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论文网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对西南疆域观念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土归流自明代出现持续到清代，雍正时期达到顶峰。这种大规模地改变地方政治体制的措施并非偶然，而是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多方考量得出的结果。学界有观点认为，之所以雍正时期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有防止西南地区势力倒戈，呼应漠西卫拉特蒙古南下，巩固内陆边疆的统治需要。由此可见，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与雍正时期清代所处的政治环境、统治者疆域观念增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清代严峻的边防形势

　　清代自建立以来，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边防危机，尤以西南地区为甚。西南云贵川地区，长期以来多民族混杂，虽然早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但大多为羁縻统治，一旦中央王朝的支配力有所减弱，地方势力势必会割据叛乱。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便成为了这种动荡因素的根源，桀骜不驯的土司首领也成为中央王朝的忧患因素。至雍正年间，西南地区局势愈加复杂严峻，土司依仗自身实力抗击清军、违抗朝命的的记载不绝于史，“土司虽依例输粮，其实占据私享者不止数倍。”这种土司制度明显的带有了地方割据性质，土司们世代拥有其民其兵，执掌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甚至设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俨然一个独立的封建小朝廷。这些土司往往拥兵自重，并以此为资本邀功请赏，强暴肆虐、专事劫杀。这种土司制度本身的割据性和封闭性极大限制了西南地方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土司制度已严重威胁到了清政府对西南地区边疆支配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充分考虑到边疆危机及国家安全的因素后，大规模的、较为彻底的改土归流政策便应运而生。

　　二、清代疆域观念的增强

　　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都存在边患困扰，这种状况到清代未曾有过改变。自元以来，西南地区长期由土司控制，处于羁縻统治的状态，即名义上接受中央王朝册封，实际上却互不统属、各自为政。这种制度在初期和中期曾对社会发展，尤其是西南地区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南边疆安全不断受到威胁，这种制度的腐朽性便日益凸显出来，最终成为了社会发展和西南边疆安全的阻碍。为了结束这种松散的管理模式，加强对西南地区疆域的经营，改土归流实际上已成为必然趋势。清代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开始于雍正时期，西南地区的疆域被明确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如贵州边界的生苗区、云贵川广各大土司、桑植土司、琼州府属生黎、盐营所属木里、湖广忠峒等十五土司。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继续有不少土司并入中央“版图”，如四川雷波卫番民、大小金川等。与之前的羁縻统治不同，清廷这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被当时朝野一致认为是中央王朝“版图”的再次扩张，可见当时统治者已有一定的疆域观念。

　　三、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一些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是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历史状况的情况下设立的。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央王朝设立土司制度不过是一种相对的权宜之计，最终目的是待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下来之后，创造条件实施改土归流策略，最终彻底废除土司制度。随着西南边疆问题日益凸显，土司制度越发不能适应中央王朝及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便应运而生。1726年，鄂尔泰担任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后，向清廷提出完全、全面的改土归流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活动。针对其中不同的情况，清廷采取了以下三种主要方式：

　　1.武力强制改流。清廷认为世代拥有土地、武装的土司，要他们“去封号、缴兵器、纳土称臣、解甲归田，受命改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故“鄂尔泰受命之日，即移兵攻贵州之长寨，终于古州，前后用兵凡五六载。”此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清政府也采取先易后难策略，针对边远地区与内地的区别、奉法与不法的区别，逐步展开。首先，针对东川、镇雄、乌蒙等3处用兵，改置乌蒙、镇雄、东川等3处流官。之后，对云南威远、茶山、孟养等处出兵，将这些地区设置流官统治。两次成功的改土归流之后，鄂尔泰出兵贵州广顺州长寨，此为贵州、云南交界一带最强大的土司势力。鄂尔泰用兵3年，前后设置流官地区1298寨、5978户、男妇35982口，地方600公里。1727年，鄂尔泰出兵谬冲，此为湖北、贵州交界处最强大的花苗，清军攻下后，将其地分别划分于贵州黎平府及广西怀远县管辖。自1728年至1730年，随着势力较大的土司势力被各个击溃，贵州丹江、清水江、八万古州等地、广西八达寨、邓横寨等地亦纷纷实现改土归流。

　　2.土司主动请求改流。这种情况出现大多发生在湖北、湖南地区，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土司大多接近于内地，受到汉族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为深远，雍正年间在西南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对当地土司具有极大的触动。面临清廷果断的态度及严峻形势，大部分土司纷纷要求主动改为流官。1727年，“宣慰使彭肇槐纳土，请归祖籍江西”，清廷顺势改永顺司为永顺府。1728年，南渭州土知州彭宗和、上溪州土知州张汉儒纳土，施溶州土知州田永丰纳土，麦著峒、田家峒等长官皆纳土，清廷将其地划入龙山县。

　　3.仇杀、纷争而改流。土司之间的仇杀纷争，往往是清廷改土归流的重要因素。地方性的土司仇杀不仅影响当地人民生活的安定，更是中央控制力不足的体现。为此，清政府对于彼此之间仇杀严重，且调解无效的土司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改土归流。1726年，湖南桑植因土司向国栋常年与荣美、茅冈、永顺等地土司仇杀被改为桑植流官县，隶属永顺府。广西上林土司也因为相互仇杀，被改为流官。

　　1731年，大规模改土归流宣告结束，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基本上完成了清廷预期的改流任务，整个西南地区大部分土司皆改制为流官，先后招讨平抚贵州苗瑶寨2000余、收缴广西土司印信及军器2000余件，在云南地区，澜沧江以东地区普遍设立了知府流官，湖北、湖南一带大部分土司皆“纳土”。有史料载“自(雍正)四年至九年，蛮悉改土归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至此，自元以来困扰着中央王朝的西南边疆的土司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四、改土归流对西南地区疆域意识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对于西南地区的疆域意识并不强烈，真正开始意识到其重要战略地位的是元朝。元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采取了迂回包抄战术，先夺下云南，取得云南各部土司的支持后，最后完成了全国统一的霸业。正基于此，对于云南的经略元代格外重视。此后的明清统治者同样意识到，在和西北游牧民族的对峙中，一旦西南地区失守，那么中原地区就会处于游牧民族的半月型包围之中，且西部边疆由于地理原因，古代传统进入西南的道路，是从四川穿越青藏高原的东缘进入，而这条传统道路，很容易被游牧民族所切断，而一旦截断这条西南命脉，那么整个西南便会不攻自破。因此，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着中原地区及中央王朝的生死存亡。

　　清朝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对西南地区的经略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因为云南地区的问题“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由于清代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满清贵族通过武力统一建立起来的统治地位，在边疆地区并不稳固。清初国力有限，加之战事频繁，在对西南地区势力的控制上便难有作为，导致了其势力不断膨胀。如清初“三藩”之乱，便是从云南、贵州一带发轫，影响却波及全国。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清廷统治者意识到了西南地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西南地区为中原之屏障，“吐蕃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蕃侵取，又鼓动唐古特人侵犯青海，彼时既难以救援，亦不能取藏”、“藏安而西宁、青海、川滇举安”，由此可知，清廷已完全知晓西南地区在满蒙对峙中的关键战略地位。西南地区在战略地位上可以抵御康多、卫藏势力东进，对清政府是否能解决西南地区边疆的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彻底解决西南边防危机，清廷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消除西南地区土司各自为政的格局，为了实现对西南地区真正有效的控制，从而更好的抵御漠西蒙古势力对该地区的入侵，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几乎是势在必行的。

　　五、结语

　　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所面临的边疆问题都是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这种边疆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中央王朝的“疆域”观念，强化了清廷的边疆意识。大规模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彻底消除了各个土司分散割据的封闭局面，使各土司完全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交通畅通，加强了各民族人民的来往。此外，土司制度被废除后，清廷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辖，对人口进行清查、登记编册，缓和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同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