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洋务派的理财思想和方法

　　在我国历史上，正统的的儒家理财思想集中地体现为两条原则。一是稳定收入，反对聚敛;二是节省开支，增加库储。孔子说：“百姓不足，群孰与足?”“礼，与其奢也宁俭。”孟子说：“取于民有制。”“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荀子则更具体地主张：“轻四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又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他们提出的这种理财思想，为我国封建社会中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所信奉。这是因为那时的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以发展缓慢的农业为基础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封建国家机器本身的消耗。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农民负担的加重，财政支出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封建国家机构自身的腐化。这两者都足以给封建统治造成威胁。因此，有见识的封建政治家总是以“轻赋节用”为理财的宗旨。最好的理财方法是加强中央集权，对收入和支出都制定固定的、具体的项目和标准，用以防止违制的征收和开支。到了中国近代，清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仍然信奉这一套理论，试图把它作为解决清政府财政问题的灵丹妙药。

　　自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政府面对愈来愈严重的财政危机，顽固派坚主“节流”，反对“开源”。如曾做过两江总督的李宗羲说：“自古以来，能节用者，国未必不富;谋聚敛者，国未有不贫。盖利端一开，则上下交征，人主之侈心必生，贪吏之盗心愈炽，而所入转不敌所出。”另一个著名的顽固派刘锡鸿说，如今要充裕帑藏，“只宜节用以储财，万不可于财源设想。盖欲开财源，则必为增税加赋额之计，事事足以扰民……”

　　对于“节流”的措施，顽固派认为最根本的两条，即“抑商”与“简政”。刘锡鸿明确地讲，天下只有农桑百工才是“生财者”，而“伤财之物”中“其害之最甚者，尤莫如商贾多而仕宦众”，对他们必须抑之栽之。顽固派的这些言论，并非简单重复过去的封建理财观点，而明确地针对洋务派而发的。例如1886年翁同禾任尚书时的户部，就以招商局经营不善为突破口，利用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来抨击洋务活动和洋务派的理财思想。他说：“三代之治法，贵本而抑末，重农而贱商，自古商务，未尝议于朝廷。海上互市以来，论者乃竞言商政。……若计成本则日亏，问子母则无著，甚且称贷乞假，以补不足，犹号于众日：此吾致富之术。有是理乎?”对于洋务派在洋务活动中成立的各种局所，顽固派更是不止一次地要求裁撤，以求“节流”。在他们看来，清政府财政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一切恢复清初的旧制。例如有人为清政府划策说，应该“饬户部将现在岁支之款与乾隆以前岁支彻底清查，认真比较，……其昔无而今有者概从裁撤”。刘锡鸿瑞星杀毒软件更是明确提出：“举国初定制而修复之”。

　　显然，顽固派的这些见解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中仍不失为解决财政问题的一种可行之计，但此时已不能解决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清政府的财政问题了。

　　二、洋务派的理财思想——积极开源

　　外对上述那些顽固派的理财思想和主张，洋务派进行了反驳，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首先，洋务派批驳了顽固派在财政问题上不识时务、泥古复旧的思想。李鸿章说，西方列强之东侵，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在新的形势下，决不能再泥守旧的消极节省的理财方法，因为“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洋务开支)，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张之洞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尝闻数十年来论理财者大率皆以省啬为先，谓以备有事时用之。此省事息民之常经，闭关自守之善策，而非论于强邻环伺之时势也。”

　　其次，针对顽固派理财只应节流不可开源的观点，洋务派具体地提出了“源”定要开，“流”未必节的主张。他们首先提出军事工业事关国之“立”与“不立”，其费绝不能省。李鸿章说：“国家诸费皆可以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对于户部关于裁撤洋务局所以节约开支的命令。李鸿章也不予执行，他说各种洋务局所中“仿用西法者十之七八，尤为艺精理奥。学有者家，人难求备，不得不兼收并蓄，各取其长，另类分门，各专其责”。也就是说，这些在新形势下成立的专门机构，其职能的行使，决非过去的旧衙门所能代替，其费也绝不能省。对于民用工业的支出，洋务派认为更不能吝惜，因为它可以换取更多的收入。张之洞强调，“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学堂、工厂设立，“然后农工商之利可用开，欲阜财必先费财”。关于财政上“开源”与“节流”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苟无以开其源，则如运河之水，虽节节设闸，终有告涸之一日，而断非补苴罅漏者所能奏效”，如果“筑路则惧糜费，开矿则惧耗资，一切机器制造之经是尤惧不断，而事事阴止”，结果就会导致“开源之关健已绝，滋生之枢机已塞，一切日用之货物皆爷给于外人，而曾无术以抵制之，则岁且漏出数千万、数万万，流亦何能节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880年，李鸿章就对于户部禁止各省举借外债一事大不以为然。他主张区分经济外债和军事外债，主张借款修造铁路。他说：“顾借债以兴大利与借债以济军饷不同。盖铁路开则本息有所取偿，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矣。”

　　再者，洋务派还主张改变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给地方以财政和税收方面的自主权。张之洞提出，对于一直属于非法的各地自行收支的所谓“外销”如果属于“地方要需，关系昨害，而非例所有者，自应筹款济用，外国名曰地方税，外国视之极重，盖以地方捐款办地方之事，……势难概从删除”。他还主张财政方面“各省情形不同，办法不能一律”，“筹款之法但期有益国计，不扰民生，即不必限定何种名目”。李鸿章也曾主张“百货盐茶厘捐似未便令各省均归一律，致有窒碍”。郭嵩焘还曾专门上过一篇奏疏，论厘金征书不可搞“定法”，而要因地，“不限以科则，不拘以程式”。

　　这样，洋务派就在理财方针、方法和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不同于封建顽固派的一套主张。

　　三、洋务派理财思想的效果的意义

　　如何看待洋务派的上述理财思想和方法呢?

　　单纯从财政思想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洋务派的观点是较之顽固派进步的。一定社会中国家财政的方针和理财方法总是受到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在封建社会中，国家财政收入不论是实特还是货币，一般都不可能通过财政支出转化为在流通和生产过程中增值的资本。它只是国家手中掌握的不能增值的财富，任何一点出支，都意味着这种财富的减少;反之，国力的增强主要体现为库储的增加。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财政收支的这种特点，产生了“节用储财”的封建正统理财思想。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货币可以转化为能够增值的资本，这也就为国家财政开辟了一条税收之外的收入来源，即通过财政支出使集中于国家手中的货币财富有可能转化为资本，使之进入生产、流通领域而增值，这就是洋务派说的“欲阜财必先费财”。洋务派的这种新的理想，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的反映。及土地主将金银深深地埋藏于地下，资本家却唯恐货币滞留于手中，顽固派与洋务派理财思想的主要区别正在于此。这种区别就是封建主义理财思想与资本主义理财思想的区别。

　　顽固派与洋务派在税收问题上关于是否要有固定项目和标准的分歧也同样具有上述这种意义。顽固派要求将一切固定和统一税收项目和标准，规复清初旧制，这是封建农业经济单一性、稳定性和同一性在财政思想上的反映;而洋务派要求征税要因地制宜，“不必限定何种名目”，这则反映了我国进入近代社会后得到较快发展的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要求。因为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具有多样性、活动性和地区差别性。洋务派在税收问题上观点较之顽固派来说是进步的，这甚至在具体税收上也能表现出来。例如1890年清政府整顿“土药税”(土产鸦片税)，户部主张要像田赋一样按亩征收，而李鸿章则主张在流通中按货量征收。一个力图要把它划归为封建性的田赋，另一个则要把它变化为商品税。如果单就征收方法而论，田赋不分地之好坏、年之丰荒而划一征收，显然不如按货物量征收的商品税更合理一些。

　　尽管洋务派提出和采用了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理财思想和方法，他们却没有因此而使得自己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一种思想理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决定于它本身的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它同当时当地社会条件的结合。“橘踰淮而北为枳”，同一种思想理论在不同理财思想和方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来是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当它被洋务派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壤之后，遇到的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和腐朽的封建军阀官僚政治。结果，他们那种积极开源、量出为入、“征税不必限定名目”的思想，却成为洋务派官僚在各地横征暴敛的依据;积极开征工商业税也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叫苦不迭;向近代工矿产交通业投资以广开财源的思想，虽然一方面使中国修了几条铁路，办了几个工厂，然而另一方面却又为洋务派买办官僚军阀贪污受贿积累私财开辟了一个利薮;至于建立地方财政的思想则成了各地军阀官僚肆意攫取财权、破坏国家财政和金融统一的借口，促进了近代军阀势力的形成，其恶果直至民国期间都不能消除。有趣的是，有这些方面，前面所述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批评有不少是切中其要害的。但这并不说明顽固派比洋务派更高明、更有预见性。在我们看来，顽固派落后的封建理财思想竞能击中和预言洋务理财思想在实践中种种弊病，这恰恰说明洋务派也同顽固派一样，都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尽管他们从西方学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理财思想和方法，然而他们作为清政府大官僚而从事的财政活动，却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地难以超出封建政治的范围，因而无法摆脱封建政治固有规律的支配。

　　洋务派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理财思想，在移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后，它所起的作用竟然会同它在老家时如此不同，这不能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