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大学学报范文中国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投入的现状

　　社会捐赠是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是捐赠人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自愿将自己所拥有的资产无偿转让给受赠方使用的行为，具有缓解收入分配的功能，因此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为“第三次分配”。[1]中国的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投入历史较短，远远不能满足国内教育需求。因此，对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投入进行现状的分析，有利于促进社会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青海大学学报投稿要求点击这里查看。

　　摘要：中国的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投入在总经费投入中所占比例很小，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投入作为高校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对其进行现状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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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投入处于探索阶段，未来仍需要发展。

　　中国的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投入太少，至今还处于起步阶段，捐赠制度不规范，捐赠体制不健全。大多数学校“重募集、轻管理”，对学校募集的资金分类不明确，管理不恰当，缺少专门的大学教育基金委托资产管理机构。再加上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社会捐赠的强制性欠缺，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导致立法滞后[2]。目前在国内100多所大学教育基金中，没有一家是主动披露财务信息的，捐赠者们不知道大学教育基金的运行状况，大大降低了公众的捐赠积极性，因此我们需要健全法律法规，宣传捐赠责任意识，规范捐赠制度。

　　二、中国社会捐赠教育基金会自筹能力差，捐赠始终不被重视。

　　中国的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投入始终没有被重视，学校的自筹资金能力没有被发掘。在中国，内地的富豪处于快速增长趋势，但对教育的捐赠却很少，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富豪也将越来越多。当年陈嘉庚巨额捐资兴办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马相伯倾家荡产创办复旦大学，李嘉诚为投资慈善事业捐资百亿，邵逸夫为内地教育事业捐赠高达24亿港元，王永庆捐资200亿新台币办学，中石化捐赠5000万兴建百所中小学，吉利捐款5000万捐资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等等，都对我们树立了榜样，我国的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潜力还很巨大，学校的筹资能力有很大提升空间。

　　我国教育基金发展模式主要有五种，一是行政管理型。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教育基金部单独设管理机构管理机构来管理教育基金，例如我国的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是典型。二是市场运作型。一般这种治理模式的教育基金设有单独的基金会来进行捐赠，这种模式与美国的基金会有很大相同之处，典型代表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育基金会。三是海外拓展型。这种模式一般捐赠对象是面向海外华人和校友，设有单独的海外捐赠基金管理机构，典型代表有上海交通大学基金会。四是委员会型。由大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下设理事会来管理高校的捐资，典型代表有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五是行业依靠型。即大学已经拥有捐资能力但还没有正式形成一种机构，只能先以高校为依托，由大学的校友会办公室或者财务处来暂时接管，目前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和济南大学属于这种典型。有单独的调查显示，我国39所重点高校中有37所成立了大学基金会，目前在国家民政部正式注册的高校教育基金会已经超过100家，其中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基金会有6家，基金会数量的不断扩大为补足教育经费带来了重要贡献。

　　三、中国大学校友捐赠力量薄弱，捐赠不平衡。

　　我国的社会捐赠力量薄弱，基金发展不平衡，在中国校友会网最新发布的《2014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捐赠排行榜中清华大学校友捐赠13.23亿元，创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最高纪录，位列中国第一;北京大学12.93亿元，屈居第二;中国人民大学7.07亿元，位列第三。可以看出，属于国家重点院校或者在国内外具有知名度的高校吸收社会捐赠资金比较容易[3]，绝大多数地方高等院校由于缺少重点高校雄厚的教育科研资源，教育基金发展缺乏先天优势，比较不容易吸引到社会捐赠。

　　我国的校友捐赠比例在各个捐赠中不高，企业捐赠占有主导力量，但细细看来，大多数这些捐赠的企业和私人都是由高校毕业的校友捐赠或者是企业高管的校友，例如截止到2011年，步步高的段永平累计向他的母校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捐赠了4.47亿元，创中国校友最大单笔捐赠记录，建坤集团的赵伟国向其母校清华大学捐赠1.31亿元，现代联合集团的章鹏飞向其母校捐赠1亿元，豪门集团董事长朱昌河也向母校德州学院承诺捐赠1个亿来建立基金会。因此校友和个人的收入水平对高校的未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汪大海,南锐.中国慈善捐赠与经济增长关系[J].中国市场,2013,(46),76-82.

　　[2] 范跃进、孙国茂.大学教育基金与现代大学制度.[J]东岳论丛,2013,1(1):105-116.

　　[3] 冯光娣.中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政策研究.[D].南开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