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发表浅析中国式腐败困境及治理

　　行政管理论文发表期刊推荐《群言》自创刊之日起，从整体内容到相关栏目设置无不体现出知识分子“群言堂”的特色，无不恪守“发刊词”中“要讲真话、实话，反对讲空话、大话、假话” 的承诺。19年来，《群言》紧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纵深发展的脚步，以其独有的风格，在期刊如林的出版界已占有了一席之地。
　　摘要：中国腐败的根源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根源融合了传统文化因素和当今的经济因素，周遭的牟利诱惑无孔不入金钱意识横流，政治权力拥有者仍要恪守 “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道德理想，这种主流文化的矛盾和混乱可能是当前中国官员遭遇的角色困境，是导致中国式腐败泛滥的深层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以 “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指出官员具有自利性特征，这为我们分析中国官员遇到的角色困境提供了思路，它推翻了传统文化对官员必须一心为公的理想化面纱，提示我们要正视官员的经济人性质，并启示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遏制官员自利性的膨胀。

　　关键词：行政管理论文发表,中国式腐败,困境,公共选择理论,制度设计

　　一、解读中国式腐败

　　腐败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现象，在中国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光是今年通过媒体曝光的贪腐案就已令人眼花缭乱，一批省部级官员纷纷落马，这些官员个人的贪污款项甚至达到数亿元，这足以令国内外咋舌，但是这样的大贪官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王立军、刘铁男等人绝对不是在单独“战斗”。据胡鞍钢先生研究，“目前中国腐败事件被揭露的概率不足10%，受到刑事处罚的概率不足1%，中国现阶段的隐性腐败更多更可怕。”[1]腐败这只“看不见的手像毒蛇一样缠住了中国深化改革的步伐，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效率的大漏斗，成为我国政治稳定的大敌。

　　中国腐败究竟有多严重?透明国际发布的廉洁指数(CPI)具有很高权威性，在其发布的2012年报告中，中国排名第80位。为什么中国现阶段有这么多官员热衷腐败，为什么我国贪官污吏如此之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中国式的腐败现状?中国式腐败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特的根源，以下几点中国社会的“特色”国情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了中国式腐败。

　　1.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营造了腐败的氛围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曾提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以此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2]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关系、讲人情的社会，逢年过节每家每户都会给自家的“关系户”送点礼，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种教育，很难把送礼与腐败画等号。学者詹姆斯・司各特认为，东方人送礼的习惯“深深根植于社会联络和地位差异的精密网络中，就行为本身而言，这并不能视为腐败，但随着西方制度形式的引入使得传统的礼物交换变成腐败。”[3]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人情关系亦在日益复杂化，在当代的中国，人情意味着利益交换，互惠互利是人情关系生存的基础。然而当这种日常的人情往来深入到政治市场之中，被带有不法之心的投机者利用就容易形成腐败。这种人情文化模糊了腐败与非腐败的界限，甚至造成了中国“全民腐败”的一种趋向。因此，中国这种“特色”的人情社会文化成为腐败现象的滋生的土壤。

　　2.历史遗留下的权力物质交换观为腐败发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产生过灿烂的华夏文明，强大的帝国证明了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利得以无偿取得民众的贡献，拥有权力的人才能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拥以及、荣誉、地位和他人的臣服，于是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4]。时至今日，无数的人还是梦想走上仕途，这就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思维，即“权力可以转换为物质”。现代政府建立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之上，即人民通过契约的形式授权政府来行使权力，人民才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官员只是作为公仆代为行使，但是这种委托代理理论在我国的接受程度远不如千百年来中国式的权力观根深蒂固，部分公职人员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他们把权力当作资本，导致腐败行为频发。这种权力至上的交换观成为腐败行为的内在动因。

　　3.市场化改革成为腐败泛滥的驱动因素

　　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内的腐败程度相对较低，在公有制的体制之下当时私人的市场行为是不允许存在的。但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也义无反顾地一头栽进了资本的深渊，私人领域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催化着私人领域迅速发展。“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财富落差，成为腐败问题严重化的主要诱因。”[5]掌握权力的官员不可避免地与商贾名流接触，各色诱惑无孔不入，当公职人员面对自己做出的贡献与获得的报酬严重不相匹配时，就容易产生失衡心理。王岐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反腐的中纪委书记，而他一个月的薪水可能仅相当于富人一餐的花费。因此，公职人员在工作与生活的角色变换之中这种失衡心理就会表现为对资源和财富的渴望，缺乏道德约束的权力者除了想尽办法获取利益外，对公平正义逐渐丧失兴趣，导致他们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非法利益。

　　可以说，中国腐败的根源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根源融合了传统文化因素和当今的经济因素。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政府的根本宗旨，2500多年前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要求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恪守人人为公的行为准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我国文化要求“百姓父母”官的道德标准，承担着民众的道德期许，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道德理想，承担着民众的道德期许。与此相对，儒家经典也推崇安定有序富足的家庭社会理想，即“小康”，让所有人包括官员的私欲和利益都能适得其所，因为官员也有安身立命的需求。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周遭的牟利诱惑无孔不入，政治权力者却仍要恪守无私奉献的道德理想，这种矛盾可能是当前中国遭遇的最大困境，是导致中国式腐败泛滥的深层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这为我们分析中国官员遇到的角色困境提供了思路。　　二、官员腐败行为的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

　　正如布坎南所言“由于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政府职能也是由人去完成的，因此，组成政府的这些人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性质，以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为个人准则。” [6]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人在进行政治活动时，跟在市场中的行为一样，都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公共选择理论通过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官僚行为，即官员的自利性是如何导致腐败行为的，所以这对于我国正视官员的行为属性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政府行为的“经济人特征”

　　千百年来，我国对于从政者的道德要求是一心为公，预设官员性本善，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一崇高的道德标准在当今社会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民间戏说政府从 “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而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人是理性的、自私的，在面临各种选择时总是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官员也是经济人，在面临各种选择时，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就内容而言，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认为人都是自利的，总是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次，经济人的本性不会发生改变，即在经济市场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就变成利他主义的，自觉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在市场中是一个经理到了政府部门变成部长人性就会发生改变。”[7]第三，市场原则完全适用于政治活动，“国际制度就是市场制度，政府就是企业，官员就是商人，选民就是消费者，选举制度就是交换制度，选票就是货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就是消费品。”[8]

　　公共选择理论虽然产生于西方国家，但是它对经济人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品性分析在我国官员的身上是有体现的。诚然，拥有纯洁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在现实当中是存在的，这说明公共选择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经纪人假设只能解释80%人的行为，剩下的20%则不能，需要道德、习俗、文化等因素来解释。但是它帮助我们理性看待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的行为具有启示作用，它打破传统文化上对官员必须一心为公的理想，提示我们要正视官员的经济人性质。

　　2.官员政治行为的成本―收益理性计算

　　正因为公职人员带有经济人自利性的特征，为达到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权力物质交换通常成为了实现官员个人利益的最佳方式。利用其官员身份以及所拥有的权力变相的谋取私利，这种公共权力转化为私人权力的过程就是腐败行为。

　　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讲，腐败的过程是一个成本核算最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就腐败成本而言，主要包括三项：一是心理负担，官员要承受实施腐败行为所带来的焦虑与担惊受怕等心理代价;二是机会成本，即做出腐败行为时面临失去必得利益的风险;三是惩罚代价，腐败一旦被查出将会遭到严重惩罚。一般来讲，心理代价会随腐败次数的增加而呈现递减的趋向;而机会代价有上限，一旦诱惑很大，官员会选择铤而走险;惩罚代价由惩罚度和查处率决定，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查处偏低的现状大大增加了贪腐行为的可能性。综合以上三种代价的特点可知，腐败总代价是偏低的，官员的自利本性促使他通过“计算”，诱发腐败行为。

　　三、公共选择理论对于中国反腐治理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说运用到了政治场域中，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官员一心为公的理想，触及了官僚关注自身利益的本质，这与分析我国腐败产生的根源找到了一种契合点，公共选择理论启示我们：

　　1.正视官员的自利性，承认官员合法谋利的取向

　　中国主流文化下，官员一方面要恪守一心为公另一方面又推崇追求安定有序富足的家庭社会理想的这种角色困境在中国是永远无解的。因此，在反腐上，首先不应该预设官员“性本善”去避免其追求自我利益，而是应该承认其有经济人逐利本性，因为问题不在利益本身，而在于获取的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毫无疑问，我们的政府是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的，因此必须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对于官员个体来讲，他不是没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的，作为一个社会人，官员同样有着追求美好生活、更高水平生活的权力，千百年来，我们用无私奉献的道德要求“绑架”了官员可能会促成官员的逆反心理。

　　其次，否认道德软约束在反腐中的巨大作用。公共选择理论关于经济人本性的分析并不否定思想道德教化的作用，成功的思想教育能够对当事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双管齐下，以制度防腐遏制大规模腐败。

　　2.通过制度设计来遏制官员自利性的膨胀

　　邓小平说过“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干坏事，不好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也说过“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的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的制度，得出好的结果”。西方国家政治学里，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假定“官员若无监督，必定变成无赖”。这就启示我们要想从源头遏制腐败必须依靠制度设计，我国反腐制度存在的大漏洞使得一部分官员追求利益最大化得本性无限膨胀，导致腐败行为的大量发生。

　　关于制度反腐，当前已俨然成为我们反腐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专家学者们已经给出了许多的意见，比如从监督机制上不仅要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还必须添加来自下层的与来自横向的监督。此外，还要完善立法、增加腐败成本、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务公开、引入竞争机制等等。总之，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启示我们要正视官员的自利性，因此建立完善的制度环境，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怀有强烈腐败动机的人也难也得逞。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15.

　　[3]林酆.权力腐败的根源及根源性的反腐败[J].中国法学，1995(4).

　　[4]袁飞飞.朱强，熟人社会与官场“隐权力”[J].领导科学，20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