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论文发表伍尔夫小说中“有意味的形式”

　　从伍尔夫与弗莱、贝尔交往的事实联系中，可以看出，伍尔夫深受二者美学主张的影响，而他们的艺术探索与伍尔夫的小说实验彼此应和，使伍尔夫的小说创作走上了一座美学艺术之桥。她希望给小说找到一种新的技巧，它可以非常忠实地描绘出内心的真实;她同时想表明，这种真实只能是内心的。世界从属于历史，而不是从属于小说;判断从属于道德，而不是从属于小说。{2} 而作家的这一观点正是深受了贝尔的美学观的影响，认为艺术作品的形式应是激起审美情感的，而与外界事物无关。伍尔夫从“视觉”与形式的“设计”两个主要层面成功地进行了她的现代主义小说实验。

　　一、语言上的视觉实验

　　伍尔夫在小说语言的创作中，借助光、线条和色彩的描绘来烘托人物复杂的内心旋律波动，构成独特的意境和氛围。正如英国现代文学家戴维・戴希斯认为的，伍尔夫发展了一种小说类型，在这种小说里，对于各种生活经验的敏感的个人反应，能够用一种在理智上令人兴奋而美学上令人满意的方式，具体化地、模式化地表现出来。伍尔夫在自己的笔记中也曾写道：“那么，他们聚集到一起是因为他们的线条和颜色是相关的，并表达了他头脑中的一种美的见解。至于写作――我也想表达美。”{3}

　　光线的描写在伍尔夫的多部小说中大量出现，在这里本文主要分析《到灯塔去》《海浪》等小说。例如，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对光的细致描写多达十几处，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光。如自然光：日光、月光、星光、水波光等;生活用光：烛光、火柴光、灯火之光、灯塔之光等;即便是同一种光在不同的场景中、在不同的观察角度下也呈现出不同的情态。这些光线本身已成为理解小说的关键元素之一。{4}

　　同时，深受“后印象主义”画派影响的伍尔夫，在探求“有意味的形式”的创作中，模仿“后印象主义”画家们的画作特点，不可避免地使用了大量的色彩元素表现水果、餐盘、室内场景。这一特点在伍尔夫小说作品中格外突出，如短篇小说《蓝与绿》《墙上的斑点》，长篇小说《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幕间》等。通过发掘小说中的色彩元素，找寻伍尔夫在人们心灵四壁勾勒出的想象的彩色世界。

　　除了光线和色彩元素，在伍尔夫的小说中还可以轻易地找出绘画中各种常见的形状。单从《邱园记事》这一短篇小说而言，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表现了大量的形状要素，“椭圆形的花坛”、“心形抑或舌形”的树叶、蜗牛贝壳上“棕色圆形的脉络”等等。作家通过形状的处理将形态各异的景物呈现出来，进一步地说明其对于形式观的运用的多样化。

　　二、不间断的结构实验

　　在与法国画家雅克・拉弗拉讨论写作如何突破线性本质，以达到绘画之“共时性”(simultaneity)效果的时候，伍尔夫曾说过，写作的困难就在于，它不得不“以线性为其本质”――人在一个时刻只能写(或读)一件事。她透露了自己打算超越“句子的传统路线”，不理会“过去时代的虚假”的雄心，同时她正宣称自己有那个能力(或至少有那个意图)不合时宜地看待事情，去领会思考和感受的过程，就好像它们是图形那样。{5}因此，通过阅读伍尔夫的小说作品，可以探究其创作过程中的结构变革。

　　1.圆形叙述结构：《雅各的房间》《到灯塔去》发表于1922年的小说《雅各的房间》成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上的转折点。分析该小说的主要内容，最后一章中，房子门口上方公羊的颅骨与第一章中雅各在海边拣拾的羊颚骨相对应;而小说开头哥哥阿彻的呼声与小说结尾博纳米的呼声相呼应，更加强调了这一结构的特点。

　　如果说《雅各的房间》过于诗化，而《达洛威夫人》的结构过于精细，同这两部作品相比，《到灯塔去》确实是一种折中。在《达洛维夫人》创作结束后，在《到灯塔去》里，她把一位画家和一幅画搁在如此靠近文学构思之中心的位置上，并以“在那儿画下一条线，在中心”{6}的句子结束它，纳入与物理时间相应的心理时间结构，形成了一圆形结构。以“灯塔”为圆心，物理时间为外部大圆笼罩整个文本，内部嵌套一个心理时间的体系来控制文本的叙述进度，将心理时间限制于物理时间的整体性框架之内完成。

　　2.平行式结构：《达洛维夫人》《幕间》《达洛维夫人》体现出以平行线的内在勾连来保持画面的均衡与稳固的特征。作品一条线索的主人公是国会议员的妻子克拉丽莎・达洛维;另一条的主人公为“一战”老兵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一方面，两条线索平行并进，构成看似毫不相干的“两组人物”与“两个世界”的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作家又安排了以大本钟的报时声为标志的相同物理时间，以汽车抛锚和喷出广告烟雾的飞机为标志的相同地点，具有赛普蒂默斯的主治大夫与克拉丽莎的晚宴贵宾双重身份的威廉・布雷德肖爵士，以及数度出现的莎士比亚剧本《辛白林》中的台词等元素，精心建立起隐含的联系。{7}

　　伍尔夫在《幕间》中使用了“平行结构”和“复调”式结构，将同时发生的事件、声音和意识并置在读者面前以制造同时效果。《幕间》中的露天历史剧既让小说家伍尔夫过了一把戏剧家的瘾，也助她以独特的戏剧方式向戏剧致敬。

　　3.奏鸣曲式结构：《海浪》克莱夫・贝尔曾指出：

　　“艺术家所要直接解决的问题，除了‘形似’之外，还要用一个四边形、圆形或立方体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要用平衡来达到和谐或对某种不协调的现象进行调和;要获得某种节奏感。”{8}在伍尔夫小说实验的新里程碑《海浪》中，作品将这一意味着形式创新的节奏感融入小说中，形成了全新的奏鸣曲式的结构。小说中充满了六个人物的独白，但每个声音发出大小不一、高低起伏的声音，他们不是一个平等的状态，有人处于主导也有人少言寡语。六个人物中只有伯纳德的声音自始至终存在，成为作品中的最强音。小说分成九个场景，涵盖了六个人物从童年到老年的生命与精神历程。每个场景又由一段抒情引子作为开头，主要描写大海的浪涛和一座花园的变化，犹如交响乐般展开了生命历程中总的主题模式。　　走在自己别具特色的艺术之桥上，伍尔夫将小说的形式从光线、色彩、形状、结构等方面进行创新与变革。一方面，作家创作出独特的具有形式美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创作出文学性的绘画与音乐作品，最终达到了将视听盛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艺术效果。

　　三、叙述角度的多重实验

　　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曾指出，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是在形式上“明显地背离现存的文学和非文学叙述

　　模式”;在内容上“主要描写意识，涉及人类心灵的潜意识和无意识运动”。{9} 为了真实地“描写意识”，伍尔夫对叙述模式进行更新和探索，在叙事角度上采用多视角及视角的频繁转换即是她进行的重要探索之一。

　　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采用多角度叙述方式，叙述角度的变化不仅十分频繁，而且各视角之间――叙述者和人物之间，不同人物之间，作者和叙述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这就使得读者不能轻易地辨别出不同的视角。

　　另外，她在《达洛维夫人》中，娴熟而自然地展现了克拉莉莎、彼得和赛普蒂默斯等人物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思绪。不同的意识之间的交接媒体往往是外部的场景或人物的行为，其中简短的对话是常常采用的交接媒体。比如在《达洛维夫人》第一部分，克拉莉莎正在花店，突然听到汽车轮胎的爆裂声，伍尔夫只用一句“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发现前面无法通行，他听见了这句话”，故事便从克拉莉莎的内心转入到赛普蒂默斯的内心。{10}

　　伍尔夫通过自己的小说形式的实验，将各种形式，如绘画的线条色彩、音乐的结构完美融入到其作品中;同时，通过分析作品可以发现，这些新颖、华美的形式创作并不是随意堆砌的产物。形式只是内容的属性，与内容不可分离;更正确地说，它是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来观察内容本身的外化形式。巴赫金在《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中说：“我在接受作品时关注的不是词语、不是音位、不是节奏，而是连同词语、音位、节奏一起，积极地关注内容，我领悟它、体会它、完成它。……我在形式中变得积极，并通过形式于内容外部采取一种价值立场。这样一来，才第一次有可能使形式对内容的全部审美功能得以完成。”{11}

　　{1}{6}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日记选》，戴红珍、宋炳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2} 瞿世镜编选：《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3} [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4} 冯伟：《生命中的美丽瞬间――试析弗・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的绘画元素》，《国外文学》2004年第1期，第91页。

　　{5} [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7} 杨莉馨：《尼莎拥有我渴望的一切――论贝尔绘画艺术对伍尔夫创作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32页。

　　{8} 段艳丽：《〈雅各的房间〉：有意味的形式》，《名作欣赏》2009年第12期，第115页。

　　{9} [英]戴维・洛奇：《现代主义小说的语言：隐喻和转喻》，陈先荣译，载《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50页。