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发表沙漠里缺水也是殖民主义的罪恶

　　在20世纪世界经典作家中，反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以创作政治讽喻小说而闻名于世。《动物庄园》（1945）影响深远，让人回味无穷，有学者称之为TheMythofAnimalFarm，现代英语中甚至还出现了Orwellism（奥威尔主义）、Orwellian（奥威尔式）这样的专门词汇；而《一九八四》（1949）带给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更多思考，特别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摘要]作为反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乔治·奥威尔以创作政治讽喻小说而闻名于世。其散文《马拉喀什》也以对殖民地人民困苦生活的深刻写照而颇受好评，但基督文化出身的奥威尔在面对穆斯林文化时，未能走出自己的文化身份去解读异族文化，给自己的养病度假带来了更多焦虑与不安，也给读者留下了沙漠里缺水也是殖民主义的罪恶的印象。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马拉喀什》,文化误读,殖民主义,葬礼文化,农耕文化

　　当年缘于对前苏联极权社会主义的揭露与批判，如今让我们对极权主义的新形态和人的极尽探欲（对他人的过于好奇心理）有了新的认识，也难怪有人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自由就多一份保障。”[2]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让人们再次翻开了《一九八四》，又一次的疯狂销售似乎在告诉我们不一样的什么。

　　作为优秀的政治讽喻小说家和著名的散文家，奥威尔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罪恶的控诉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他那个时代少有的冷峻良心。但他在散文《马拉喀什》中因文化误读带给读者遗憾的事实也不可否认。生动、形象又栩栩如生的精彩场景描写，看似客观、严谨，对殖民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也充满了理性的思考和正义的呼唤，却错误地解读了现象所反映的文化，给自己增添了不少焦虑和不安的同时，也给本是为了疗养的摩洛哥之行平添了几分伤感。[3]《东方主义》的作者埃德华·W·萨伊德认为奥威尔对马拉喀什人的描述有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嫌疑，带有民族歧视特征。[4]但是作为一个为殖民主义服务的白人作家，奥威尔在《马拉喀什》一文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马拉喀什人民苦难生活的深深同情，这只能说明他是从个人信仰和英国文化背景来理解所见所闻的，[5]奥威尔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和马拉喀什文化之间的区别，始终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场上，以欧洲文化作为一个尺码来衡量摩洛哥文化，错误地将原本非殖民直接造成的土地贫瘠以及马拉喀什人穆斯林葬礼的速葬、土葬、从简薄葬等文化习俗统统归因于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压榨，似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应该生活在他所理解的欧洲文化里，似乎沙漠里缺水也是殖民主义的罪恶！

　　一、特殊的经历造就了特殊的人生认知

　　出生于“老殖民地之家”，系贵族出身，但奥威尔因为父亲的鸦片工作而迟迟才遇上一个已经落魄的法国家庭的女儿，[6]不富裕甚至拮据的日子就是奥威尔生活的开始。在奥威尔对于自己早年家庭生活的回忆中，他曾经将自己的童年生活描述成“少有的枯燥，破落，死气沉沉，缺乏温暖”。[7]

　　奥威尔在圣赛普里安预备学校的生活同样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在伊顿公学毕业之后，他放弃了继续在学业上的升造而到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地（缅甸）去担任警察，这在当时的伊顿公学里实属罕见，他的这种选择似乎与他理性、感伤又特立独行的无常性格[8]不无关系，当然，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考量也是重要因素。在缅甸当警察的生活让他看到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非人对待与无情压迫。西班牙内战险些丢掉性命的痛苦经历也让他看到了共产国际的种种谎言。[9]而在伦敦、巴黎流浪的记忆也让他对贫穷有了刻骨的体验。“奥威尔的一生，正好跨越西方文明的一个黑暗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经济大萧条、左右翼之争、西班牙内战、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它充满了狂风暴雨，人们被分裂成不同的阵营，像野兽一样互相吞噬。”[10]这也难怪奥威尔对黑暗面如此敏感，以至于在《马拉喀什》对殖民地人民艰辛生活的生动描写中，将当地人的困苦与非人生活统统归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而少了客观、理性的观察与评判，从欧洲文化的视角来评判马拉喀什文化乃是其重要原因。

　　二、葬礼文化

　　乔治·奥威尔出生在孟加拉国，他是英国人。出生后的第二年他就随母亲艾达回到了英国，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学校教育。圣塞普里安预备学校的教育在当时的英国教育体系中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学，二流的小学，其最高目标就是把学生送进诸如伊顿、哈罗这样的顶级公学，因此，它的教育也受到基督文明教育的影响。

　　传统上，基督教很重视丧葬，往往伴有隆重的葬礼，其仪式一般都在教堂举行。在基督徒看来，葬礼不是个人的事，乃是全教会的事，借以表达信仰群体对亡者的爱，并一起见证神的作为，故此全教会的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包括整个葬礼前后的安排。对基督徒来说，基督教的葬礼并非一个追悼会，而是基督徒对永生的庆祝。因此，基督教的葬礼其实是一个庆典，庄严、肃穆，虽然也有人会在葬礼中流眼泪，但这只是一种充满期盼的忧伤，内中饱含着美好的盼望和延续生命的信息。死者的墓穴深度一般在1.8米左右，坟面不隆起并且用草皮铺好。墓前一般要竖立一个木制或金属制的十字架，并竖立一块大理石或金属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死者的姓名、生卒年月，有的还镶嵌肖像及特有标志。

　　而摩洛哥主要以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为主，马拉喀什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聚居地。相对于基督教葬礼，伊斯兰教葬礼的区别性特征是速葬、土葬、从简薄葬。一位教徒归真（逝世）后，通常被迅速送往清真寺或坟场里的遗体停放处。稍后，教亲便以清水将其遗体洗涤干净，用普通质料的白布将其自顶至踵包裹妥当，然后举行葬礼。葬礼仪式一般在清真寺中举行，参加葬礼仪式的人不鞠躬、不叩首，也不献花圈或者鲜花。葬礼仪式结束之后，便立即将尸体运往墓地安葬。送葬队伍里一般没有女人，所有人都以沉默为高尚，切忌号啕大哭，否则会被认为是对“归真”的违抗。仪式简单肃穆，大多在下午举行，历时数十分钟。根据伊斯兰教殡葬仪则规定，穆斯林实行土葬，穆斯林认为，人类的亡故是归真复命的历程，是真主安拉使其脱离尘世而回归到无初。人从泥土而来，死后人的血肉之躯葬于大地，复转成泥土，是一件自然、清净的事。所以穆斯林民族都用土葬的形式，这也体现了穆斯林复命归真、视死如归的人生态度。伊斯兰教反对肆意营造、装饰坟墓。所以，我们平常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的回族坟墓都是一个个简简单单，比地面稍高的土堆，有的树立了一个简易标记，有的甚至连标记也没有。即使在今天的摩洛哥，大多数坟墓也只不过是石头和灰泥的简单堆砌而已。1938年9月，奥威尔来到法属殖民地摩洛哥疗养，目睹了马拉喀什的一场葬礼，但他没有认识到他所熟知的基督教葬礼与所在地的伊斯兰教葬礼之间迥然不同的文明差异，而是不自觉地以基督文明来解读穆斯林文明：没入殓的尸体裹着一块破布被几个朋友抬在停尸架上，后面跟着一小队男性送葬者，居然一路哀号着；到了墓地，送葬者挖了个一两英尺的浅坑，把尸体扔进去，再盖上坚硬的泥巴，没有墓碑，更没有墓志铭！他为此感到震怒，甚至怀疑马拉喀什人是否和自己一样是人。奥威尔并不知道，送葬者在送葬路上的“哀号”并不是真正的哀号，而是在唱圣歌，那是他们的葬礼习俗，墓穴不到一两英尺，那是因为当时马拉喀什正值旱季，地面坚硬，难于深挖；另一方面在他们（穆斯林）看来死亡是肉体的消失和灵魂的升华，是真主安拉把灵魂招走了，于是肉体就不再重要了，墓穴的深浅也已不再重要了。同样，送葬队伍中只有男性，只用白布裹尸，不用棺材，不用墓碑和墓志铭等，都是穆斯林葬礼中很正常的事情。[11]

　　因此，奥威尔从自己接受的欧洲文化（特别是基督教葬礼文明）的视角对在马拉喀什所见的葬礼解读为：人的尊严几乎没有，生命的意义难以找寻。然而实际上，这种葬礼仪式以及土葬、速葬、从简薄葬的方式与人的尊严是否得到尊重没有任何关联，同样也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墓穴的浅挖是因为当地地质特点与气候特点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同样也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在感伤、愤怒的特殊语境之下，奥威尔从基督教葬礼文明的视角误读了伊斯兰教葬礼文明，进而将自己所感知到的不同文明解读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所为。

　　三、农耕文化

　　马拉喀什传统农耕文化与英国现代农耕文化的冲突，加剧了奥威尔在摩洛哥疗养期间的焦虑感和对马拉喀什人的同情心。作为一个岛国的英国具有欧洲西北沿海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特征，全年气候温和，降雨量较为丰富，一般不会有干旱导致农业减产甚至无收的状况出现，郁郁葱葱的牧地和耕地是英国土地上常见的景象。1938年，奥威尔远渡摩洛哥疗养，当时英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现代农业机械设备的使用已较为普遍。

　　然而同时期的马拉喀什则完全是传统农耕的景象。自然条件恶劣：地处北非（更为准确地讲，是西北非），土地沙化严重，降水量稀少，是典型的干旱和半干旱气候特征地区，并不适合农业耕种。当然，历史因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摩洛哥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国，长期以来农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耕种习惯形成了当地典型的传统农耕文化特征，肩挑背磨、刀耕火种、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当时（20世纪30年代）的摩洛哥是法属殖民地，最好的耕地控制在殖民者手中，其余的大片田地掌握在地方封建贵族手里，所以一般平民拥有的土地极少且极度贫瘠。再加上法国殖民政府基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因此马拉喀什农业还处在较为原始的发展状态，与英国现代农耕文化相比，落差与对比显而易见。

　　但奥威尔以现代农耕文明来审视马拉喀什落后的殖民地传统农耕文明：妇女们赤手在田间拔除带刺的野草；农民采集苜蓿喂牲口时，用手将一棵棵苜蓿连根拔起，免得白白浪费掉割剩下的一两寸根茬；农民把一头牛和一头驴子套在一起拉犁；一切农活儿全靠手工完成，农民们如此辛苦劳作依然换不来一顿饱饭和一种体面的生活。在奥威尔看来，这也是因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压榨殖民地人民正是殖民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12]

　　奥威尔并没有认清马拉喀什的实际情况，即使没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种（地理）现状也未必能够改变，从一定程度上讲，这可能才是当地人极度穷困的主要原因。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类的活动，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应是马拉喀什人农耕文明的发展取向。奥威尔对现代农耕文明与殖民地传统农耕文明的误读让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罪加一等。

　　四、客观全面的文化考查有助于我们对文本的正确解读

　　奥威尔有着贵族的血脉，却过着穷困、落魄的生活：充满愤怒的童年记忆、在缅甸见到了太多的黑暗面（大英帝国的黑暗面以及缅甸本身的黑暗面）、在巴黎做洗碗工的无奈日子、在伦敦流浪的痛苦与折磨、在西班牙内战时所深刻感受到的背叛与无奈，除此之外，体弱多病的身体状况也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苦恼与矛盾。怀有一个时代冷峻良心的奇特人物，他一生辛酸困苦，一生卓尔不群，写出了20世纪最有名的两部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13]但在随笔散文《马拉喀什》中，我们读出了他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一面，却也看到了他难以摆脱与宗主国的血肉联系、难以摆脱欧洲文明优越论的影子。

　　是的，20世纪30年代的马拉喀什确实贫穷、困苦。当然，殖民主义的罪恶不可推脱，但当时摩洛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也是造成当地落后的重要原因。而在一生都不愉快的奥威尔眼里，尤其是在伦敦、巴黎流浪时对贫困的刻骨体验给了他描写眼中马拉喀什穷困生活的最鲜活语言：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在缅甸的痛苦回忆也让他不自觉地将当地的习俗和特殊地理气候条件与欧洲文明的不一致（贫穷、落后）都统统归因于殖民主义。

　　因此，只有在客观、全面的文化考查（包括作者的人生经历、思想变化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等）的基础上，抛弃文化偏见、平等对待异己文化，[14]对作者写作意图有了真实的把握，并客观审读文本之后，我们才能对作者所描写的东西不至于人云亦云，才能对文本有正确、理性的解读，进而才有可能真正赏析文本。

　　[参考文献]

　　[1]HermannBondi，J.M.Bates.金同超译.1984年：科学对社会的影响[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83（2）：55-62.

　　[2]奥威尔著，孙仲旭译.一九八四[M].北京：三联书店，2009.

　　[3][6][7][10]押沙龙著，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

　　[4]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2003.

　　[5][11]陈正伦，汤平.文化冲击视角下的乔治·奥威尔与《马拉喀什》[J].宜宾学院学报，2007（3）：16-19.

　　[8]李锋.当代西方的奥威尔研究与批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8（6）：87-91.

　　[9]董乐山译.奥威尔全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12]张汉熙.高级英语（重排版·第一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13]陈建平，李秀琴.非裔美国人的文化遗产意识——《日用家当》解读[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0（6）：56-59.

　　[14]段怀清.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奥威尔的思想遗产[J].社会科学论坛，2006（5）：2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