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论文斯皮尔伯格影片中犹太情结的自我建构

　　[摘要] 作为犹太裔美籍导演，斯皮尔伯格骨子里受着犹太式的教育，但却成长崛起于好莱坞。两种理念的碰撞，注定使得他的电影作品有着独特的风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隐喻着犹太人难以诉说的情结――犹太情结。这一情结与电影纠葛在一起，更是电影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电影的升华而变幻深入。犹太人的“复国”思想，犹太人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犹太人对纳粹的仇恨等掺杂在一起，犹太情结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关键词] 导演论文投稿,斯皮尔伯格,自我建构,犹太情结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作为一名犹太人，却又成长崛起于好莱坞。如今，他俨然成为世界电影的标杆式人物。然而，一提到斯皮尔伯格，人们自然想到的是票房、电影特技、儿童般的想象。可往往观众总是忽视斯皮尔伯格纯粹的犹太人身份，也恰恰因为他的犹太血统，斯氏电影才能大放异彩，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体现在他电影中标签似的印记――犹太情结。

　　一、自我建构的“影像性”传播：苦难中的自我救赎

　　一部犹太史，横跨4 000年。犹太人在《圣经》里害死基督，十恶不赦。西方人看到的犹太人视财如命、为非作歹。二战后，犹太人千辛万苦、历经磨难赢得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无奈的是，4 000年后的今天，“犹太人”还在为这个代号付出血的代价。

　　1946年出生的斯皮尔伯格，对战争与仇恨的集体记忆有着深刻感受。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这种隐喻自然浮现：影片56分钟时，歌德开始“清理”犹太人聚居区，整个屠杀段落持续了将近20分钟，片中时间正好从早到晚。独臂犹太老人被射杀、给歌德擦浴缸的小男孩被狙杀、犹太女工程师被枪毙……犹太人的不幸遭遇比比皆是。影片尾端，当装满一火车的女犹太人脱光衣服进入标有“淋浴消毒”的房间时，她们抱头痛哭、惊恐不已，一双双恐惧的眼睛盯着头顶的喷头。这一段落的处理很有趣味性，那喷头所喷出的本应是致命的毒气，可最终落下的却是清澈的水。这样处理巧妙之处在于，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妇女们被毒死，但其实斯皮尔伯格展现的正是这一过程!为什么导演如此处理这一场景?恰恰是这种惨烈的精神冲撞使他无法接受。《辛德勒的名单》中有危机时辛德勒就会出现，他被斯皮尔伯格完美打造成“全能英雄”形象，这种“全能英雄”式的普度众生形象实则是犹太人的精神寄托，抑或是犹太人苦难中呼唤的依赖对象。作为导演，斯皮尔伯格潜在地在影片细节处理中，幻化为犹太人集体的拯救者。在《兄弟连》中，专门有一集描写美军发现集中营，那里处处可见犹太人骸骨焚灭的场景。获救的犹太人拥抱美国大兵，亲吻他们的手背。此时的美国大兵们扮演的正是施救者与控制者的角色，他们站在卡车上向犹太人分发面包，所有犹太人都必须仰视他们，一种被救者对施救者的仰视。《人工智能》中，大卫逃至树林，一辆卡车开来。随后，无数机器人“骸骨”倾倒下来，机器人残破的脑袋和七零八落的肢体给观者带来视觉冲击力。大卫被带进“机械屠场”后，人类用他们能想到的任何方法来虐杀机器人。大卫在就要被残害的一瞬间，神秘的“农夫”甩出救命的沙包，结尾处，冰冻的大卫获救于外星人之手。

　　斯皮尔伯格在处理这种残暴毒杀场面时，不自觉地合情合理地将其“雪藏”，这中处理也正是犹太情结带来的最好结局。斯皮尔伯格憎恨所有暴力，憎恨用血腥的暴力场景渲染场面，但他所做的就是真实客观展现人在暴力面前的抗争。

　　但是，犹太人是一个受难群体，被屠杀成为他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当他们面临屠杀的时候，心中就会自然地产生一个虚幻的拯救者形象，无论这个拯救者是否会真的出现，在他们心中都是存在的。

　　二、自我建构的“人文性”传播：孤独中的慈母关怀

　　犹太人被孤立，使他们饱受冷漠，面对异族的歧视，他们内心孤独无助。这种孤独，斯皮尔伯格难以幸免。在学校，小斯皮尔伯格是惟一一个犹太人，他交不到朋友，在食堂要不时提防丢过来的橡皮和硬币。因为体育项目的备受嘲笑，他几乎不再参与任何体育比赛。他的住所离学校仅仅几步之遥，自从回家途中遭受欺辱后，他不敢一个人放学回家。从小的孤独无援在其电影创作上打下深深烙印。

　　在《太阳帝国》中，吉姆与父母失散，他回到家中，偌大的房子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吃饭，独自在屋子里骑自行车，影片结尾处，吉姆在空无一人的集中营中独自骑着自行车。吉姆曾经视为朋友的美军战俘最后背叛了他，他交到的日本朋友又被射杀。此情此景，一种潜在的关系悄悄在吉姆与维克托夫人之间升腾，这种关系正是吉姆“寻母”失败，孤寂无助时的精神寄托。在《E.T.外星人》中，艾里奥特父母离异，家庭中缺失父亲形象，而母亲忙于工作，与孩子们很少交流，母爱极度缺失。在此，斯皮尔伯格设置了迷失的外星人这一形象，彼此排遣寂寞的二人相互扶持，终于使外星人找到回家的路。这一情节的处理，升华了人类超越种族、无私包容的至爱之情，揭示出犹太族裔渴望被异族友好接纳的一种梦想。大卫在《人工智能》中幻化成的冰冷的机器人，理所当然再一次被视为异类不被接纳。虽然他被制造得非常精细，可仍被视为低能儿。这也映射了犹太人的处境：聪明机敏，才能过人，但却被人排斥，得到不公待遇。

　　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收尾处，史顿问前苏联红军：“我们该去哪?”前苏联红军说：“你们千万不要去西方，那里的人恨你们。我要是你们也不去东方。”史顿又说：“我们需要一些吃的。”红军向旁边一指：“那不是有个小村庄?”这里的小村庄正是犹太人的圣地耶路撒冷。2 000多年的流亡生涯，“回家”对于犹太人是无尽的牵挂与向往。

　　斯皮尔博格电影中若隐若现的“母爱”“回家”正是犹太情结的释放。在《E.T.外星人》和《人工智能》中，多次出现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用餐的场景，在《慕尼黑》中也着重描写了一次特工们用餐的场景。这些场景说明斯皮尔伯格是一个家庭观念根深蒂固的导演，另外也可以理解为是斯皮尔伯格对“家”的一种向往。

　　三、自我建构的“景观性”传播：仇恨中的自我反思

　　在《慕尼黑》中，11名犹太人被机枪扫射的血腥场面直白展现，为其后摩萨德坚定的复仇加深注解。但是，名单上的恐怖分子并没有被斯皮尔伯格塑造为典型的恶人形象，而是研究《一千零一夜》的和蔼可亲的老学究，是拥有美丽妻子和可爱女儿的慈祥父亲，是风趣幽默彬彬有礼的绅士。在特工们消灭了一连串目标之后，电视机上报出更多以色列人在敌人的报复行动中丧生的消息。看似理所应当的复仇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更是带来血腥杀戮的是非循环。“冤冤相报何时了?”斯皮尔伯格深深认识到其中的含义，复仇无缘问题的解决，反而又是一场更深的困境。　　打开精神枷锁的钥匙哪里去找?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同一间房子，“摩萨德”特工与“巴解”成员狭路相逢。不巧的是，屋子里可供排遣寂寞的仅有一台收音机，以色列人坚持播放流行歌曲，而巴勒斯坦人只能接受宗教音乐。二者无法达成一致，直到双方都能妥协的第三个频道出现，才使二者相安无事。不过，这只是斯皮尔伯格艺术世界里的一厢情愿，现实并非如此，直到下一个夜晚双方水火不容。两个族裔之间的和平共处稍瞬即逝，相安无事对于双方仅是一个漂亮的肥皂泡， “第三频道”究竟是什么?斯皮尔伯格在《慕尼黑》中不断地自问自答，但最后依旧无解，犹太民族两千多年的问题不可能用一部电影就能轻松解决，但如果能使观影者开始思考，进行反思，就足够了。《侏罗纪公园》前两部中的报仇雪恨同样发人深思。影片中，人类为了限制恐龙活动而架起的高压电网是一种牢笼的象征，电网中的恐龙与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处境相似，一旦电网失效，“牢笼”被冲破，则复仇便开始。当然，复仇是有节制的，《侏罗纪公园》系列中，最后总会有一部分被设定为“无罪”的人逃离恐龙的杀戮。

　　《慕尼黑》中有这样一段对话。犹太人质问巴勒斯坦人，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样做，除了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你们的禽兽不如，其余什么都没有吗?巴勒斯坦人冷笑回应，是啊，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致使我们这般境地的幕后元凶，谁才是导致我们无家可归的罪魁祸首。而相对地他对“二战”中的纳粹则是百分百的否定。德军军官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被塑造成狂妄的杀人恶魔。所以，当最后歌德因为反人性罪而被吊死的时候，观众们只有鼓掌叫好的份。而同样是德军军官，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师》中的威姆・豪森菲德上尉则不同。虽然他扮演的正是《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的角色，而不同的是他最后死在俄军的战俘营中。他与歌德不同，他的死会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思考。两名同为犹太裔的导演，对德军的处理却截然相反，这可以看作犹太人对德国纳粹的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完全的否定与彻底的仇恨;另一种则是适度的谅解与宽容。

　　四、结语

　　人们在欣赏斯皮尔伯格影片时，大多被眼花缭乱的电脑特技或紧张刺激的剧情遮住了眼睛，而忽视了斯皮尔伯格影片中严肃而深沉的另一面。斯皮尔伯格作为一名拥有犹太血统的电影导演，其心灵深处错综复杂的犹太情结是不可否认的，但我们也应该了解，斯皮尔伯格毕竟出生在美国，出生在“二战”之后。因此，斯氏电影中的形象不能是所有犹太人的映射，电影中隐喻的犹太情结也只能是纷繁复杂的犹太情结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影片中情节的设置或多或少受其幼年孤寂与阴影创伤的影响，故而存在斯皮尔伯格犹太情结的个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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