，由于印刷术产生的历史还比较短，加之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商业化程度都比较低，因此，刻书业并不发达，而且主要是官刻。在这种情况下，图书的出版主要是为精英阶层服务，传播和流通的范围仍然很有限。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图书刊刻的商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很多书坊除了刊刻传统的经典著作外，开始刊刻一些生活实用类和通俗文学读物。但是，宋元时期商业出版仍然是以传统的经典著作为主，即使是生活实用类图书和通俗读物，也主要是以精英阶层为目标受众。以日用类书为例，台湾吴蕙芳博士通过考察宋元与明清日用类书的诉求对象，认为宋元时期的日用类书“偏向文人使用”，而明清时期的日用类书则是“普及四民大众共通使用”。[2]宋元时期刊刻的通俗读物也主要是为文人阶层提供消遣和娱乐，或者是作为说书人的底本。明前期，商业出版的主要受众依然是精英阶层。但无论是宋元还是明前期，虽然其主要目标读者是精英阶层，但刊刻内容的实用和通俗毕竟向大众化迈近了一步。笔者认为，宋元至明前期，商业出版开始逐渐走向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大众，但仍以精英阶层为主，属于一个过渡时期。

　　可见，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业（笔者称之为“商业出版”）蓬勃发展。商业出版使通俗文化突破时空的限制，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从而使出版业具有了某些大众传播的属性，市民文化因此而兴起。市民文化的兴起和广泛传播使两千多年来精英文化居于垄断地位的一元化、单线性的文化生态模式被打破，文化的多元化格局由此形成。本文拟对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段做一考察。

　　一、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繁荣及其作者和受众群体的变化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业出版也空前发达，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坊刻在出版业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新的受众群体开始形成，图书的品种也因此发生变化，而且更加丰富。与农民相比，市民阶层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其人际关系不是靠宗法和血缘来维系，而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只身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市民阶层更需要精神的慰藉。另外，市民阶层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因而，阅读无疑成为排遣寂寞的最好途径。虽然市民阶层对图书有着潜在的需求，但他们对图书的需求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四书五经是官僚士大夫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诗词歌赋是他们赖以消遣的精神食粮，是他们身份的符码，而这一切“雅文化”对于绝大多数市民阶层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奢侈，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化”以及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实用性图书。因此，市民阶层是一个不同于士大夫的新兴的读者群体。精明的书商及时地发现了市民阶层的需求和特点，纷纷刊刻了一大批反映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生活情趣的图书，把市民阶层对图书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从而进一步培育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的读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大众通俗读物成为绝大部分出版商的主打品种，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出版的繁荣。新兴图书受众群体的形成不仅表现在市民阶层上，而且在士大夫阶层中受众群体也开始分化。自从儒家的统治地位确立后，两千多年以来，文学就丧失了独立性，就一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在文学观念上，士大夫大都遵从“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将俗文学视为鄙野之言和淫邪之辞而加以排斥。但明中期以后，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在文学观上，很多士大夫开始为“俗文学”正名，嘉靖年间的文坛领袖李梦阳认为“真诗乃在民间”[3]（卷262，李梦阳《诗集自序》），这里的“诗”是泛指文学作品，而非狭义的诗歌；万历年间，李贽在其著作中将《西厢记》、《水浒传》等称为“古今至文”[4]（卷3，《杂述·童心说》）；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也都高度肯定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晚明时期，很多士大夫将“三言二拍”、《金瓶梅》、《绣榻野史》之类的市民小说摆到了床前案头，这意味着从士大夫中开始分化出一部分新的受众群体。这种分化无疑会拉动图书的消费，但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使一部分文人加入到通俗文学的创作中，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出版，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明中后期，作者队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明前期，由于商业出版的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是经史和诸子的著作以及名人文集，而这些很大一部分是前朝的作品，即使是当代人的作品，作者也基本上都是知名的文人学者。但是到了明中后期，在市民阶层对图书需求的拉动下，许多下层文人开始加入到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来，如邓志谟、王世茂、王焞、许以忠、陆云龙、熊大木、余象斗等就是典型代表，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其中有的是科场上屡试不中的失败者，或者是最底层的官吏，但他们都创作或编纂了大量的小说和日用类书等通俗读物。下层文人加入通俗读物的创作活动是市民文化发达和商业出版繁荣的结果，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出版的繁荣。除下层文人外，明中后期，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人也加入到通俗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来，如在戏曲的创作上，“自缙绅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为新声者，不可胜记”[5]（卷4，杂论第三十九下）；汤显祖、冯梦龙等都属于官僚士大夫阶层，但汤显祖创作了大量的戏曲作品，冯梦龙则编纂了“三言二拍”、《情史》和大量的民歌选集等，李贽、袁宏道等还热衷于通俗小说和戏曲的评点工作，书坊争相刊刻他们评点的作品。文人学士的加入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通俗文学的传播，而且消解了俗文学和雅文学的对立，有利于商业出版的持续繁荣。

　　二、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

　　大众传播和以市民为受众主体的大众文化是相统一的。根据郭庆光先生的定义，“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6]（P111）。由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受众和作者群体的变化，明中后期的商业出版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传播内容上都基本具备了大众传播的特点：书坊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先进的生产和传播技术，但是已经可以以产业化的手段批量生产、复制和传播图书；书坊所生产的绝大多数图书，其读者对象是“四民大众”；书坊生产的图书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书坊是“意义”层面上的生产商和提供商。

　　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由精英文化传播向大众传播的转变，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图书市场的竞争尚不充分时，依靠精英对图书的需求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但是随着整个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的竞争也日益加剧，传统的图书市场会达到饱和，利润越来越少，甚至难以为继。这是因为精英阶层虽然消费能力较高，但人数总量毕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须启动大众消费市场，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书坊重新对市场进行定位，选题结构因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经典读物越来越少，戏曲、小说、生活用书的比重越来越大。为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一大批反映市民阶层生存状态与审美情趣的戏曲和小说被推向市场，世俗的情感和市民的生存体验通过小说的广泛传播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晚明世情小说的大量出现就是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的产物，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的创作和畅销更是彰显了大众传播的特点，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刊刻后，成为畅销书，书商和作者联手及时推出了《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言》等也都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推出的，这是大众文化商业运作的成功典范，大众文化讲求的不是十年磨一剑的经典创作，而是时尚和新潮；大众文化追求的不是知识的含量，而是文化消费的当下性，消遣娱乐和感官的刺激；大众文化满足的是无差别的大众，因此，它又有同质化的特点。“三言二怕”完全符合这些特点。原来主要在文人之间传阅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也凭借商业的力量走向大众，其手段则是对文本加以改造，请人点评或改编，再加以注音注释，这就适应和满足了大众的消费需求。无论是历史演义类小说、神怪小说，还是公案小说，也都具有同质化和模仿性的特点，它们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向市场的。

　　在日用类书的出版上，其内容和编纂模式也都体现出了大众化的特点。明中后期日用类书不仅涉及传统知识的内容更加通俗，而且一些新的内容完全是适应娱乐和消遣的需要。明中后期绝大多数的日用类书中都有“风月门”、“笑谈门”、“酒令门”、“戏术门”、“棋谱门”、“琴学门”等，而且这类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举凡琴棋书画、吃喝嫖赌、打情骂俏乃至一般的杂耍技艺都经由出版商传播给四民大众，这在精英文化居于绝对霸权地位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如前所述，大众文化是与消费社会和大众传播紧密联系的，而消费社会从根本上是鼓励人的欲望的，因此，享乐主义和个性的张扬就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风尚。正如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所说：“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7]（P165）明中后期正是一个这样的社会，而出版商更是极力捕捉这种社会风尚，将享乐主义与纵欲思想生产和兜售给大众，明中后期的大部分世情小说，特别是艳情小说，剥除附着在上面的意识形态的说教外，实际上是一幅幅交织着欲望和情感的图画。为了取悦大众，赚取更多的利润，有些出版商还一味媚俗，于是一部部充满了赤裸裸的性描写的小说被生产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晚明小说“每叙床笫之事”，“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蝶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8]（P136）明末，书坊刊刻的这类小说很多，仅流传到现在的就有20多种。

　　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效应还表现在明末时事小说和邸报出版上。明中后期，内部宦官专权，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外部少数民族不断入侵，倭寇屡犯东南沿海。内忧外患使市民空前关注时事政治，书坊主敏锐地察觉到了市民的政治意识，及时地推出了各种时事小说。明代时事小说的兴起应当最早追溯到嘉靖年间的《英烈传》。嘉靖年间，明朝开国功臣郭英的六世孙武定侯郭勋为宣扬夸大郭英的功绩，捞取政治资本，策划组织编纂了《英烈传》，该书基本依据历史事实，杂以野史笔记和传说，在体例和叙事手法上模仿《三国演义》。《英烈传》创作完成后，郭勋又“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结果，嘉靖帝“因惜英功大赏薄，有意崇进之”，封郭勋为翊国公。[9]（P40）郭勋终于借这部时事小说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英烈传》问世后，虽然在万历以前一直没有刊刻1，只是靠抄本和讲史艺人讲说的形式流传，而且它的创作距开国已有150余年，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时事小说，但它打破了本朝历史小说创作的禁区，继《英烈传》后，一大批以本朝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在万历年间创作出来。明中后期时事小说的出版已具有新闻传播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内容的真实性。顾名思义，时事小说就是以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因此比较真实。明末的时事小说真实性更强，它的很多内容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当时的朝野见闻和邸报，有的甚至只对邸报稍作修改，以使其更通俗化，陆云龙编纂和刊刻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就是如此。作者在《凡例》中说：“是书自春狙秋历三时而始成。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爱书》、《玉镜新谈》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于绮语之戒。”[10]（凡例，P1-2）从内容上看，正如凡例中所说，大都来自“朝野之史”和邸报，基本上没有虚构。

　　第二，出版的即时性。明末时事小说的出版非常及时，刊刻时间距离重大事件结束的时间一般长的最多一年，短的则两三个月，更有甚者，不到两个月。这种编纂和刊刻速度使受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知晓了朝廷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来龙去脉。由此可见，明末的时事小说具有了新闻传播的性质。

　　正是因为时事小说具有很强的新闻性，因此在受众中广泛传播，这种传播对时事小说所依据的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有时甚至引发政治斗争或是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辽东传》的传播就是熊廷弼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说：“其（指冯铨——引者注）害经略熊廷弼者，因书坊卖《辽东传》，其四十八回内，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极耻而恨之，令妖弁蒋应晹发其事，于讲筵以此传出袖中而奏，致熊正法。”[11]（卷24）另外，李逊之的《三朝野记》和李清的《三垣笔记》也都有与《酌中志》类似的记载。1

　　明中后期，书坊除了刊刻时事小说以满足市民对时事信息的需求外，还刻印邸报。邸报本来是古代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明朝时，邸报由通政司负责传发，16世纪前后，明朝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编选一部分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这一类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它们所发行的邸报，通称“京报”。有些书商看到京报的需求量大，就开始刻印邸报，以至“刻录盛行”[12]（P1331-1332）。明末的一些京报还掺入了社会新闻，甚至是奇闻异事。台湾学者王鸿泰认为，邸报、时事小说，“这些信息形式更与当时社会发达的出版机制相配合，以至于发展成为具有相当稳定性的‘传播媒体’”[13]（P136）。这一论断和笔者对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传播功能的论述基本一致。

　　三、明中后期商业出版与文化的下移

　　在印刷术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各种复杂原因，精英阶层依然把持着文化制造和传播的权力，垄断了一切话语权。他们所制造和传播的都是一些形而上的所谓的学术，是“天理”、是“道”，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诉求全然无关，甚至要以“天理”消灭人的合理的欲求。虽然精英内部也有一些“异端”力量在为“人欲”、为民生张本，但终究逃不出精英文化构建的一套话语体系，因此，也不能在普通民众中广泛传播并为之接受；退一步讲，即使有些普通市民接受了，也依然不能形成精英话语之外的新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就只能由精英垄断，文化生态也只能是一元的、单线的。

　　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迅猛发展使文化成为商品，而商业资本具有追逐利润的天然本性，它需要不断地拓展市场，以满足其不断获取商业利润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商就把目标转向大众，由此促成了文化的下移。这种下移开始时是靠商品经济“这只无形的手”来推动的，但到后来则变成了出版商的自觉行为，这种自觉行为从书名、广告和序跋以及具体的内容及其编纂方式上都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明中后期出版的日用类书很多书名中都有“四民便览”、“士民便用”、“雅俗通用”等类似的字眼，这说明他们开始把受众定位于包括市民阶层在内的四民大众。崇祯五年（1632年）遗香堂刊刻的《三国志演义》，序中称“正欲愚夫愚妇，共晓共畅人与是非之公”[14]（序）；乐舜日在《皇明中兴圣烈传序》中则明确表示“使庸夫凡人亦能披阅而识其事”[15]（P1026）。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15]（P883）可见，当时流行的历史演义小说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

　　文化下移还表现在文学内容和题材的嬗变上。晚明的世情小说大都取材于市井生活，开始关注市民阶层的心理和情感诉求，反映市民大众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这就打破了精英文化中“诗以言志”的文学传统，“在这场嬗变中，传统文学中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正人君子纷纷从长期雄踞的文学宝座上跌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屑一顾的烟花妓女、商贾小贩、市井无赖、尼姑和尚，以及形形色色的常人、凡人、俗人。在这场嬗变中，笼罩于文学作品中的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人格理想的氤氲渐趋消散，代之以毫不掩饰的财货追求、物质享受、男女情欲的世俗气息”[16]。从图书的编纂上看，无论是日用类书，还是通俗小说，都比较注重语言的通俗性。更为重要的是，为使一般的市民阶层都能阅读，大部分图书都有很多注释和注音等，如熊大木编纂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中，卷四第三十四节有一句：“尔兄日前饮酒至酣。”对“饮酒至酣”，编者做了注释：“半醉也。”再如万历年间建阳明德堂刻的《详刑公案》卷三有一句“事系无辜不究”，编者对“辜”做了注释：“辜音孤。”此类注音注释显然旨在为粗识文字的读者最大限度地扫除阅读障碍。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明中后期商业出版促进了文化的下移，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这无论是在传播史还是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它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商业出版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一元化、单线性的文化生态模式，使明中后期形成了“主流文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非主流文化”（以启蒙思潮为主体）和“市民文化”三足鼎立、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格局。而这一切都说明明中后期的社会已经蕴含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明中后期已经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参考文献

　　[1]诸葛蔚东.媒介与社会变迁——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吴蕙芳.“日用”与“类书”的结合——从《事林广记》到《万事不求人》[J].辅仁历史学报，第十六期抽印本.

　　[3]黄宗羲.明文海[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李贽.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王骥德.曲律[M].天启五年（1625）毛以遂刻本.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