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文化论文范文赏析

所属栏目：社会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4-07-05 14:36:44  更新时间：2014-07-05 14:54:43

　　20世纪初以来的近百年间，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批判，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全面摧残，造成全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普遍的漠视与疏离，以至明显出现断层。

　　摘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是最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最关乎全局的问题。中华文化的现状如何、怎样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等问题，思想界、文化界至今并未真正形成共识。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间，较大规模的讨论集中在三次：上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本世纪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在中国文化论争中，因主张的不同而形成三种不同的派别。虽然时间过了100多年，但这三种不同认识依然各自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认知上出现变化而已，为此，应当着手进行中华文化的重构。

　　关键词：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新子学,国学,传统文化,道德教育

　　尽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间，特别是近2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倡导保护与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加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而民间的“国学热”也方兴未艾，然而，对深层次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元典理论的研究与传承，支持的力度仍显不足，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划与措施。在此基础上谈复兴中华文化，显然缺乏坚实的基础。为此，应当立即进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设。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新子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它应当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和进行中华文化重构的基础。国民教育中的道德思想教育，应当立足养成教育，突出和加大中华文化课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具有最基本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心智健全的人格修养。

　　一

　　100多年来，有关中华文化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乃至社会各方人士共同关心的话题，虽然这种讨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显现出了高潮与低谷的不同态势。

　　新世纪以来，中华文化的现状如何，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等等，再次引发争论，并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中心内容，且显然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实，这场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路以及如何走的问题。体制内外，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主张的团体与学术派别，而网络微博的出现，更使得许多无法见诸报刊的观点和主张得以为世人所知晓，从而呈现出建国6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颇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

　　我国当前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但也存在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围绕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许多学者秉持中华民族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可贵精神，大胆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以近期而言，即有方勇的《“新子学”构想》[1]、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2]、刘梦溪提出的以“敬”来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3]、秋风(姚中秋)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提出的有关礼乐文化的重建，以及众多学者就复兴儒学、传承国学和经学等问题所作的种种建议，等等。这些讨论，其目的都是希望复兴中华文化。当然，也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化虽是一个传统，但与当今全球化时代并不衔接，因此已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应当接受的是西方的制度与价值理念，等等。那么，在众多建议和主张中，要选择出最适宜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有必要就百年来中华文化讨论中的问题作一次简略的梳理，在认清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确定应当做哪些工作。

　　二

　　百年来的中华大地，用地覆天翻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社会变革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社会的巨大变革必然带来文化方面的相应重大变化，而且文化的讨论，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先声。比较大规模的讨论集中在三次：上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本世纪方兴未艾的国学热。

　　从上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曾经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是兼具民族与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这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任何贬低这一革命成果的说法都是出于无知。

　　在辛亥革命前后，围绕中西文化的讨论，其实是19世纪几次中西文化论争的继续。在辛亥革命前，改良派与革命派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都认为应当从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造，同时对民众进行启蒙，即所谓开启“民智”。

　　辛亥革命之后，争论的重点转入中国应当走什么路的问题。“五四”之所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就在于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批判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理所当然首当其冲。在反对权威的传统思想的同时，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这是从西方传入的新思想，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很快成为最时髦的口号。

　　“五四”时期及二、三十年代有关中国文化的论争，因各自主张的不同而形成三种不同的派别。

　　一是“全盘西化”派。这主要是由接受西方教育的一批学者提出的，以胡适为代表。虽然“全盘西化”的提法1929年才正式出笼，但其思想由来已久，后来胡氏以“充分世界化”来替代“全盘西化”。 [4]胡氏的观点在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

　　二是社会主义思潮派。这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受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提出中国应当走苏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 “五四”运动前已作为西方一种社会思潮被介绍到中国，但开始时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遂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各种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提出，都使这一思潮影响愈加扩大。

　　三是传统主义派。其著名人物为梁启超、梁漱溟、辜鸿铭、严复等。他们有感于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提出以东方文化进行补救，如梁漱溟，是比较早进行东西文化比较的学者，他提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复兴”(《中国文化要义》)。然而在当时强烈的反传统、反封建的社会氛围中，他们的主张并未引起太大反响。 　　自近代以来清政府不断的丧权辱国，造成积弱积贫的局面，中国人在反思历史时，将一腔怨气和仇恨发泄到传统文化上面，于是，中华文化被指为落后的根源。如认为汉字难读难写，导致落后，必须废除，代之以拼音文字;中医不科学，应当取消，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就准备正式决议取消中医议案，只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才收回成命;学校教育全面引进西方的教育体系，取消了“读经”课程，如是等等。

　　上世纪30年生的抗日战争，确实如一些学者所言，民族矛盾的上升，使“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的头等大事，到了抗战结束之后，围绕“民主”与“独裁”的声音再次响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1949年至今的60多年间，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阶段划分。在前30年间，虽然提出对传统文化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实践证明，在前30年中，对传统文化的主要倾向是批判为主，在“厚今薄古”的口号下，语文教材中的古代文学内容越来越少，代之以现代文。在“一边倒”的指导思想下，全面学苏联的体制，以“全盘苏化”替代“全盘西化”，将辛亥革命后逐步摸索建立起来的一些有益的制度，例如大学中的学术民主制度、教授治校制度等，全部推倒，甚至将学不学苏联的体制上升到政治问题。

　　在意识形态方面，批判的对象更是一个接一个，尤其1957年在知识界、文化界开展的反右和1958年的拔白旗，从事古代传统文化研究的许多著名学者首当其冲，遭受批判。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的路线之后，经历了拨乱反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开始进入正常状态。然而，避免类似的灾难在中国重演，是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诱因，应当说这是百年来第二次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只可惜这场原本十分严肃的中华文化大讨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能科学理性地深入下去。

　　近来，对于中华文化的研究，又再次引发社会的共同关注。或许它将能成为百年来的又一次讨论热潮。这一热潮产生的背景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中国梦”。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中华文化的复兴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文化不是办多少所学校，出多少本书，拍多少部电影之类的问题，它涉及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人文修养、创新能力和水平等各方面的重要因素。这些年来，人际关系的扭曲，道德伦理的失范，贫富悬殊的增大，特权阶层的形成，等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议论最多，意见最大。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必须进行中华文化的重构。

　　三

　　透过历史的空间，我们首先可以清楚地认识到，100多年来有关中华文化的讨论，均发生于国家与民族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期，探寻前路便不得不求助中华文化的研究视野。毫无疑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是最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最关乎全局的问题。

　　20世纪初期，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三派，无论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或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虽然都在“砸烂孔家店”的旗帜下共同批判传统文化，但他们的传统文化根基是相当雄厚的。他们之所以一致批判传统文化，是看到封建统治者利用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长期毒害民众、维持专制统治而发出的一种寻求思想解放的口号，固然在当时有其偏颇之处，但对于开启民智和反对数千年封建统治所造成的愚民思想，还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到晚年时又在反思中回归传统。至于维护传统一派，其实也是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祗，又深具世界眼光的一批学者，如康、梁、王国维、严复等，他们是在对中西文化作细致比较之后，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敢于提出要保护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防止发生西方文化已出现的弊端。如果我们联系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便不难理解他们的立场和动机了。

　　然而，反观20世纪80年代的那次中华文化的讨论，我们就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许多在那里跟着嚷嚷批判传统文化的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传统文化的根祗，就以《河殇》的创作者而言，假如他多少有点传统文化常识的话，断不至于大肆宣扬和美化西方的对外侵略扩张，而批判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的“讲信修睦”的主张并以此作为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准则与理念。东方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是以自先秦形成的“五服”制度为基础扩展而来的。所谓“五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指的是从京畿起，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距离京畿越远，对中央王朝承担的责任越轻。这种早期治理国家的蓝图，成为秦汉之后的2000多年间，中国处理内部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当“远人不服”时，“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不提倡轻易出兵攻打。中国历朝历代，大体上都遵从这一原则，由此而形成了东方范围广阔的中华文化圈，应当说这也是中华文化圈中所有国家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当然，如果说曾经有过例外的话，那就是日本人常提起的元朝曾派兵进攻日本。但如同鲁迅说过的，成吉思汗并不是我们的“汗”。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年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问题被提出，大批古代著作得到出版，今人的相关论著也俯拾皆是，国学屡屡出现在视频和讲坛上，这是在拨乱反正之后出现的可喜的状况，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纠正了过去对传统文化所推行的极左政策的偏颇。可是有人却由此惊呼“国学”已经热过了头。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这种看法实则只看皮毛而不看实质。中央电视台四套开设了《百家讲坛》，面对大众普及传统文化，确实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这原本是正常的现象、值得提倡的做法。可是后来有少数人借普及国学之名作秀、炒作，为自己谋取私利，便引发大家的恶感，有人因此以为“国学”已经热过了头。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今日“国学”的学习与研究，其实还停留在表面上，并未能真正深入到民众之中，尚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如何便说国学热过头?要说热也不过是一种“虚热”。现在一般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还远远低于文盲充斥的旧社会。尤其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传统文化等同封建糟粕、等同落后保守的思想的看法已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改变。加之教育方面长期缺少这方面的教学内容，造成全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普遍漠视和疏离，在此情况下，大谈“国学”已经热过了头，不知从何说起! 　　虽然时间过了100多年，但从上世纪形成的三种不同认识依然各自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认知上出现明显变化而已，因此严格说起来，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对相关问题至今并未真正形成共识，对于中华文化应当如何复兴的重大问题，并未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尽管在改革开放后的 30多年间，特别是近2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倡导保护与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加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而民间的“国学热”也方兴未艾，然而，对深层次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元典理论的研究与传承，支持的力度仍显不足，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划与措施。在此基础上谈复兴中华文化，显然缺乏坚实的基础。为此，当前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大家共同参与和总结这60 多年的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有过成功的经验。作为执政党，我们要像习近平同志所说，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要发动党内外人士畅所欲言，尤其是逆耳的忠言。《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我们难道不应有这种气度吗?遗憾的是，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尤其在思想理论研究中应当有更为宽松的气氛，禁区太多，将严重影响整个民族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与发挥。

　　四

　　2011年 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这一段话，对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与重要性是提得比较到位的。尤其是谈到“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这一点十分重要。

　　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历史特别悠久，独立发展而成，保存又十分完整。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曾经在世界文化史上作出过自己独特的贡献。它也是公元前5 世纪前后，世界文化史上“轴心时代”的几大源生地之一。而在此后的2000多年间，随着不同区域文化向外传播，中印之间、中西之间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印度的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而中国的儒、道思想乃至宋明理学思想也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之后传入欧洲，并影响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形成，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因此，在西学东渐之前，从17世纪中叶起，更有一东学西渐的过程。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今日中国的过去》中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有学者曾对这个过程进行过认真的考察，参阅张允熠《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源》。[5]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人，为何要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妄自菲薄?

　　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导致国力衰弱，对其进行批判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更进一步推论出是中华文化的缺陷而导致落后挨打的结论，其实是毫无道理的。近百年来，一轮又一轮地对传统文化的糟蹋和践踏，对于曾经哺育我们这个民族成长的中华文明毫无敬畏之心，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曾经这样的自虐过?

　　当然，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有其客观原因，“传统与现代的内部紧张，常常被扭曲成传统与现代的外部对立，于是，否定传统就常常演变成否定自己”[6]。在百年来的中西古今之争中，我们不正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吗?是的，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这有一个质的规定性，即首先它是“中华文化”，而非其他种类的文化，那么，失去传统意义的“中华文化”，它能走向何方?

　　所以，重构“中华文化”的前提，是应当真正知道所谓“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如果对此一无所知，那么谈何重构?但是，要让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广大民众所了解、所熟知，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在很多人心目中，一提传统文化，就是京剧，就是清朝的大辫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健忘的民族，虽然说得比较尖刻，但并非毫无道理。许多人似乎不知道清兵入关时曾有过残暴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知道中国的人口从明末到清初的骤降，那些惨遭杀戮的，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

　　要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无疑十分正确，而且应当将此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工程。但是，不能低估这项工作的艰难程度。在传承体系的建设中，有的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例如当前各地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问题，做起来难度并不大。而要建立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承体系，其工作就要艰难和复杂得多，因此，必须有周密的规划和完善的顶层设计。这有可借鉴的实例，如台湾1966年底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陆在这一年开展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言而喻。此时在台湾的蒋介石，提出要保护中华文化，以与大陆的“文革”分庭抗礼。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海内外的华人一致认为，台湾所保存的中华文化，比大陆要多。如果我们认真探究一下那时台湾的状况，则不难发现，当时推动这一运动的现实基础并不比今天大陆强，一方面是台湾从日本的殖民地回归不过二十年时间，在日本侵占的长达半个世纪里，日本人曾不遗余力地摧残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基础，企图以日本文化取而代之。到1966年，台湾虽然光复20年，但日本统治时期所形成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而美国当时又在台湾内部大力扶植“台独”势力，挑动种族冲突与族群分裂。

　　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注意从青少年抓起，从整理优秀古籍抓起，在学校中加强语文教育与中国史教育，使之成为对青少年进行国学知识与民族文化知识教育的普及工程，以此凝聚台湾社会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这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效果已得到全社会的公认。当然，这种从基础抓起的工作，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始能看出效果。我们应当有一种紧迫感，从现在做起，从年轻的一代做起，将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列入从小学至大学的整个过程。只有熟知传统文化，才能从中区分出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否则，弃其精华，取其糟粕来治理国家，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我们在这方面所经历的教训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