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大学学报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思妇原型滥觞于《诗经》，《诗经》中的思妇无不拥有对爱追求的权利与自由，她们是爱情中的主角，或因思而望或因怀而望，亦或由感而望。诗云：“雄雉于飞，上下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雄雉》)“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采葛》)在后来儒学盛行的汉代，思妇就被失意文人开始借用为情感的载体，进而被当作了失意君子的化身，寄托他们内心苦不堪言的情感，用妇人的相思而不得见来喻文人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士不遇之悲”与相思之阻异质同构。女子的外貌与情感因为君子个人独特的政治、道德、审美标准联系在一起而成为诗人表现的对象，当诗人以思妇自居时，主要强调的是自己的品德美好和青春易逝。

　　一、从“思而望者”到“凭栏倚楼”的置换

　　《诗经》中的思妇大都通过“望”来排遣内心的忧思之情。她们那种深远缠绵的相思情感渗透在“望”这一行为之中，她们望中却又“无望”，陷入深深忧思之中，对后世文人诗中的思妇形象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思妇因思而望，由此感伤离别。于是，《诗经》中“思而望者”便成为相思怀人的原型意象之一，在后世文人诗歌中源远流长，不胜枚举：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魏・曹植《七哀诗》)

　　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梁・徐陵《关山月》)

　　闺中少妇不识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唐・王昌龄《闺怨》)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唐・李白《菩萨蛮》)

　　苏溪亭上草堤堤，谁倚东风十二阑?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唐・戴叔伦《苏溪亭》)

　　南陵水面漫悠悠，风紧云轻欲变秋。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唐・杜牧《南陵水道》)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宋・晏殊《蝶恋花》)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宋・范仲淹《苏暮遮》)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正是张先所谓的“伤高怀远时，无物似情浓”[1](《一丛花令》)。《诗经》时代的女子在其怀人时，情不自禁地即兴眺望，她们尚未受空间地点的限制，还拥有一些人生自由，这是我们可以从《诗经》中的那些思妇诗里得到的信息。而自从后世有了楼阁栏杆之后，古代妇女就不可以随便走动，被围于闺阁之中，其行动范围受限于深闺亭阁，于是楼阁栏干之处便是她们留下无限美好回忆之处，同时也成为了她们期待爱人归来的固定地点。这样，“思而望者”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凭栏倚楼”所替代，同时笼罩上了一层朦胧而凄美的色彩。

　　二、“凭栏倚楼”与“时空意识”

　　中国古人善于借助于客观世界中的事象来关注时间，感受生命，“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2]。 “有已往者焉，流之源也，而谓之曰过去，不知其未尝去也。有将来者焉，流之归也，而谓之曰未来，不知其必来也。其当前而谓之现在者，为之名曰刹那，谓如断一丝之顷。不知通已往将来之在念中者，皆其现在，而非仅刹那也”[3]。孔子也有对时间的一种深刻体验，发出“逝者如斯夫”之叹。正是由于时间的这种不可逆转的一维性特质，与过去、现在、将来这三者之间的间断性联系，而成为了古人生命认识的无知根源之一。正是由于时间的流转让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时不我待的悲悯。寒暑交替、四季有别的变化让人顿觉青春易逝的恐慌，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在“凭栏倚楼”这一思妇原型身上得到艺术化的凝结。思妇看到暮春之景，产生了怨别之情、美好春光即逝，游子未归，红颜将老的惆怅由此而生，这正是无形之情因之可见，无情之景由之可想。从“凭栏倚楼”的思妇可见诗人对于时间流逝的一种感伤与无奈，这是诗人主体对于生命与时间的一种感叹，他们将个人的孤独融于其中。思妇对于青春易逝、美好容颜易老的无限悲哀忧愁之中寓含着诗人对前途、命运所感到的迷茫以及对于生命意志的执著。

　　诗人在相思闺怨诗中借用《诗》中“思而望者”原型来表现时空意识时，一般采用的是定点透视的空间排序，以抒情女主人公望远(倚楼，凭栏，当窗)所见为透视点。这样就由望远之人与望中之景相组合，由人而物，由物而人，由人而情，由室内到室外，由室外到人心(思别恨)，这样就使得抒情主人公内心的感伤形诸于每个空间方位。诗人凭借时间的穿插，连缀空间的组合，再将人物置于其中，这样即可传情达意。从哲学上讲，时间和空间是两位一体的抽象，恩格斯说：“离开时间的空间和离开空间的时间同样都是不可能存在的”[4]。思妇们所处的高楼即便是在繁华之地，但其所居的楼的高处仍是冷僻而封闭的，“楼”与高就处在同一维度之上;而楼上之望又与远也自然达到同一界面，站在这高楼之上，孤独之感油然而生，孤独易使人深思，而深思则又易使人更感人生之孤寂与悲哀，而当处高远眺之时就会使人视野广阔，这样就易将主体郁积于心的愁情释放出来。“凭栏倚楼”思妇意象不单单表现思妇盼归，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远方游子的思归之情。特别是古代封建社会那些热衷于仕途的宦游者们，奔波于异乡之地，他们的思乡念亲之情时时被世间的空旷与自己的孤寂所胶粘着，不可挣脱。思妇的孤单与寂寞同时也是诗人心中的孤独与苦闷，是诗人在仕途宦海中汲汲追求后终无所得的一种孤独、苦闷与彷徨的人生困境。这种由于空间之阻而引发的诗人对于生命与情感的哲思，通过思妇传达了出来，其中无不蕴含着诗人对现实人生缺憾的无限感伤。

　　三、小结

　　古代文人因仕途坎坷感到生命如朝露，产生愤世嫉俗之情，这是封建政治社会的产物。当文人们在个人价值难以实现、仕途陷入困顿之时，“家”也就成为了文人们诗意人生的象征，他们需要寻找一种归宿感。他们便从思妇原型那里去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抚慰，“我们需要自信：‘家’保护我们，我们也需要人际关系的强度与密度：‘家’的‘温暖’。‘家’应当意味着回归到我们所了解，我们所习惯的，我们在那里能感到安全，我们的情感关系在那里最为强烈的坚实位置”[5]。他们此时需要心灵上的安慰，需要心态上的自我调节，这就需要从对社会价值的追求转向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追求。在“传统中国诗学中，‘日常生活’常常具有双重的能指功能，一方面，在其人文目的与社会现实严重对立的时候，退而成为某种诗意人生的象征。而另一方面，在个人入世之心正强，社会乌托邦高扬的时候，却又成为某种桎梏理想消磨壮志的象征，直接意指着庸俗化的现实人生状态，乃至于被批判被扬弃”[6]，这也正是古代文人借“思妇”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内在根源所在。

　　注释：

　　[1]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页。

　　[2]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3]王夫之：《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五卷，第15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三卷，第917页。

　　[5]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6]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