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职称论文范文财税法价值论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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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10-31 13:50:50 更新时间：2014-10-31 13:54:49

　　律师职称论文期刊推荐《理论与改革》是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主办的综合性政治理论月刊。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地宣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和探讨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摘要：我国当前的财税法理论研究和财税立法表现出过强的“规则”色彩，对于财税法价值的提炼很不够。在提炼财税法价值时，应注意界分财税法的价值与财税的价值，关注其价值的多元性和历史性，体现法律的一般价值并回应现实需求。以此逐项作为标准，调节财富分配、规范公共财产、限制政府权力与保护纳税人权利是财税法比较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财税法,价值,分配,公共财产,纳税人权利

　　一、为何要提炼财税法的价值

　　无论是作为规范的法律，还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都内含着相互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关系。法律规范中。既存在大量的“技术性法律规则”，又存在为数不少的带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原则。而一般说起法学的研究方法，最核心的便是规范分析和价值分析;与之相对应，规范分析法学和价值分析法学则是法学流派中的两大“门派”。客观言之，规范和价值二者，都是法律、法学的重要组成.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单打一”，可“偏”而不可“废”。

　　在法理层面研究价值取向的法学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并发挥财税法价值所具有的实践意义，是很有好处的。价值取向的法学研究，在法学流派层面主要表现为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自然法理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处于低潮，热衷于规范分析的法律实证主义者试图将法学的探究范围严格限制在对国家制定和执行实在法进行技术分析的方面，对法律调整的目的和理想进行的研究趋于消失。随着规范和价值二者关系被重新认识，在20世纪末，出现了自然法和价值取向法理学的复兴。拉斯韦尔和麦克杜格尔认为，法律如果欲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价值的民主化和致力于创造一个自由而富裕的社会，就应当最大限度地降低技术性法律原则的作用。由此出发，应当根据民主生活的目标和重要问题来阐释关键的法律术语，法律判决则应成为“对社会进程中价值变化的突然事件的回应”，整个法律和法学都应当“对所选择的解决方案给整个社会模式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目标思考’和功能考虑”。简单说，便是一定的价值指引，能使法律生活当中的立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更契合社会生活(变化着)的实际，并对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实现法律和法学的社会担当。当然，这其中也要注意一个“度”的把握问题，若是矫枉过正。仅仅从价值出发而忽略了作为逻辑起点的规则本身，会使法律成为一张普罗透斯式的脸，无法琢磨。

　　同样是和法治社会“规则之治”的基本要义相悖。我国目前的财税法律规范和财税法学研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规则”的意味太浓厚而“价值”因素则往往处于“缺位”状态，表现形式有二：其一，财税领域的制度规范中，大量的都是杂乱的低位阶规范性文件，而且所规定内容明显缺乏核心价值的指引，从而使得政策性特征太过突出，缺乏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最基本的稳定性，常常随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相当随意：其二.财税法学研究更多停留在解释财税规范性文件的层面.而且这种“解释”多表现为文义解释，没有自觉运用一定的评价标准进行阐发，缺乏对下一步立法的指引。这两者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使得我国落后的财税立法和财税法学研究相伴相生，在恶性循环中打转。因此，加强对财税法价值的提炼和研究，无论是从提升财税法学学术品格，还是指导财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说，都大有裨益。

　　二、提炼财税法价值时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注意区分财税法的价值和财税的价值。财政、税收主要是经济领域的概念范畴，而财税法是调整财税现象的法律规范，二者有不同的价值导向。财税现象本身主要是一个“国家主导”的经济现象，而且最需要考虑的是“效率”因素;而财税法作为具有现代性的部门法之一，首重是“公平”的实现，而且在规范设计过程中，并非单纯考虑“国家”，同时也投入相当多的精力于和国家相对应的纳税人群体，以及具体的纳税人个体。

　　其次，应认识到财税法价值的多元性，在凝聚共识的前提下可以存在“各自表述”。财税法调整的财税关系本身就是具有多维度的概念体系，既有发生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通过税收、财政补助等体现出来的取予关系，又有发生在国家机关之间的财政收支划分、财政转移支付关系。即便是在纳税人内部，财税法也要发挥自己的影响，比如，通过税率设计、税收特别措施，意欲达致税收公平。这种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财税法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保护的有价值事物也是丰富多彩的，从而学者们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歧异也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对一些“核心价值”的认识，还是很需要形成一致认识的，这有利于财税法功能的实现。

　　再次，财税法的价值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价值;但是，也应当把握不同历史阶段财税法价值体系和精神内涵中的共通成分。从发展的角度看.财税法经历了一个从更侧重于保护国家财政利益，演变为注重国家财政权与纳税人财产权平衡，并进而向更强调纳税人权利保护演进的历史过程，这体现了财税法价值的“历史性”。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财税法价值，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不应隔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将其孤立起来。财税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是古已有之的，而财税法的产生则更多被认为是和财税法之“帝王原则”――税收法定主义相伴而生的，进而便联系上了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宪政之酝酿、产生与成熟，从而和控制政府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等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财税法在其产生之初，便或多或少隐含保护纳税人权利之价值追求。只是这一价值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受到强大“国家主义”的压制，隐而不彰。一旦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思潮发生变化，限制政府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价值之花便会茁壮成长。

　　最后，提炼财税法的价值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注意回应现实需求。作为部门法律规范的财税法是“法律”，而提炼财税法的价值，则属于“法学”研究的内容。财税法是 “现代法”、“高级法”，自然应该和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失衡等等，都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这其中很多问题，都和财税法联系紧密，学者们应当在研究财税法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回应社会需求;在提炼财税法价值的过程中，也应以社会需求作为重要导向。这不但不会削弱财税法学的理论基础，使之沦落为“对策法学”，反倒会提升其学术品格，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财税法价值论的内容

　　财税法作为宏观法律系统的一部分，有与其它法律部门相通之处，但另一方面，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部门法，财税法有其独有的“个性”，基本价值在财税法领域的体现也有自身的形式和特色。

　　1.调节财富分配

　　财税法乃“财富分割利器”。财税法首先是“分配法”，然后才是“调控法”，而且“调控”也是建立在“分配”的基础上，甚至其本身就是“分配”的一个维度。本质上看，财税活动先要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三大主体之间进行财富分配，而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财税法，就是对这一财富分配过程的规范，使之有规、有序、有责，用法学术语表述就是要合宪、合法、合理。在总体财富一定的情况下。先决定国家、公民以及企业各取多少，然后确定国家内部(主要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财力划分)、公民之间(初次分配中各生产要素占比，如当前热议之“劳动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在分配中的权重问题)如何划分。只有当财富在这些主体之间都已分配确定之后，才存在宏观调控的问题。否则，国家宏观调控之物质基础何来?其通过税收手段将一定财富从此纳税人处收取并以税式支出等形式转移至彼纳税人处，合法性又何在?现代财税法所强调的财税民主、财税法定，首先是强调要由纳税人选举出的代议机关决定各财税事项，而财富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怎么分、分给国家的规模有多大，怎能不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机关所决定呢?因此，财税现象首先可以界定为一种分配概念，而强调财税法治就是强调通过法治这种“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来保证所有分配环节的公平、正义。

　　在财富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财税法还要扮演宏观调控的重要角色，利用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税收补助、财政转移支付等规范化的财税行为，来缓解和改善前一阶段分配中存在的财富在不同主体之间不公平分配的现象。而这种宏观调控，本身也被人们称作“二次分配”，同样属于财富分配的范畴。

　　2.规范公共财产

　　财税法不仅是一种宏观调控、分配收入的经济手段，还能对公共财政予以有效的法律规制，从而获得了“公共财产法”的精神内核。作为公共财产法，财税法与私人财产法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区分，通过对国家公款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的监督，通过对国家能力的提升和对公众生活的关照，展现了法治思维，也实现了其特有的法治意义。

　　长久以来，我国法律传统中受到公法、私法二元对立的影响，形成了以物权法一私法和行政法―公法为核心的两大法律体系来规制公共财产的法律问题。这种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了我国公共财产权的保护。因为这种以学科发展体系化为标准的法律进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众多的死角。加之我国素有的权利意识不彰、为权利斗争的观念疲软等现实因素，对于个体的财产保护尚且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何况于位于公用领域的财产?在这方面，体系化思维所存在的痼疾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被动一面相结合，对公共财产的保护暴露出更大的困境和难度。

　　但是对于公共财产的管理，依旧是政府的职能之一。如何以法律张扬之空间来弥补前述法律体系思维遗留下的“法治飞地”，财税法在其间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罗尔斯所代表的“新契约论”认为，一个正当社会是建立在其成员同意基础之上的社会，当契约的自律性与互惠性发生冲突时，互惠性必须服从于自律性，因为自愿契约的自律性是至高无上的，自愿进入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成员，“他们所接受的责任是自我给予的”。财税法则为“自我约束与执行”的有效行为模型提供了理想实验田与既有范本。对于公共财产的规范不再单方面依仗国家的严格管控与市民社会的纯粹以利益交换为纽带的经济性契约，而在财税法领域形成了两者相互结合的较为中庸但是极为有效的混合形态。以我国主流财税法思想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学说为典型例证，其反映的就是国家―公民二元结构框架中形成的共识，债权债务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契约创立了国家一公民在公共财产管理过程中的形象与共识，契约由相互性构成，契约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的理念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在很大程度上，交换是一个奠基于利己和互惠基础上的自我强制的制度，财税法对于公共财产的规范价值也就生发于此。

　　3.限制政府权力

　　财政、税收现象本身具有鲜明的国家性，比如其中的财政收入活动，便是政府汲取收入的主要基本形式。但若要论及财税法，则主要是在规范政府财政权力的运作。需要格外强调，财税法从其刚刚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不仅仅是在“限制”政府的财政权力，同样有“保护”财政权力的意蕴。以最早孕育和产生税收法定主义的英国为例，在税法规范出现之前，国王主要从自有土地和其封臣处获得收入，而随着国王将大量的土地分封给其臣属，其自身拥有的土地数量锐减，因此维持王室运作的收入来源，主要便依靠从臣属处获取的收入。由于没有相对稳定的制度规范，国王不得不经常和其臣属就此问题进行磋商、谈判，而其臣属经常利用该问题“做文章”，争取更多的权利，不按时缴纳税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使得国王难以获取稳定的财政收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制度规范形式出现的财税法，即便对于国王来说，也不能谓其完全没有“保护”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国家早已逾越“必要的恶”的程度，政府也不再仅仅扮演“守夜人”角色，而是积极地扩张自己的职能范围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对于弱小的个体而言，政府显得太过强大，而且政府权力的运作也主要是通过政府中具体的个人来实现的，而只要是人，便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利倾向。虽然由于社会需要，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是很有必要的，但仍然应当有一种规范手段来制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这种手段应当是制度化的、常态化的，而非过去曾出现过的那种“运动式”的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方式。控制财权，便是一种较优的制约手段。

　　4.保护纳税人权利

　　法律一般价值当中的“人权”价值，在财税法中主要体现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价值导向，这在现代财税法中尤其应当得到贯彻和体现。但是，在现代财税法体系中，保护纳税人权利不仅仅应该成为一项原则，还应当成为财税法的一种价值追求，这也是财税法不断演进、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国家权力关系说、债权债务关系说和公共财产界限说是财税法理论演进的三个层次。国家权力关系说从权力来源的基础角度证成公共财产初始取得的合理性，但忽视了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规则;债权债务关系说回避权力来源争论而切入私法观念，启蒙和召唤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类同民事主体间的平等性;但就财税法本质而言，公共财产之收支，法规制定之实体与程序，无不围绕公共财产权与私人财产权的正当界限。以财产权为中心，财税法的基础属性是财产权利法，财税法的结构特征是公共财产法，财税法的核心本质是权利保护法。这里保护的“权利”主要是纳税人的财产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讲，财税法也是财产法，但这里的“财产法” 和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法”判然有别，是公私之间财产界限的法，指称的是如何保护私人的财产权利免受公权力主体侵害，易言之，是“公法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权保护法”。因此，财税法的本质当中已然蕴含保护私人权利的要求，保护纳税人权利并不是财税法的某项具体要求，而是其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

　　正因为如此，纳税人的权利并不单纯指代其在财税法具体制度中被赋予的具体权利，同样应当包括财产权、平等权、生存权等宪法上的权利@，并和具体权利一起形成纳税人权利体系。而将保护纳税人权利作为财税法的一项核心价值，则要求研究纳税人权利的实现机制，具体又包括税收征管、财税立法当中如何实现纳税人的各项权利，以及财税立宪问题。这样，无论是财税法学理论内部的融通还是现实财税法律实践的规范有序，都有望向理想状态不断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