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师职称论文范文参考

所属栏目：财会论文
发布时间：2014-07-03 15:20:12  更新时间：2014-07-03 15:45:11

　　随着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管理人员作为持有控制权的一方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的所有者，即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股权激励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矛盾，使公司的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一致，使其在管理公司的过程中采取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摘要：股票期权在授予和行使的过程中会随着公司利益与高管自身利益产生矛盾，主要体现在企业会计利润的提高及企业所得税的降低与高管利益和其个人所得税的降低处于对立状态。本文以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探讨了什么情况下分别对公司和高管自身有利，其高管是否对股价进行了操纵或是有意地选择时点，分析了产生的原因及提出了建议，以期为股权激励制度的完善和实施提供借鉴。

　　关键词：会计师职称论文范文,股权激励,会计利润,高管利益

　　一、引言

　　股权激励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在美国出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采用。而中国企业的股权激励起步较晚，直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自2006年 1月1日施行以来，股权激励才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股权激励的模式主要包括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虚拟股票和股票增值权等，而其中股票期权最为绝大多数公司所采用。本文对股票期权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后发现。股票期权相关问题涉及到了两个关键时点，股票期权的授予和行权。而在股票期权在授予和行权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公司利益和高管利益的矛盾。其矛盾具体表现在，授权时当前股价越低，行权价格越高，则期权成本越低，因此在每年的等待期末需要分摊的成本就越低，净利润相对提高。与此同时，高管未来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会越少，但是为获得股票所支付的金额会偏高。行权时当日股票的公允价值越低，则高管所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减少。之前所述矛盾指的是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2012年第18号公告《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于 2012年7月1日施行之前的情况。由于在该公告施行之前，地方税务机关通常采用“以现金结算的股权支付可以扣除，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不可以扣除”的原则，这导致对于企业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服务所产生的费用永远无法税前列支，而股票期权就属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而在该公告施行之后，国家税务总局明确指出：“在股权激励计划可行权后，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因此在该公告施行后，除了上述所产生的矛盾，还会导致“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越大，公司所能抵扣的企业所得额会越多，则需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会降低，但等量减少的应纳税所得额会增加到高管身上，导致高管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升高。这更加剧了企业与高管之间的矛盾。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如何平衡会计利润和高管利益可以从高管在股票期权的授予直到行权时的做法中体现出来。而对于高管是否在这期间有意地选择时点进行授权和行权，大部分文献都持着肯定态度。所有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的文献都认为企业通常会选择在股价偏低时授予高管股票期权，但如何达到目的，不同文献的观点不尽相同。 Yermack(1997)认为管理者会选择在好消息公布之前授予高管股票期权。Aboody and Kasznik(2000)则认为管理者为了在股价偏低时授予高管股票期权，会选择推后好消息并提前未来坏消息的公布，通过这种做法，最大化了高管所持有的股票期权的价值。Lie(2005)和Heron and Lie(2007)都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足以解释为何在授权日股价偏低，两者认为是管理者采取的“回溯”(backdating)的做法，才使得在授予日前异常报酬率为负，而授予日后异常报酬率为正。Heron and Lie(2007)进一步发现，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自2002年8月29日起必须在两个交易日内报告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这种异常报酬率的变化明显弱化了。但是他们发现，报告时滞(lags)越长，这种在授予日股价偏低的情况就会越明显。Heath， Huddart， and Lang(1999)认为在员工行权日前股票报酬率为正而在行权日后股票报酬率为负，在有参照点的情况下，当股票价格超过了去年行权时的最高价格时，员工的行权行为大约会翻两番。Carpenter and Remmers (2001)则发现在1991年5月前，内部人员在行权后有6个月的限售期，此时他们会利用内部信息使得行权后产生正的异常报酬率。而在1991年5月后，内部人员可以在获得股票时立即卖出，此时没有发现刻意的时机选择，仅在小企业中发现高管通过对内部信息的利用在行权后会出现负的异常报酬率。 Brooks， Chance， and Cline(2012)以在获得股票后可以立即卖出的样本为基础，得出了高管利用内部信息使得在行权后产生负的异常报酬率的结论。

　　(二)国内文献 我国对于股票期权授予的问题也有研究。肖淑芳、张晨宇(2009)认为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前经理人会通过操纵“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而在授予日后存在反转现象。肖淑芳(2009)认为经理人有目的的利用提高送转股水平方式降低行权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幻觉’提高股权激励收益”。吕长江、郑慧莲(2009)认为上市公司设计的股权激励方案既存在激励效应又存在福利效应，并且福利型的股权激励草案在其公布日窗口内的累积异常报酬率显著低于激励型方案。

　　三、案例研究

　　(一)案例介绍 青岛海尔截至2013年4月1日共实施了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具体实施情况介绍如下：(1)《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于2009年5月13日公布，后经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了修订。《激励计划》中拟授予激励对象1771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0.88 元，其有效期为五年，分四期行权。该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后发布公告定2009年10月28日为股票期权的授权日。(2)《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于2010年9月14日公布，后经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了修订。《激励计划》中拟授予激励对象1080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2.31元，其有效期为四年，分三期行权。该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后发布公告定 2011年2月9日为股票期权的授权日。(3)由于青岛海尔于2010 年6 月25 日通过了以每10股派3元(含税)的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于2010年8月6日发放，因此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10.88元调整为 10.58元。此外由于在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内有部分激励对象辞职及考核不合格，因此实际的激励人数有所减少。最后定2010年12月29 日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上市时间，实际行权数量合计为144.3万份，当日股价为26.56元。(4)由于青岛海尔于2011 年6 月29 日通过了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 元(含税)，转增10 股的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于2011年7月19日上市新增股份，于2011年7月22日发放现金红利，因此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 10.58元调整为5.24元，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22.31元调整为11.11元，未行权期权数量也进行了调整。此外由于在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内有部分激励对象辞职及考核不合格，因此实际的激励人数有所减少。最后定2011年12月2日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上市时间，实际行权数量合计为520.4万份，当日股价为8.66元。(5)由于青岛海尔于2012年5月18日通过了以每10股派1.70元现金的 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因此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5.24元调整为5.07元，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11.11元调整为 10.94元。此外由于在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内有部分激励对象辞职、去世及考核不合格，且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内有部分激励对象辞职及考核不合格，因此实际的激励人数有所减少。最后定2013年1月18日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和第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上市时间，实际行权数量分别为718.44和569.76合计1078.2万份，当日股价为14.16元。(6)由于董事会被授权对股票期权授予及行权的相关事项进行处理，而本文所指的高管应当是能够对董事会有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管理人员，但是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全部为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他们并没有如高管一般的能力来影响董事会的各项决定，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并不包括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也就是说不研究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情况。 　　(二)行权价格和上市日股价分析 要分析在股票期权的授予和行权过程中，管理人员是否操纵了股价或者有意地选择了时点，就要先辨清企业如何制定授予和行权时的相关价格。青岛海尔的股票期权激励中的行权价格和期权成本的确定都与草案或草案摘要公布日(通常为同一天)有关，而与草案修订稿的公布日有关的仅有期权成本的确定，两者都与授权日无关。授权期间所指定的行权价格通常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30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中的较高者，在必要时也可以作略微浮动，如在青岛海尔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行权价格就取了两者中较高的并上浮了0.23元。计算股票期权成本时的当前股价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因此前两者可能会相等。但是如果中国证监会要求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摘要进行修改，那么计算股票期权成本时的当前股价会重新选择，将与行权价格产生一定差异。行权日的公允价值就是行权当日的股票收盘价。由于《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以下称为《公告》)2012年7月1日施行以后会加剧企业与高管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以下部分将分为于2012年7月1日之前行权和2012年7月1日之后行权的情况讨论。

　　其中S为标的股价的现行价格，K为期权的行权价，r为无风险利率，t为期权有效期、σ为股价预计波动率、i为标的股票的股息率。B-S模型可以用来期权定价，但仅适用于到期日确定的情况，但是青岛海尔所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期都是一个时间段，类似于美式期权而非欧式期权，因此利用该模型对股票期权的成本进行计算可能会与实际成本相比偏低。此外，B-S模型原本是不包括股息率的，但是由于青岛海尔会派发股利，股利的派发会使得股票价格下降，因此青岛海尔在运用该模型时考虑了股息率的影响。在其他参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S越低，K越高，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或是成本就会越低。期权总成本将在等待期内分摊，但是对于这种成本，税法中规定在等待期内不能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因此期权成本越低，企业的利润总额或是净利润就会越高。综上所述，利于企业的做法是使标的股价的现行价格降低，期权的行权价格升高。然而利于高官的做法恰好相反。行权价格会影响到高管行权时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和个人所得税的支付。行权时应支付的金额=行权价格*可行权数量。如何支付个人所得税，财务部与国家税务总局早有规定：“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行权股票的每股市场价-员工取得该股票期权支付的每股施权价)×股票数量”。 高管实际应纳税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相关税率，如果行权价格升高x元，那么高管就将多支付(1-相关税率)*可行权数量*x元。而可行权数量一般以万为单位，行权价格的变化必将对高管的支出带来巨大影响。因此利于高管的做法是使行权价格降低。此外，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标的股价的现行价格只对企业的会计利润有影响，并不影响高管利益。其次，行权日暨新增股份上市日股价的确定。由于在《公告》施行之前，地方税务机关通常不允许对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服务所产生的费用进行税前列支，因此行权日股价的高低对企业并没有影响。但是行权日的股价会极大地影响高管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应纳税额=(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规定月份数×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规定月份数”。按照该要求，可算出已经行权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第二、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后高管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包括该计划中激励对象为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见表(1)。此外，虽然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包括两位高管，但是在第一个行权期中两位都未能行权，因此不计算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相关个人所得税。从表(1)中可以看出，高管在行权后应缴纳一笔相当大数额的个人所得税，从个人所得税角度，高管应该极其希望行权日股价越低越好。但是在行权日高管同样有权利卖出通过行使股票期权获得的股票来获取巨额报酬。而青岛海尔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的禁售期”中有如下规定：“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此外，所有的青岛海尔股票期权行权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中都指出，所有股票期权行权后产生的新增股份都是无限售条件的上市流通股份，并非限售股，而在我国，限售股要求在可流通后售出的二级市场利得部分收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也提到：“个人将行权后的境内上市公司股票再行转让而取得的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高管关于股票期权行权后所要支付的相关税费仅包括行权日股价与行权价格的差额部分。判断行权日高官的实际收益要分为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行权日高管不转让由股票期权所得的股票。此时，在行权日高管需要支出个人所得税而无其他收入，高管必然希望行权日股价越低越好。第二种情况，行权日高管转让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此时，在行权日高管的收益由资本利得减去个人所得税得到。若行权日股价升高x元，则当日资本利得增加25%*x元。个人所得税的增加与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有关，而在实际计算中发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三次行权中，所有高管每一次的超额累进税率都至少在25%及以上。事实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在全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9000元后就要适用25%的税率，可以想见，高管几乎不可能在行权后缴纳低于25%的税率。当行权日股价上升时，高管不可能产生额外的收益。所以第二种情况下高管也必然倾向于行权日的低股价。只要每年转让股份的要求定于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及以下，高管对行权日股价的倾向性就不会发生变化。综上所述，利于高管的做法是行权日的低股价。

　　(2)《公告》施行之后情况讨论。《公告》的施行前后并不涉及高管的利益，因此下面的讨论仅包括企业所得税及会计利润。第一，行权价格的确定。《公告》施行后，行权价格不仅通过期权成本影响到了企业的利润总额或是净利润，在股票期权行权日，当日股价与行权价格的差额乘以行权股数的金额可作为当年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减项进行税前扣除。从这个角度看，行权价格越低，可以抵减的金额就越多，当年的净利润就会越多，因此企业应当倾向于较低的股票价格。但是行权价格越低，在等待期内需要分摊的期权成本就越高，进而利润总额或是净利润就会越低。可以看出，行权价格降低x元，企业在行权日缴纳所得税时就能多抵扣x元，进而应交所得税减少25%*x元，净利润增加25%*x元。但从期权定价公式中可以看出，行权价格的变化对期权成本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其他参数稍有变化时就会对其影响比例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程度可能大于25%*x元也可能小于25%*x元，因此无法确定行权价格对期权成本的影响程度。正是因此这种矛盾和后者的不确定性，企业可能不会太在意行权价格的高低，这种矛盾仅仅在于企业是倾向于在等待期内减少分摊成本以提高净利润(行权价格高)，还是在行权日少交企业所得税以增加当年的净利润(行权价格低)。此外，行权价格的提高可以使企业从高管处获得更多的现金，虽然这种提高会使可抵扣的金额相应减少，但最终只需多支付25%的税费。行权价格的提高确实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现金，但是这种数量的金额对一家企业来说极少，可能只占当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的1%都不到。因此，很难说《公告》施行后企业是希望行权价格高还是低。第二，行权日暨新增股份上市日股价的确定。《公告》施行后，因行权日股价与行权价格的差额乘以行权股数的金额可作为当年的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进行税前扣除，因此很明显，行权日股价越高，企业就能少缴纳企业所得税，净利润就会越高。所以倾向于企业利益的做法是抬高行权日的股价。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关系见表(2)。可以看出，行权价格和行权日股价的高低都会导致企业与高管之间的矛盾。 　　(三)股价异常波动分析 要看高管是否并且是如何在股票期权授予和行权时对股价进行了操纵或者有意地选择了时点，就要看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公司的股价是否在这两个时间段有异于市场的波动。这种异常波动可以由累积异常报酬率来计量。累积异常报酬率为特定时间段内每日异常报酬率的累加值，而异常报酬率=该股票的实际报酬率-其预期报酬率。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某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证券的贝塔系数具有线性关系，但是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逐渐发现，单个或组合证券的实际收益率与其期望收益率相差太远，仅用贝塔系数难以解释证券的收益率。之后Fama and French于1992年提出了三因子模型，认为市场溢酬因子(Rm・Rf)、市值因子(SMB)、账面市值比因子(HML)这三个因子可以解释股票回报率的差异，并用实证的方式证明该等式能很好地解释证券的实际收益率。因此本文将以三因子模型对青岛海尔的股票回报率进行研究。相关数据由国泰安CSMAR 系列研究数据库获得。由于青岛海尔的股票期权计划自2009年开始实施，2009年及以后的数据可能会受到股票期权计划的影响，因此取自1994年1月至 2008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自变量：市场溢酬因子、市值因子、账面市值比因子;应变量：青岛海尔的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月个股回报率。运用Excel进行回归，得到等式：

　　E(R)= 0.01401899+ 0.989078006*(Rm ・Rf)+ 0.073204935* SMB+ 0.368156157* HML

　　其中Multiple R= 0.871390693，R Square= 0.759321741，Adjusted R Square= 0.75521927，Significance F= 3.41954E-54，说明拟合得较好。为了所选取的数据对证券的实际收益率有更好的拟合，在运用公式时要代入每日的市场溢酬因子=日市场回报率-日无风险利率，但是由于公式是月度化的，因此要先将每日的市场溢酬因子月度化再代入公式。此外，由于市值因子、账面市值比因子的每日波动并不会很明显，因此直接假设每月的每一天的数据都相等。这样并不会导致累积异常报酬率的明显失真，因为累积异常报酬率本身是由连续几日的异常报酬率累加所得，如果这三个参数的实际日值与本文中所使用的有差异，这种差异也会被连续几日的累加所抵消。日市场回报率取自CSMAR，无风险利率为当时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本文运用上述公式分别对草案摘要公布日及行权日前30个交易日至后30个交易日的个股预期报酬率进行计算，将该股票的实际报酬率减去其预期报酬率得到异常报酬率，再进行累加对得到的累积异常报酬率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首期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期间，累积异常报酬率并没有明显的波动趋势。在行权时累计异常报酬率的变化如图(1)、图(2)和图(3)所示。

　　(四)原因分析 行权价格和股价波动原因如下：

　　(1)《公告》施行之前。首期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行权价格都符合该情况。如表(2)所示，在此情况下，企业与高管对于行权价格的倾向性呈现一高一低的情况。正如文献回顾所言，“通常会选择在股价偏低时授予高管股票期权”，但在实际计算中并没有得到相关累积异常报酬率明显的波动趋势。可能的原因有：Heron and Lie(2007)认为：“那些在授予日一天内公布授予情况的例子中，模式完全消失了，但是当授予的公布存在时滞，这种模式就仍然存在，并且报告得越迟，其程度就会越明显”。也就是说，因为青岛海尔行权价格的公布就在制定好价格的前一天，公司的管理人员没有能力对股价进行“回溯”;如果青岛海尔的高管确实为了降低行权价格而在草案摘要公布日前公布了坏消息而在之后公布了好消息，如进行盈余管理再进行公告，或是刻意选择在好消息公布前制定行权价格，但是累积异常报酬率并没有明显波动，那么说明市场是弱型有效的;高管确实没有试图对股价进行操纵。是这种原因的可能性很低，因为高管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董事会，而董事会被授权处理股票期权的相关事宜，高管完全有可能也有权利试图操纵股价。在《公告》施行之前的股票期权行权包括首期股票期权第一和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如图(1)和图(2)所示。图(1)的趋势并不明显，但图(2)很明显地显示出前30个交易日到行权日(2011年12月2日)的累积异常收益率逐渐下降，而行权日至后30个交易日的累积异常报酬率明显呈上升趋势。如表(2)所示，《公告》施行前，企业与高管的利益并不存在矛盾，所以很自然，高管可以操纵股价使股价偏低。事实上新股上市日在《……行权有关安排的公告》(2011年11月22日)和《……上市公告》(2011年11月29日)的公布日之后，高管如果不是对股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就是对股价进行了操纵。

　　(2)《公告》施行之后。至2013年3月，青岛海尔还并未在《公告》施行之后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实际做法无从得知。正如表(2)所示，企业对行权价格的高低不置可否，而高管希望行权价格偏低，因此在未来的实际操作中，高管有很大可能试图操纵股价是行权价格降低。此外，企业与高管处于矛盾状态。由于高管自身因行权日股价的变化所受到的影响比企业大得多，笔者认为，高管会试图操纵股价使股价偏低，但是在《公告》施行之后的首期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第二期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日股价明显偏高，如图(3)所示。如果不是股价的随机波动导致如此的累积异常报酬率，那就是高管在行权之前做出了一个非常有“奉献精神”的决定。但笔者还是要指出，文献回顾中提到“关于股票期权的行权，不同的文献持有不同的观点”，这种“不同的观点”与在行权后有无限售期有关。如果无限售期，高管自然可以自由选择是行权日出售股票还是等待一段时间再售出，这时高管就有很大概率企图提升行权日的股价;如果有限售期，在行权日不能出售股票，行权期间唯一的支出就是个人所得税，那么高管自然会希望行权日股价越低越好，而青岛海尔在草案中制定的禁售期规定就类似于上文所指的禁售期，因此其公司高管应当有降低上市日股价的倾向性。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以上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在股票期权的授予和行权阶段，企业与高管的利益总是会处于矛盾之中。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利得与损失，其实根本上要看高管或是董事会成员准备如何做。董事会被授权处理股票期权的相关事宜，尽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需要由董事中的非受益人投票表决通过，但不可能完全避免受益人对董事会决议的影响，更何况董事会还能决定何时行权。而且，这种相关股价的变化对高管利益的影响比对企业大得多。青岛海尔近几年的净利润一般以十亿元为单位，而行权价格和行权日股价的变化也只能带来净利润至多百万元级的增加，低于利润计量单位，投资者对这种变化不会很敏感，而这种变化却能给高管带来至少万元级的收入差异。因此高管作为理性经纪人完全有意图且有能力操纵股价使其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二)建议 首先，目前企业对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的治理结构不合理。董事会能对股票期权的相关事宜进行决定，而高管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董事会，这就类似高管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股票期权授予期和行权期的相关价格，相关的监督仅有“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会议”和“监事会核实激励对象名单”等，因此要尽量避免高管对相关价格的操纵能力，就要扩大监督的力度，比如要求监事会成员监督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制定和股票期权行权的决议。其次，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够成熟，股价波动大且缺乏理性，因此在制定行权价格时应当对现行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30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的时间段做一定延长，如以前60-240个交易日的股票平均收盘价为基准。然后，青岛海尔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制定的禁售期很有意义，限定每年可抛售股票的比例，对防止高管在某一时间大量抛售股票使股价急剧下跌，保持上市公司股价稳定很有裨益。这对其他准备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企业很有借鉴意义。最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现行规定是：“个人将行权后的境内上市公司股票再行转让而取得的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若是在行权至转让股票阶段股价急剧下跌，那么高管就要承受一笔不小的损失，因为个人所得税已经在行权日以行权日股价与行权价格的差价形式支付了;若是股价急剧上升，那么高管就能获得一笔极大的异常收益。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极大地不确定性，更好的做法是在转让股票时再支付个人所得税，以转让股票时的股价与行权价格的差额乘以转让的股票数的金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再按个人所得税税率或是按持有时间长短以固定税率进行征收。实际上就是要开征资本利得税，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在发展阶段，征收资本利得税可能会不利于其发展，因此现阶段还是要大力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使其更成熟、更有效。

　　参考文献：

　　[1]肖淑芳、张晨宇：《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09年第4期。

　　[2]肖淑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价操纵与送转股》，《管理科学》2009年第6期。

　　[3]吕长江、郑慧莲：《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是激励还是福利?》，《管理世界》2009年第9期。

　　[4]Yermack D. Good Timing： CEO Stock Option Awards and Company News Announcement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Aboody D and Kasznik R. CEO Stock Option Awards and the Timing of Corporate Voluntary Disclosur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0.

　　[6]Lie E. On the Timing of CEO Stock Option Awards. Management Science， 2005.

　　[7]Heron R.A and Lie E. Does Backdating Explain the Stock Price Pattern around Executive Stock Option Gra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Heath C， Huddart S and Lang M.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Stock Option Exercis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